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关系共11人

人物生平

早年时期

同治七年十一月三十日（1869年1月12日），章太炎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章太炎起初跟从外祖父朱有虔（左卿）学习，自称：“余十一岁时，外祖朱左卿授余读经，偶读蒋氏《东华录》曾静案，外祖谓：‘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余问：‘前人有谈此语否？’外祖曰：‘王船山、顾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为甚。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余曰：‘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外祖曰：‘今不必作此论，若果李闯得明天下，闯虽不善，其子孙未必皆不善，惟今不必作此论耳。’余之革命思想伏根于此。”

光绪十六年（1890年），章太炎到杭州诂经精舍学习，诂经精舍的主持人是俞樾，俞樾是从顾炎武、戴震、王念孙、王引之等一脉相承下来的清代著名朴学大师，撰有《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校正群经，诸子句读，审定文义，并分析其特殊文法与修辞，治学方法缜密，章太炎受其影响，埋头研究学问，前后一共有八年之久，期间章太炎收获颇大。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被日本侵略者打败，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刺激下，章太炎毅然走出书斋，听到康有为设立强学会，“寄会费银十六圆入会”。并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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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年末辞别俞樾，来到上海，担任《时务报》编务。章太炎当时的办报主张是“驰骋百家”，“引古鉴今”，“证今则不为巵言，陈古则不触时忌”。他在《时务报》任职不久，文章也只发表《论亚洲宜自为唇齿》和《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两篇。他认为凡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技，都可以被中国所借鉴，并且可以作为改变成法的参考，例如举办“有益于黄人”的学会。应该“修内政”，行“新制度”，不能“惟旧章之守”，而须“发愤为天下雄”。他认为“变郊号，柴社稷，谓之革命；礼秀民，聚俊才，谓之革政。”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应该“以革政挽革命”，亦即实施政治改革。与此同时，章太炎又编撰《经世报》、《实学报》和《译书公会报》。还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上书李鸿章，企求他能把握世界的潮流实行改革。也曾跑到武昌，帮助张之洞办《正学报》，幻想借助他的实力推动维新变法。不久，维新派推动的百日维新夭折，章太炎避地台湾。他对戊戌六君子的惨遭杀戮深表愤慨；对康有为“内不容于谗构”而“见诋于俗儒乡愿者”为之解脱；对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专制骄横极为仇恨，“讨之犹可，况数其罪乎？”经历维新新政的破灭，他的“革政”思想较前又有发展。

鼓吹革命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夏天，章太炎东渡日本，在京都、东京等地为反清做准备，并与梁启超等人修好，之后返回上海参与《亚东时报》编务工作。此时章太炎的排满观和古文经立场日益明确，在苏州出版了其著作《訄书》的第一版，由梁启超题签。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侵华等相继发生，慈禧太后等顽固派的卖国原形暴露无遗，章太炎受到极大震动，从维新梦中醒来。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议会上，他激烈反对改良派提出的“一面排满，一面勤王”的模糊口号，“宣言脱社，割辫与绝”，撰《解辫发》以明志。对过去设想的“客帝”、“分镇”也进行了纠正，说是“余自戊、己违难，与尊清者游而作《客帝》，饰苟且之心，弃本崇教，其违于形势远矣”。进而提出：“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陪隶已矣。”接着，章太炎树起反清的旗帜，开始向改良派展开斗争。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章太炎在东京《国民报》发表《正仇满论》，尖锐批判梁启超：“梁子所悲痛者，革命耳；所悲痛于革命，而思以宪法易之者，为其圣明之主耳。”

光绪二十八年正月（1902年2月），章太炎再次被追捕，流亡日本。初住横滨，后入东京，和孙中山结识，他们共同商讨推翻清朝之后的典章制度和中国的土地赋税以至建都问题，《訄书》重印本《相宅》和《定版籍》中，就记录了他俩当时的讨论情况。6月，章太炎返回祖国，为上海广智书局修改他的译文，曾译述日本岸本能武太所著《社会学》。他还修改了《訄书》，并立下了编修《中国通史》的志向，认为“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

光绪二十九年二月（1903年3月），章太炎到中国教育会赞助成立的上海爱国社任教。这时，抗法拒俄运动展开，革命形势发展，而康有为却发表了《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和《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反对革命党公开攻击满族统治者，以为立宪可以避免革命造成的惨剧，鼓吹光绪帝复辟。章太炎看到后，公开批驳康有为，指出康有为所谓的“满汉不分，君民同治”，实际上是“屈心忍志以处奴隶之地”。光绪帝只是“未辨菽麦”的“小丑”，他当初赞成变法，不过是“保吾权位”，如果一旦复辟，必然将中国引向灭亡。章太炎赞美革命：“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他又为邹容《革命军》撰序，说是“夫中国吞噬于逆胡二百六十年矣，宰割之酷，诈暴之工，人人所身受，当无不昌言革命”。

革命讲学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出狱，中国同盟会派员至沪迎章太炎赴日。他在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主编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他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演说，述“平生的历史与近日办事的方法”，认为最紧要的是：“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他说：“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之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之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认为“古事古迹，都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章太炎在《民报》上发表了不少政论，基本上是宣扬同盟会的革命纲领的。在《民报一周年纪念会祝辞》中强调：“扫除腥羶，建立民国。”《民报一周年纪念会演说辞》说：“革命大事，不怕不成；中华民国，不怕不立。”由章太炎手撰，以“军政府”名义发表的《讨满洲檄》，更明确指出：“自盟而后，为扫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有谕此盟，四万万人共击之。”

章太炎在论文中强调革命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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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建设，认为“优于私德者亦必优于公德，薄于私德者亦必薄于公德。而无道德者之不能革命，较然明矣”。指出革命者必须“确固坚厉，重然诺，轻死生”，应该做到“知耻”、“重厚”、“耿介”、“必信”，要有“革命之道德”。章太炎在论文中深刻揭露改良派“竞名死利”、“志在千禄”的丑态。并说：“夫其所操技术，岂谓上足以给当世之用，下足以成一家之言耶？汗漫之策论，不可以为成文之法；杂博之记诵，不可以当说经之诂；单篇之文笔，不可以承儒、墨之流；匿采之华辞，不可以备瞽蒙之颂；淫哇之赋咏，不可以瞻国政之违。既失其末，而又不得其本，视经方陶冶之流，犹尚弗及，亦曰以是哗世取宠而已”。指出改良派的“谋立宪”，只能使“豪民得志，苞苴横流，朝有党援，吏依门户，士习嚣竞，民苦骚烦”，表示坚决反对。他还在《民报》上刊发别人批驳《新民丛报》的文章。章太炎在《民报》上发表的文章，大都针锋相对，文字锐利，“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