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关系共5人

人物生平

早期经历

薛福成

道光十八年（1838年）4月12日，薛福成出生在无锡宾雁里一个书香门第。父亲薛湘，本以举人身份充任官学教谕十二年，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因得中进士，便到镇江当府学教授。薛湘特别擅长八股文的写作，其文章风格独特，时人称“薛调”，颇受八股文士们的推重，曾国藩、李鸿章自称他们能在科场上告捷，颇得益于薛湘的文章。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薛湘又考中进士，名列二甲七十一名3。任镇江府学教授，后升任湖南安福县令。薛福成的母亲顾氏，因丈夫长年在外，便担当起家庭的重任，她操持家政，孝敬公婆，爱护子女，善待邻里，是位典型的贤妻良母。薛福成六岁就进私塾读书，启蒙教师是八十多岁的顾洪生4。放学回家，母亲总要督促功课，不论风雨寒暑，总要学习到半夜。道光三十年（1850年），薛福成全家都到了镇江，与父亲团聚，12岁的薛福成便在镇江府学署苦读八股文章。年幼的他对鸦片战争后的世易时移毫无知悉，心中的梦想就是中秀才、成举人、中进士、点翰林，在科举道路上不断拼搏。第二年，父亲离开镇江到湖南安福县任县令，薛福成和母亲、姐姐、哥哥、弟弟又回到无锡家乡。

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爆发，势力旋即伸向长江流域，咸丰三年（1853年）占领南京，清廷满朝震惊，也震惊了埋头八股的薛福成，薛福成惊悟到自己没有生长在歌舞升平的盛世，而是遇上了天崩地坼的乱世。咸丰六年（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开始在广州和沿海各地逞凶肆虐，清军对此束手无策，内忧兼外患，更使薛福成惊心动魄。这时，面对着内忧外患的局势，在社会上掀起一股讲救经世实学的新风，薛福成的心扉在这清新的风吹拂下，慨然立志，决定为斤斤计较未来科举道路上的成败得失，致力于研究经世实学，以备国家有朝一日用人之需。于是，他一方面准备考试，另一方面研究中国两千年来成败兴废的原因，研究兵法、战阵、天文、阴阳、地理形势。咸丰八年（1858年）春，他与弟弟薛福保双双考中秀才，不久，在北京任工部员外郎的大哥薛福辰回无锡探亲，薛福成便与薛福辰一起到湖南看望父亲，不料他们到湖南不久，父亲因病去世，兄弟俩忙着处理父亲的后事。由于父亲在县令任上经手的账目不很清楚，薛福成弟兄为了清理父亲在任上拖欠的公款不得不在湖南盘桓了很长一段时间5。

咸丰十年（1860年）春，薛福成兄弟还没把事情办完，就得到了江南大营崩溃及太平军挥戈直下苏、常地区的消息。兄弟俩担心无锡家中出事，只得匆忙赶回家乡。一路上战火遍地，危机重重，这时无锡已为太平叛军占领，母亲带着家人已离乡逃难，伯母一家则死于变乱。长兄薛福辰又被太平军抓住，由于太平军不清楚他的身份，才被释放出来。后来兄弟俩渡过长江，赶到苏北宝应的东乡才找到了离散的家人。父亲病死，家庭遭难，接二连三的变故使薛福成真正感受了社会动荡乱离之苦。同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攻入北京城，咸丰帝仓皇逃出皇宫，奔往热河，奕訢与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深重的困难，使薛福成忧心如焚。薛福成更觉得必须读书砺志，具备真才实学，以便挽回那令人震眩的时变。从此，他更加注意古今理乱得失的关键，并通过上京赶考和远游开封等地的机会，了解民间疾苦，考察社会积弊。然而，薛福成把精力放在经世实学上，科举考试中就经常失利5。

栖身曾幕

薛福成无锡故居“钦使第”

同治四年（1865年），机遇终于降临到薛福成的头上。同年夏天，清廷鉴于在镇压农民起义队伍捻军的过程中连连失利，主持剿捻的名将僧格林沁亦被捻军击毙，便命刚刚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两江总督曾国藩指挥湘军北上剿捻。曾国藩是向西方学习船坚炮利的洋务派的代表人物，被朝野视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

曾国藩善于结纳人才，很多人也想依附于他的门下，所以他的幕府里聚集了一批在当时颇有声望的贤士。曾国藩率军北上剿捻，沿途遍贴了招纳贤才的榜文。薛福成十分钦慕曾国藩，认为这是一个投奔他的极好的机会，于是将自己多年来社会问题的思考与解决社会危机的办法细细道来，写下了一万多字的《上曾侯书》，集中写成了“养人才、广垦田、兴屯政、治捻寇、澄吏治、厚民生、筹海防、挽时变”的八条对策。6月28日，当曾国藩的座船沿运河途经宝应时，他由大哥薛福辰陪同，冒着风雨谒见曾国藩，将万言书恭恭敬敬地递上去。曾国藩读了他的上书，赞赏不已，觉得薛福成文章长于论事，日后有望成一家之言，便对周围人大讲薛福成他日当有造就，并立即延揽薛福成为自己的幕僚。从此薛福成跟着曾国藩走南闯北，与一群才华横溢胸怀大志的幕僚朝夕晤谈。曾国藩酷爱围棋，每日清晨，都要请有相同嗜好的薛福成与之对弈，不但切磋棋艺，更注意交流对诸如“兵事、饷事、吏事、文事”等军国大计的种种设想。

七年下来，因为薛福成有“劳绩”、“军功”，他又得到曾国藩的保荐，成为头戴玻璃顶子、身穿八蟒五蟒袍的五品候补同知（候补知州，不是实职）。薛福成觉得，当今世务不外“兵事、饷事、吏事、文事”，他们这些幕僚，虽然专司文事，其实要总揽全局，无所不晓。就像导水，幕府是众流汇集的所在，又像耕田，幕府是播种育秧的地区，在幕府中确实能够造就出经世治国的人才。经过这些年曾国藩的点拨和同僚间的切磋，加上自己的砥砺，薛福成相信早就精通“文事”的自己已能望负“兵事、饷事、吏事”，他希望自己能像多年来一批一批膺获朝廷大用的同僚那样，跨出幕府，谋求实职，担任重任，去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然而同治十一年（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在南京病死，幕僚们各奔东西，薛福成因资历尚浅，也没有显示过人的才学，又没有靠山，所以未被朝廷录用。这样，薛福成只能将一腔抱负暂且收起，在帮助曾国藩的长子料理完丧事后，便雇了两辆马车，载着自己珍爱的书籍和文稿，径向苏州驶去。

薛福成途经故乡无锡，也过门不入，匆匆抵达苏州书局任职，操持笔耕生涯。应诏陈言运筹北洋李幕薛福成不得意到了苏州，但仍然关注社会。他发现昔称“人间天堂”的苏州周围地区如今已十室九空，百物昂贵，生计维艰。他了解到全国各地疮痍满目，人民生活较之苏州更是困苦不堪。他忧心忡忡地看到中国海陆边疆已是强敌逼境。他不禁惊呼：“呜呼，中国不图自强，何以善其后！”薛福成觉得，在这剧变时代，必须讲求变革，兴办洋务，向西方学习自强之术，薛福成认为直到如今，朝廷仍旧一味因循守旧，强调什么“政事非成例不能行”，“人才非资格不能进”，士大夫们还是在八股、试帖、小楷上耗费时日，用非所用，一味到有人讲求洋务，便大惊小怪，以为是狂人狂言，群起而攻之。长此下去，外国日强，中国日弱，后果不堪设想了。薛福成希望朝廷不遗余力兴办洋务，自强求富。然而，像他这样没有实职的五品微员，是没有向朝廷上书言事的资格的。薛福成在耐心等待合适的时机。

应诏进言

同治十三年（1874年）底，同治帝病故，四岁的光绪帝载湉登基。按照官场的规定，薛福成在次年春天从苏州前往北京晋谒新皇帝，路过山东济南，便去看望在山东巡抚丁宝桢处当幕僚的弟弟薛福保。在这，薛福成从邸钞上读到了一份“懿旨”，引起他的注意。这是在同治皇帝死后，垂帘听政的东西两宫皇太后为了在帝王更替时期稳住政局，以两宫名义颁布的区别于皇帝名义颁布的谕旨的“懿旨”，懿旨决定广开言路，谕令朝廷内外大小官员向朝廷建言，以便供朝廷采摘实施。

薛福成大为振奋，遂应诏陈言，挥笔疾书，将自己为补救时弊、变通旧法的对策，概括成“治平六策”和“海防密议十条”，然后将这洋洋洒洒的万言书请丁宝桢转呈。标题是：应诏陈言疏。薛福成提出的“治平六策”为养贤才、肃吏治、恤民隐、筹海运、练军实、裕财用，即培养人才，整肃吏治、减轻百姓负担、修浚运河、训练精壮步兵和拔擢轮船将才、倡廉崇俭理财节流。这六策是整顿内政。“海防密议十条”为择交宜审、储才宜豫、制器宜精、造船宜讲、商情宜恤、茶政宜理、开矿宜筹、水师宜练、铁甲船宜购和条约诸书宜颁发州县。这十条密议讲的是洋务，是效法西方的“自强之道”，归纳起来，主要有五方面的内容，即改善外交工作、培养新式人才、重视科学技术、加强海军力量、发展商业、矿业。薛福成的陈言疏，字字意新而确，笔达而圆，事事从浅处、显处着笔，洋洋洒洒、浩浩落落、易晓易行。它在朝廷影响极大，两宫太后面谕军机大臣将陈言疏发给各衙门商议。它也在全国各地力求变革的进步人士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争相传抄，成为一时议论的热点6。

而薛福成也一夜知名，洋务派领袖、直隶总督李鸿章立即延请他加入幕府，薛福成从此成为李鸿章的智囊人物，给李鸿章出谋划策。在这段长达10年的北洋李幕中，薛福成十分活跃，帮助李鸿章处理了不少棘手的事情，最值得一提的是处理总海防司一职之争6。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英国为了保证获得中方赔款，强迫中国答应由英国人担任总税务司来管理海关，控制关税。光绪五年（1879年），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装出热心为中国办事的模样，一再给清廷上有关筹建海军的条陈，其目的是要控制中国的海军。清政府认为如能用英国人掌管海军，或许会杜绝日本等国的欺负，而且利用英国的力量，也能将海军迅速筹建起来。因此决定让赫德兼任总海防司，负责添购舰艇、选用洋将，总管中国的海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