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演变

公娼制度

1872年10月2日，明治政府公布“解放艺妓娼妓令”，宣布严禁人身买卖，废除传统的游廓制度。作为其配套措施，翌年12月，公布“贷座敷渡世规则”和“娼妓渡世规则”，将所谓基于本人意愿的娼妓集中于“贷座敷”，并形成整套接受健康检查、领取营业执照、交纳税金的完整制度，奠定了近代意义上日本公娼制度的基本框架。2

1888年，日本陆军编成师团制，中日甲午战争后扩张至12个师团，日俄战争后膨胀至18个师团。这些师团和步兵联队的所在地，均在短时期内发展成为军事要都。在这些军事要都，军队为解决将士的性欲排泄问题，在幕后积极推动游廓的建设；地方政府面对性交易带来的财源，积极招请。在日本国内，伴随着军队设施的扩充，在军队的驻地周围，妓楼如影相随。在大规模战争的背景下，防止性病泛滥及强化军队管理等“内在”需要，成为军队与公娼制度“联姻”的巨大推力，为日后慰安妇制度的形成，提供可操作的“模板”。2

1905年4月，“日本花柳病预防会”成立。1910年，日本制定《行政执行法》和《娼妓取缔规则》，将私娼纳入管制对象，对其展开强制性的性病检查。同年7月，日本政府专门制定法规，要求各地设立专门的性病医院，并出资遣送染病的公娼入院接受治疗。1927年3月25日，日本贵族院批准《花柳病预防法》，并于1928年9月1日起开始部分实施。日本近代公娼制度的确立和发展，确保了国家参与性管理、独占女性性交易之特权。2

女性贩卖网络

东亚地区女性人身贩卖网络的形成，能够在战争爆发之后的短时期内，迅速构筑起“慰安妇”的庞大供应体系。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以九州西部和北部的天草、岛原半岛为中心，大批日本年轻女性漂洋过海，到海外卖淫谋生，足迹遍及世界各地。粗略对其分布地域进行划分，除日本殖民地和实际占有地朝鲜、台湾地区、满洲（中国东北地区）之外，规模较大的聚集地区，还包括东南亚（南洋地区）、西伯利亚、中国大陆、香港、北美洲等地，形成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席卷全球的卖淫人口大移动。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海外“南洋姐”的官方统计数字是30791人，其中至满洲和夏威夷的约有20000人。2

日本近代公娼制度的海外殖民地移植，为这一网络的最终确立奠定基石。日本在势力范围地区建造妓院和料理屋，导入以日本“内地”公娼制度为模本的卖淫管理制度，规模较大的包括“满洲”地区、朝鲜半岛、台湾地区等。以“满洲”地区为例，1905年6月，日本在大连设立“关东州民政署”，并于1905年秋至1906年初，颁布一系列管理卖淫业的法规，其强制性的梅毒检查、游廓地域的指定、卖淫年龄的限制、征税等做法，与日本“内地”的制度无异。2

由此，近代日本公娼制度的基本框架，被复刻移植到关东州。1906年9月1日，日本设立关东都督府，关东州民政署颁布的上述法规、法令，被全盘继承下来。随后日本在经营“满洲”过程中，逐步整理、统一各地军政署的各种卖淫管理条例，颁布统一的《艺妓酌妇及雇妇女取缔规则》《娼妓取缔规则》《贷座敷取缔规则》及《娼妓健康诊断施行细则》等，这些法规、法令，作为日本国家权力管理“满洲”卖淫业的重要一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

慰安妇

日本近代公娼制度在朝鲜半岛的移植，与“满洲”地区相似。1876年通过《江华岛条约》，日本逼迫朝鲜开放釜山、元山，日本卖淫业者开始登陆营业。1881年，针对在朝鲜卖淫的日本娼妓，日本仿造国内的做法，在朝鲜颁布《贷座敷及艺妓娼妓营业规则》，将发放“营业执照”的权限授予日本总领事馆。日俄战争结束之后，朝鲜沦为日本事实上的“保护国”。各居留地的理事厅从1906年 6月至1910年4月，以理事厅令的形式，颁布了《艺妓及酌妇取缔令》和《料理店饮食店取缔令》，主要以日本人居留地为中心，逐步将公娼制度渗透到朝鲜社会。1910年8月，通过“日韩合并”，朝鲜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此后的卖淫取缔的管理权限，由理事厅移交警务总监部和各道的警务部长。1916年3月31日，日本殖民当局公布警务总监部令第4号《贷座敷娼妓取缔规则》（同年5月1日实施），由此，公权力认可的卖淫仅限于贷座敷的娼妓，与料理屋、饮食店等明确区分，防止艺妓、酌妇等变相卖淫。通过这一取缔规则，将朝鲜人经营者和风尘女性全部纳入管理范畴，实现在朝鲜半岛性国家管理的全面掌控。殖民地朝鲜公娼制度的统一实施，意味着以法的形式正式在朝鲜半岛确立起公娼制度。2

公娼制度引入殖民地支配之下的东亚地区，令日本式的性管理模式迅速扩张。日俄战争之后，伴随着经济上的掠夺和政治上的压制，大量殖民地女性被卷入这一体系之中。以朝鲜半岛为例，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界，朝鲜卖春体系趋于完成，与日本内地具有同样性风俗意识和风尘女性供应体系，并在朝鲜社会扎根。至1929年，朝鲜半岛的朝鲜人娼妓数量，首次超过同地区的日本人娼妓。2

“满洲”地区出现朝鲜人娼妓，可追溯至1910年代中叶，她们以关东州和“满铁”沿线地域为据点，逐步蔓延，1910年代末直达“北满”地区。1920年代初期，经由“满洲”和沿海州，朝鲜半岛风尘女性出现在萨哈林地区。1920 年代初，又开始前往台湾，根据1930年的统计，在调查台湾地区娼妓的出生地时，发现来自朝鲜半岛的女性居多。另外，1920年代在上海、青岛、济南、汉口、天津等中国内地城市，也出现不少朝鲜人娼妓。2

军队参与

初期的对外战争（中日甲午战争、镇压义和团运动、日俄战争等），均在短期内迅速结束，日本军队没有足够时间管理风尘女性，对如何解决将士的性欲发泄问题，也并未提上日程。限于交通条件及安全等的考虑，当时的风尘女性单枪匹马前往战场的现象较为少见，一般由妓楼的经营者带队，在战场附近开设类似日本国内游廓的“慰安”场所。2

1918年8月，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武装干涉俄国革命，至1925年5月撤出库页岛，历时近7年，出动兵力最多时达73000人。在这场战争中，日本军队内部性病流行。据不完全统计，约有10%至20%的日军官兵染上性病，总数达12000人，因性病减员的人数，远多于伤亡人数。针对这种局面，日本军队采取一些应对措施。2

慰安妇

西伯利亚出兵期间日本军队内部的性病泛滥，迫使日本军方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在这种形势之下，军队及按照军队意向运作的国家行政机构，开始作为主体走上前台，从风尘女的征募、配置到管理，予以全面介入。2

日俄战争时期，作为战场的“满洲”地区，涌入大批日本内地娼妓。为应对这一局面，营口军政署开始实施征税和梅毒检查。1905年3月，营口军政署制定《旅舍料理屋下婢取缔规则》，在第7条中，明确规定：下婢（绝大部分就是面向军队卖淫的娼妓）必须遵从军政署的规定接受健康检查，不得拒绝。营口军政署还设置“妇人病院”，对患性病的“下婢”强制遣送病院。辽阳军政署为防止性病的泛滥，也直接运营附属机构日本妇人病院。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