性善由来

孔子曰性相近，承认有人性，但未说人性是什么。

孟子说,人性善。《孟子·告子上》中，孟子提出 “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则；民之秉彝也，好是懿德。” 等观点，

翻译：孟子说：“水的确无所谓向东流向西流，但是，也无所谓向上流向下流吗？人性向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人性没有不善良的，水没有不向低处流的。当然，如果水受拍打而飞溅起来，能使它高过额头；加压迫使它倒行，能使它流上山岗。这难道是水的本性吗？形势迫使它如此的。人的可以迫使他做坏事，本性的改变也像这样。”

解析：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孟子的雄辩风范。随口接过论敌的论据而加以发挥，以水为喻就以水为喻。就好比我们格斗时说，你用刀咱们就用刀，你用枪咱们就用枪。欲擒故纵，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平？”一语杀入穴道，只需要轻轻一转，其论证便坚不可移，使读者读来，不得不束手就擒。于是，我们便都是性善论者了。

只不过，当我们放下书本而面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邪恶时，的确又会发出疑问：人性真如孟老夫子所描述的那般善良，那般纯洁得一尘不染吗？这种时候，我们即便不会成为荀子“性恶论”的信徒，多半也会同意告子的观点了罢：“人性之无分于善不时， 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三字经》又提出 人之初，性本善的观点

和荀子的人性本恶论，荀子的无所谓善恶论一直争论至今。

何为人性

儒家是一个完整的哲学系统，以人性论为其核心，上承天命观，下启伦理学与各种应用哲学。《中庸》开宗明义肯定这一系统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此中理解之关键在于：“何谓人性?”

关于“何谓人性”一问题，古今各家各派言人人殊，难求共识。儒家的看法呢?论者常以“性善”或“人性本善”答之：这若不是用词不当，就是欠缺考虑，不然竟是不负责任了。任何哲学理论皆须兼顾三条件：基于经验观察，合乎理性反省，指示理想途径。而“人性本善”岂能漠视人类与个人的罪行恶迹，岂能合理说明人在面对善恶时之挣扎，又岂能昭示人群行善避恶之必要与人生幸福之所依?

因此，儒家（指古典儒家，主要包括《论语》、《孟子》、《荀子》、《易传》、《中庸》五书）对于人性的看法是“人性向善论”。以下依次说明：何谓人性向善?其正确性，亦即符合儒家原典的程度，如何?以及就其适用性而言，能否对实际人生产生启发作用，甚至对现代化发生一定的助力?

人性向善

谈到人性，立即面临一个明显的诡辩，就是：一方面人有共同的本性，另一方面这个本性又难以掌握，因为它显示为一种趋向。以下略作说明。

我们对于人类以外的天下万物，都可以问：“它是什么?”因为万物不论是具有物质，具有生命，或具有意识，如矿物、植物或动物，都有明确的“本质”，可以让人清楚理解。唯独对于人，不能询问：“人是什么”因为人的意识达到反省阶段，展现自我意识，可以以自我为中心，从事自由的选择。人的选择构成了人的内涵，因此若由先天界定“人是什么”并无多大意义。如果询问：“人是什么?”就等于在隐然中假定人与万物无异，是某种具有固定不移的本质的东西。这样问，完全忽略了人的特性正在于人的自由，可以选择“成为”这样或那样的人。换言之，我们只能对人询问：“人能够成为什么?”

其次，人性在于“能够成为”的动态变化中，亦即在于自由选择的能力中，但是这种自由选择不是没有方向，没有目标的。人的自由不是盲目任意、为所欲为的，而是以“良知”之“安不安”与“忍不忍”作为引线的。那么，什么是“良知”?良知不能离开人的行动来孤立地加以理解。你不行动则已，你一行动则良知随之表现或强或弱、或明或暗的反应。人的行动中，有部分与良知无关，如出自生物本能的需要之满足，饿了要吃，困了要睡；我们无法从这一类行动看出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但是，除此之外的行动，则大多生于自由抉择，结果则或是符合良知或是背离良知。我们经常在判断别人，也在判断自己；我们常为某些人的行为觉得遗憾，也常为自己的行为觉得后悔。我们当然也有欢欣快乐的时候，但是真正的满足往往并非得之于外，而是得之于内的。

因此，“人能够成为什么?”对这个问题的省思已经告诉我们：人性是一种趋向，是开放的、动态的，是等待被实现的潜能。趋向什么呢?趋向于“善”。前面说过，人性的趋向受到良知指示，现在又说人性是趋向于善；那么，良知与善有何关系?它们若是同一，则无异于说人性本善，并且难脱循环互证之嫌。它们若有别异，又当如何理解?

首先，良知不宜以善恶规定，因为良知只是人所特有的高级本能，无所谓善恶，但是却在一直发生“安不安”与“忍不忍”，由此而对各种实存处境提出因应之要求。这种要求则与善有关，是为“善端”。但是什么是“善”？简单说来，“善”是两个主体之间适当关系之满全。若无“两个主体”（引申至多数主体），则无善可言，譬如漂流到荒岛上的鲁宾逊就无善可行亦无恶可避；若“适当关系”不明，搞不清楚两者之间是父子还是兄弟还是朋友，又岂能谈应该如何；若未能“满全”，则是一种缺乏与遗憾，由此滋生“恶”。如果对于“善端”旦旦而伐之，则恶行积累，习为自然，非谓人性有恶。良知可以被遮蔽、扭曲、模糊，但绝不会消失；只须给它机会，仍旧会发出呼声。但是终究有些人冥顽不灵，无动于衷，这时谓其“非人”可也，把他们排斥于人类之外，而保障了“人”的界说之普遍有效。

如此定义之“善”，已超出人性本善论的窠臼。换言之，善之动力与要求是来自内在良知的，但是善之内容与判断准则必须兼顾外在处境，如参考每一传统的既成规范，如礼乐制度。孔子强调学习，立于礼乐，正因为礼乐是成就善行的条件。无礼乐，则人与人之间的适当关系无从定位，行善的内在动力亦无由实现。礼乐是外在的规范，亦是相对的，会随着时代而兴革损益，因此必须时时以内在的动力去贞定之。但是若无礼乐，则民无所措其手足，更谈不上实现人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