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要介绍

沙滩位于遵义县新舟禹门。从遵义沿326国道向东37公里，由虾子镇分路到达禹门。沙滩因洛安江中一片四面环水的沙滩而得名。沙滩一带，江水平缓清澈，两岸田园葱茏叠翠，绿竹环绕农家庭园，古柏林傲立禹门山，一派灵秀之气。从明末到清后朝。沙滩孕育了以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名人，崇尚"渔樵耕读"，其学术成就影响深远，抗战时，浙大学者研究这一文化现象，称为"沙滩文化"。现存清末著名爱国外交家，散文家黎庶昌故居"饮使第"，郑珍墓、莫友芝墓等，均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黎氏故居陈列有生前使用过的家具、文具，介绍其生平事迹，著述的文字资料和其它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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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滩文化是清代贵州地域文化发展的一个奇迹，它“繁盛一百余年，不惟是遵义地区文化的代表，而且足以代表该时期的贵州文化。”陈福桐先生在《沙滩文化志》的前言中也指出，“沙滩是遵义县新舟区内一个方圆不过十里的乡村，这里先住有黎姓一家，自清代乾隆时起，诞生了黎安理、黎恂、黎恺、黎兆勋、黎庶昌、黎汝谦等祖孙几代文化名人；黎家外甥郑珍和他的儿子知同、女儿淑昭；和沙滩人结为至好的莫友芝、莫庭芝、莫祥芝兄弟，还有和黎郑两家有姻娅之亲的赵廷璜、宦懋庸和杨兆麟等人家，互相激扬，共同切磋，优游涵泳于学问文章中。一百年间，这一群学识丰富、功底深厚的知识分子，创造了和发扬了沙滩文化，留下了光辉的业绩。”由此可见，对沙滩文化资源的突出特点及利用途径和措施进行分析研究，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好沙滩地域的各种文化资源，对于促进遵义地域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提升地域文化品位，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化特点

深入认识和了解沙滩文化资源的突出特点，是对沙滩文化资源进行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的前提，沙滩文化资源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和突出特点，也正是沙滩文化资源的利用价值之所在。在沙滩这块神奇的土地上，经过数代沙滩人的努力和奋斗，奇迹般地孕育和发展了“沙滩文化”，随着沙滩文化地域特征的日益凸现，到清代晚期，沙滩已经发展成为全国知名的文化区，名闻遐迩，影响深远，是清代贵州地域文化发展的一支奇葩。沙滩文化资源的突出特点主要有：

1、独特的地域性。沙滩文化起源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和程度都相对落后的农村山区，就地理位置而言，沙滩位于遵义市东八十里的乐安江畔，明万历以前，这里是播州杨氏土司的统治范围，平定杨应龙叛乱后，黎氏家族开始在此居住。由于地理位置相对偏僻，沙滩地域生态环境的破坏不太明显，加之民风淳朴，民族民间文化保存比较完整，区域内可挖掘、开发利用的文化景点较多，由历史文化、民族文化、佛教文化、生态文化所构成的立体文化体系的景点组合较好，且具有一定的丰厚度、完整度，大量文化资源仍然处于欠开发状况，文化资源特点鲜明、优势突出，开发利用的潜力很大。同时，由于沙滩地处遵义近郊，离遵义、新舟等城镇不远，区位条件优越，随着现代化交通设施的完善、基础建设的加强、文化吸引力的逐步增强以及城乡人口流动幅度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渴望到乡村旅游，领会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神奇魅力，享受淳朴民风所带来的乐趣，在洗心、洗脑、洗肺的同时，接受文化的熏陶。

2、丰厚的文化内涵。沙滩文化的内涵极为丰厚，博大精深，在不同的时期或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研究沙滩文化的内涵，人们往往会得出不同的解释和答案。就总的而言，沙滩文化丰厚的文化内涵可概括为：一是沙滩文化的组成人员众多，是一个地域性的学术群体，涉及到黎氏家族、郑氏家族、莫氏家族数代人，如果把受沙滩文化影响或者接受过沙滩名人教育以及沙滩文化相关的文化名人计算在内，人数特别众多，无法准确统计。郑、莫、黎三家大都以教书育人为职志，多次在贵阳、遵义各书院授课，执教地域遍及黔东、黔东北、黔南、黔东南、黔西北许多府、州、县。二是郑、莫、黎三家著述颇丰。根据记载，“郑、莫、黎三家长于诗词与古文创作，几乎人各有集。郑珍、莫友芝为宋诗派代表作家，郑珍诗被尊为‘同光体’宗祖”。在三家的著作中，许多为传世的经典著作，如三家所辑的《播雅》、《黔诗纪略》与《黔诗纪略后编》，均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郑珍、莫友芝主修的《遵义府志》，被人们公认为“府志中第一”，为研究贵州历史的必备之书，对其它方志的编写也具有较高的参考借鉴价值。三是禅宗文化与儒家文化互相交融。沙滩地域的禅宗文化以左侧的禹门山为基地，明永历年问，高僧丈雪云游到此，创建禹门寺，传播禅宗文化。根据记载，黎怀智曾经拜丈雪为师，学习禅宗文化。黎氏还在寺中建振宗堂，在堂中办私塾，教育族人和乡里子弟，郑珍、莫友芝、黎庶昌曾就读于此，寺僧也常常与沙滩文人交游，学习儒家文化。

3、较高的文化知名度。沙滩文化资源知名度大，品位高，对省内外学者有较大的文化吸引力，对文化观赏者和旅游爱好者也具有较好的效用满足感。从沙滩地域走出的文人学者，大多在省内乃至于在全国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特别是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三人，作为沙滩文化的集大成者，他们的学术成就把晚清的贵州文化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郑珍、莫友芝学究天人，识通古今，著述之宏富，义理之深醇，在清代的著述界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在经学、文字学、声韵学、目录学、金石学、文章诗词等方面均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人们称郑珍、莫友芝为西南巨儒。黎庶昌，同治元年(1862年)上万言书后调曾国藩江南大营，后曾两度出使日本，担任过驻英、法使馆参赞。驻法国巴黎期间，代表中国出席了巴拿马运河开凿工程的筹建会议，研讨工程相关事宜。1891年出任川东道时发扬黎氏家学之风，奖励读书奋进青年，开办洋务学校，积极支持留学教育，为推动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变作出了贡献。

利用价值

文化资源的利用价值由一系列因素所决定。就社会因素而盲，主要包括人们对文化的需求容量、文化消费趋向、人口素质、社会观念、生活走向、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和稳定性等。当前，由于新的读书无用论在西部落后地区仍然大量存在，不讲贡献、只讲报酬的思想逐步蔓延，见利忘义、诚信缺失、见钱眼开、不尊重知识的现象普遍存在，笑贫不笑娼和唯利是图思想的存在使局部地区出现了社会道德的沦丧和义利观的严重扭曲。因此，从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视角审视，沙滩文化资源的利用价值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

1、逆境中成才的品格。逆境中成才，是沙滩地区人才堀起的普遍规律，是沙滩人所具有的高贵品格。清代中晚期的沙滩地区，由于远离中心城镇，加之交通落后，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僻处边隅的小山村。黎氏家族累代耕读于此，并未由于地理位置的偏僻而自暴自弃，也没有因为有山的阻挡而短视，黎氏自从定居沙滩以后，努力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知识，“隐而不仕，常常以诗酒自娱，以棋琴相友。”通过在家设立私馆，教育家族子弟，“以走出沙滩、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为奋斗目标。”这种在逆境中成才的品格，是沙滩几代人人才辈出的不竭动力。

2、严格的家训。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不依规矩不可能成就方圆。黎氏家族累世谨守儒家礼法和严格的家训，从儿童起就要接受诗的教育和礼的规范，黎恂注解的《千家诗》是必读的课本，黎安理的五世族祖黎怀仁曾训示家人：“在家不可一日不以礼法率子弟，在国不可一日不以忠贞告伺寮，在乡不可不以正直表愚俗，在官不可一日不守清、慎、勤三字。凡百所为，敬恕而已。”正是在黎氏严格家训的启育下，经过数代人的生活实践和传统文化的熏陶，逐渐形成为良好的情操与风尚。

3、开放与兼容的精神。沙滩人善于吸取多方面的文化营养以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以开发的精神适应知识的更新和时世的变化。正如黄万机先生在他的研究成果《沙滩文化志》中所指出：“郑珍绍继黎恂的宋学，又向程恩泽、莫与俦问汉学，向贺长龄问宋学，并把二者结合，拟汇汉宋于一炉。黎庶昌学古文于郑珍。又向曾国藩学桐城——湘乡派古文，并与散文名家吴敏树、张裕钊、薛福成、吴汝纶等交游，互相切磋，取人之长。在西欧任职期间，留心考察各国政俗民风、经济社会、交通地理、风土文物，获得丰富的生活实感，拓展了知识领域。对一些国家的议会民主及机器生产表示向往与倾慕。”

4、对教育的高度重视。沙滩地域文化的迅速发展，重视教育和尊重图书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根据记载，黎氏家族对子女的教育在妇女怀孕时就开始进行，怀孕妇女“必须根据各人文化修养的高低或研读经史，或品味诗文，或吟诗谱词、练字学画，或听人吟哦、谈古论今，参加各种文化艺术活动，以丰富生活内容，调节生活节奏，增加生活情趣”，要求怀孕妇女“口不出恶言，耳不听恶声，杜绝一切暴戾淫污的影响，促进胎儿的健康孕育。”

5、对图书收藏的热爱。清代中期以后，私人藏书逐渐形成风气，沙滩黎恂的“锄经堂”、郑珍的“巢经巢”和莫友芝的“影山草堂”，构成了贵州的三大藏书家。郑珍之子郑知同在诗中写道：“我邦自昔罕聚书，但解买田遗孙子，独有锄经偕影山，参我旧巢同鼎峙。百车汇作三家村，四部醍醐备美酒。”根据记载，黎恂特别留心收藏图书，到京师会试期间，经常光顾琉璃厂、隆福寺一带的书市，观览购买图书，任桐乡知县后丁忧返里，购买图书数十箧运回沙滩，藏于“锄经堂”中，为当时学子治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郑珍40余年竭心收罗图书，特别是通过大量的抄录增加收藏，并对藏书进行了认真的整理，类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分装几十个书箱，为贵州地方文献的收集做出了贡献。莫友芝在青年时代，即喜欢收藏书籍，每次上京应试，都留心搜求秘籍，经过长年累月的收藏，其藏书可与黎、郑两家相左右。郑、莫、黎三家藏书不仅为他们各自的学术研究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也培育了他们的后辈、亲友、学子，为沙滩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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