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沿革

修建目的

修筑明长城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御北方蒙古游牧民族统治者的骚扰。明朝自始至终对北方防务的建设非常重视。长城、关隘、墩堡的修筑工程，在明朝的 270多年中几乎没有中断过，逐步形成了“九边”分区防守，分段管理和修筑长城的制度。据《明史?兵志》记载，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治府驻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明长城对于明朝政权的巩固，北部地区农牧业生产的安定，国家的安全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在防务布局上采取列镇屯兵，分区防守。在修筑工程上采取分区、分片、分段包修。如1952年在居庸关、八达岭城墙上发现的明万历十年（1582年）的石碑上就记载着长城的包修办法。

明长城的九镇（九边） 明朝为了便于对长城全线的防务管理和修筑，将全线分为九镇。委派总兵（亦称镇守）官统辖，亦称之为九边重镇。明代九边防务就是个筛子，防守兵力过于分散，女真或蒙古入寇只要上万规模，就没啥用处了。到了嘉靖时期只剩下烧荒捣巢赶马与防明人的用处了2。

长城历史

靖难之役前藩王卫所

长城是中国也是世界上修建时间最长、工程量最大的一项古代防御工程，自西周时期开始，延续不断修筑了2000多年，分布于中国北部和中部的广大土地上。特别是自秦始皇以后，凡是统治着中原地区的朝代，几乎都要修筑长城。计有汉、晋、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宋、辽、金、元、明、清等十多个朝代，都不同规模地修筑过长城。历代修建与坚守的作用与代价如左河水所云“千古胡兵屈仰止，万重血肉铸安宁。”3

明长城是明朝在北部地区修筑的军事防御工程，亦称边墙，明长城用材与秦长城相似，而区别于汉长城、清长城。明朝在“外边”长城之外，修筑了“内边”长城和“内三关”长城。“内边”长城以北齐所筑为基础，起自内蒙古与山西交界处的偏关以西，东行经雁门关、平型诸关入河北，然后向东北，经涞源、房山、昌平诸县，直达居庸关，然后又由北向东，至怀柔的四海关、与“外边”长城相接，以紫荆关为中心，大致成南北走向。“内三关”长城在很多地方和“内边”长城并行，有些地方两城相隔仅数十里。除此以外，还修筑了大量的“重城”，雁门关一带的“重城”就有24道之多。明长城属于明太祖所设的北方三道防线的最后一道。

第一道防线：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派兵攻克元大都（北京）后，以元顺帝为首的蒙古贵族残余势力退到塞外，其继承者仍自称大元皇帝，与明王朝分庭抗礼，经常骚扰明的边境。但明开国之初，国势比较强盛，在内蒙古地区，控制了许多军事据点，其中主要的有大宁卫（地处东部蒙古走廊开平卫侧翼）、开平卫（地处元上都为前进基地）、及东胜卫（地处黄河后套是各方进入河套的冲要开平卫侧翼）三个重镇呈三角形。明太祖在漠南借地利屯田牧马助军资，以图反攻岭北继承元朝这个仅存的行省，漠南所设置的诸多卫所都远在长城以北。明人评价“设东胜城于三降城之东，与三降城并。东联开平、独石、大宁、开元；西联贺兰山、甘肃北山，通为一边。地势直，则近而易守。”第一道防线被永乐爷孙破坏。

永乐年间藩王卫所

第二道防线：塞王指明朝在尊王攘夷思想下制定的镇守边塞扩土开疆的藩王，即从东到西是指辽王、宁王，燕王、谷王、代王、晋王、秦王、庆王、肃王九王。“此九王者，皆塞王也，莫不敷险隘，控要塞，佐以元戎宿将，权崇制命，势匹抚军，肃清沙漠，垒帐相望。”同时，还经常派遣宗王出边巡狩。洪武二十四年三月，“命齐王槫率护卫骑兵于开平近地围猎。”在开平卫（上都城）周边地带围猎，时间大约在当年的三月至八月，名为围猎，主要为了围剿残元军队继承元朝岭北行省，这是朱元璋宗王出镇制度的一个具体表现。既“我若征你，不胡乱去，一程程筑起城子来，慢慢的做”的打法，洪武三十年夏四月，朱元璋敕谕晋王“备边十事”，包括检阅开平地区的驻军情况，设置斥侯，开展屯田生产等边务，并交由晋王等全权负责，晋王亦掌管东胜卫附近诸卫所。肃王掌管居延海附近卫所，海居延海一带水草丰美，又有弱水及其支流张掖河同河西走廊相接，是蒙古人南下的主要途径，洪武二十六年之后，朱元璋在离亦集乃不远的地方设置了威远守御千户所，在肃州与居延海中间设立了威虏卫、白城子守御千户所。这一卫二所成为明军出征蒙古的据点。所以嘉靖《陕西通志》载行都司疆域“东一千一百七十五里，至于临挑府之兰州界;南一千五百七十五里，至于西宁卫之黄河界;西五百七十里，至于肃州卫之嘉峪山;北一千五百里，至亦集乃地”①。宁王在长城以北“就藩大宁。大宁在喜峰口外，古会州地，东连辽左，西接宣府，为巨镇。统塞上九十城，带甲八万：革车六千，所属朵颜三卫骑兵，皆骁勇善战。”第二道防线被永乐爷孙破坏。

第三道防线：明长城始建于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主要配合明太祖北伐所加固修缮，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派徐达等来修筑居庸关、古北口、喜峰口等处的城关后发动第一次北伐；洪武四年（1371年）又发动蔚、忻、崞三处民工和士兵协力修筑加固上述长城后发动第二次北伐。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太祖令徐达建古北口关城后发动第三次北伐，洪武十四年（1381年）修建老龙头长城、小河口长城后发动第四次北伐和第五次北伐。此后，明王朝虽仍很重视北方边地的防务，但仅是加强边将出卫巡逻而已，并无需大筑长城。

建文中（1399年—1402年），“自宣府迤西迄山西，缘边皆峻垣深濠，烽堠相接。……其敕书云：‘各处烟墩务增筑高厚，上贮五月粮及柴薪药弩，墩旁开井，井外围墙与墩平，外望如一’。重门御暴之意，常凛凛也”。其所修缮的重点，是在今河北宣化以北迤西至山西大同以北的外边长城。

成祖永乐十年（1412年），“敕边将治濠垣，自长安岭（今宣化东北约一百四十里）迤西，至洗马林（今河北万全西），皆筑石垣，深濠堑，以固防御”。当是在建文年间修竣的基础上，进一步改修石垣以加固的。永乐十一年及十三年，先后建成山西沿边的烽火台，和在关外各个隘口筑起要塞，以及在开平卫建筑的烟墩。

宣宗宣德元年及三年（1426及1428年）修筑了从山海关到居庸关的沿边险隘及居庸关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增置“赤城等堡烟墩二十二”，继又修建宣府至大同一带的城堡和建立大同威远卫等。总之，明朝前期，从洪武到正统十二年（1368年—1447年），对长城的修缮，主要是在魏、齐长城的基础上，增建了一些烟墩、烽堠、屯堡、关城、濠堑等。其中在永乐八年至二十二年（1410年—1424年）年间，先后五次出兵，深入漠北，取得军事上的重大胜利，瓦剌和鞑靼首领，分别接受了明王朝的册封。但仁、宣二宗，相对于太祖、成祖二帝，可谓守成之君。而且鉴于永乐末期，明朝对蒙古阿鲁台的连年征伐政策，仁、宣二宗开始着手明朝的内治，放弃了对蒙古军事上的征伐政策，通过一系列的外交手段和经济手段，维系着与蒙古的朝贡关系。而蒙古方面，虽然仍处于分裂状态，但是却孕育着统一的因素，而且也因忙于统一蒙古的步伐，无暇南顾。在此情况下，双方都极力地维系着和平通好关系。此外，二宗在放弃了军事征伐政策后，开始着手战略收缩,放弃安南、内迁奴儿干、解散下西洋人员。仁、宣二宗对蒙古军事上的不作为政策，为蒙古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了有力的外部环境，为土木堡之变埋下了伏笔。而长期威胁明朝的河套之患中的北虏套寇也是土木堡之变后所出现的。

明长城

土木之变后，明王朝再也没有能力对蒙古族各部进行大规模的远征了。由此以后加强北方防务，修建长城防御体系便显得越来越重要。明朝对长城的大规模兴筑，始于正统，止于嘉靖末年，历时130年。这个阶段由于明朝的政治腐败、军备废弛，已无力组织大规模的反击，对北方的防御也逐渐演变成以守为主。经过百余年间的经营使整个北方的边防形成以长城为主体的点线结合，以点控线、以线制面的九边防御体系2。正统七年（1442年）开始，陆续修建辽东镇的辽河西和辽河套一带的长城。成化三年（1467年）辽阳副总兵韩斌负责修建长城。成化十年（1474年）徐廷璋、范瑾督造宁夏河东长城，“自黄沙咀起、至花马池止，长三百八十七里”。。夯土长城是明长城的主要部分，夯土墙是以木板作模，内填粘土或灰石，层层用杵夯实修筑成的，每一米造价约为一两银子。成化十五年（1479年）十一月，筑宁县沿河边墙。正德元年（1506年），又筑三十里长城。嘉靖十年（1531年）陕西三边总制尚书王琼于内复筑边墙一道。李成梁修建辽镇长城（九门口长城）。嘉靖二十年（1541年）修“嘉峪关墙一道，南至讨来河十五里，北至石关儿十五里，共三十里。”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巡抚曾铣在二边以南建造长城。嘉靖三十年（1551年）于北京北部、东部大修长城，至三十四年（1555年）结束。隆庆二年（1568年），戚继光独创在蓟镇建立包砖长城，加厚城墙，又建空心敌台，能存放兵器火药，16年内一共建空心敌台1017座。

修筑背景

明长城修建-157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