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是明代嘉靖时期确立的赋税及徭役制度，由桂萼在嘉靖十年（1530年）提出，之后由张居正于万历九年（1581年）推广到全国1。
一条鞭法规定：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该制度大大简化了税制，方便征收税款，同时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进而增加了财政收入。 一条鞭法上承唐代的两税法，下启清代的摊丁入亩，是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一次社会变革2。
一条鞭法的优点在于解决逃役问题，为赋税制度提供新模式，促进货币化纳税，扩大货币流通的范围，削弱人身依附关系，使商贩和工匠获得人身自由，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该制度的缺点是带有强烈的江南地域色彩，会产生额外增派、银两熔铸的火耗、银贵谷贱等问题1。
一条鞭法的推行既是明代社会矛盾激化的被动之举，也是中国封建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主动选择1。随着该制度的实施，促进了“万历中兴”的形成2。
事件背景
中国明代徭役原有里甲正役、均徭和杂泛差役。其中以里甲为主干，以户为基本单位，户又按丁粮多寡分为三等九则，作为编征差徭的依据。丁指十六至六十岁的合龄男丁，粮指田赋。粮之多寡取决于地亩，因而徭役之中也包含有一部分地亩税。这种徭役制的实行，以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广泛存在及地权相对稳定为条件。但随着时间的变迁，尤其是到了明朝后期，明初所制定的徭役赋税制度已然被破坏殆尽。
首先，随着明代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土地日益资本化，土地兼并也逐渐加剧，地主豪强，勾结官府，强占农民的土地，并运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逃避相应的赋税。加上明朝中后期，宦官掌权，操纵朝政，卖官鬻爵和贪污腐败现象十分严重。为了迎合爱财的宦官，各地官员拼命搜刮民脂民膏。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侵蚀了税基，造成了国家赋税急剧减少。
其次，朝廷开支逐步加大，财政十分困难。皇室、宗室奢侈腐化的巨额开支，国家机构中繁冗官员的俸禄，用于抵御浙江、福建倭寇和北方少数民族俺答侵扰的庞大军费支出等，使得当时的财政入不敷出。
再次，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商品交易货币化程度的提高，使得古代中央集权体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力被削弱。不少农民弃农从商，促进了明朝手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商品经济向前迈进，而商品经济的繁荣带动了白银货币的流通。白银的广泛使用为“一条鞭法”实施折银征收提供了有利条件。
最后，明代万历之前，江南实行的征一法，江西的鼠尾册，东南出现的十段锦法，浙江、广东出现的均平银，福建出现的纲银法，都具有徭役折银向田亩转移的内容。这些改革虽然只在部分地区实行却为一条鞭法的提出积累了经验。
明政府为解脱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而改弦更张是一条鞭法产生的直接原因，而明代商品经济的日益活跃和封建徭役经济的衰落、解体则为其产生准备了基本的但也是决定性的物质条件。
事件经过
首次提出
嘉靖九年（1530），户部尚书梁材根据桂萼关于“编审徭役”的奏疏，提出革除赋役弊病的方案：“合将十甲丁粮总于一里，各里丁粮总于一州一县，各州县丁粮总于一府，各府丁粮总于一布政司。而布政司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内量除优免之数，每粮一石编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斟酌繁简，通融科派，造定册籍”。嘉靖十年（1531），御史傅汉臣把这种“通计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的方法称为“一条编法”，也即后来的“一条鞭法”。
开始试行
实行较早的首推赋役繁重的南直隶（约今江苏、安徽）和浙江省，其次为江西、福建、广东和广西，但这时也只限于某些府、州、县，并未普遍实行。由于赋役改革触及官绅地主的经济利益，阻力较大，在开始时期进展较慢，由嘉靖四十年至穆宗隆庆（1567～1572）的十多年间始逐渐推广4。
推行全国
张居正在万历六年（1578）下令清丈全国土地，清查溢额脱漏，并限三年完成。结果国家掌握的田亩数达七百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时征税田额增三百万顷。在这个基础上，于万历九年（1581）采用一条鞭法，作为全国通行的制度。
鞭外加派
一条鞭法推行全国不久，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死后，一条鞭法失去了最有力的支持者。更兼之后官场腐败更加严重，诸弊丛生。最严重的便是明朝末年的“三饷”加派。上行下效，“三饷”之外，鸭饷、牛饷、禾虫等饷也堂而皇之的出现。至此，一条鞭法破坏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