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绍

瘴气

瘴气是多种疾病的综合体，能包括疟疾、痢疾、脚气（维生素B1缺乏症）、沙虱病、中毒、喉科病、出血热、黄疸等。这其中有些病南北皆有，外一些则具备南方特色，中影响最大的是疟疾，其是恶性疟，乎是瘴气的“总代表”。元明清以后包括各种山林沼泽毒气、有害气体以及青藏高原上的高原反应1。

《后汉书·南蛮传》：“南州水土温暑，加有瘴气，致死者十必四五。”南朝·宋鲍照《苦热行》：“瘴气昼熏体，菵露夜沾衣。”公刘《太阳的家乡》：“邻家有个孩子病了，显然是因为衣衫单薄，营养不良等外因诱发的疟疾，人们却议论纷纷，说他一定是遇到瘴气了。”

古代人们对瘴气的认识非常有限，实际的致病的瘴气大多是由蚊子群飞造成的。大量带有恶性疟原虫的蚊子聚集在一起飞行，远远的看就像一团黑沉沉的气体。人畜被它们叮咬过之后，便会感染恶性疟疾。我们在电影中常常看到森林里乌烟瘴气过后，人就倒下了，实际上瘴气就是蚊虫群飞而成的，而这些蚊子能传播恶性疟疾。中国人称疟疾为瘴气，在意大利语当中，疟疾叫“阴风”，可谓如出一辙。中国西双版纳有几句民谣：“十人到勐腊，九人难回家；要到车佛南，买好棺材板；要到菩萨坝，先把老婆嫁”非常生动地描述了疟疾对人类的危害。

历史起源

瘴气的“发生学”，与其说是一个自然问题，如说是一个“观念诞生史”问题。它的出现与消失，是中国历史上南北方碰撞、交融的历史。

瘴气与南方明确相联系始自马援南征。东汉初，阯发生征侧、征贰造反，近各地纷纷沦陷。刘秀任命马援为伏波将军南征交阯。马援虽然完成任务，铜柱而还，军队却损失惨重，后汉书·马援传》：“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马援自己也说：“下潦上雾，气重蒸。”这是长期征战于中原的军队从未遇到过的新问题，世由此甚至诞生出“鬼门关”的传说。唐《十道志》记载：“鬼门关在北流县南三十里，石相对，若关形，三十余步，马援讨林邑，此立碑，碣尚存，时趋交趾皆由此关。已南尤多瘴疠，者罕得生还，谚曰：‘鬼门关，人去九人还’。”从伏波将军南征交阯开始，原人士不得不频繁与“瘴气”打起了交道。傅斯年在《夷夏东西说》中指出：“自东汉末以来的中国史，常分南北。”先秦地域之争是东西问题，三国以后则转为南北问题，瘴气恰恰出现在此时，非偶然，是中原主流文化圈的人士面对南方地方病产生的观念，南北方越来越频繁的交流与碰撞带来的结果。南方闷热潮湿，然环境与北方迥异，多地方病对于北方人士来说闻所未闻，且北方人士常常由于水土不服、缺乏对南方地方病的抗体、缺乏规避当地地方疾病的经验等原因，容易受到这些疾病的侵害，此诞生出恐惧感。而古人善于归纳的思想方式把这些未知疾病统统归为“瘴气”，璠在《汉宋间文献所见古代中国南方的地理环境与地方病及其影响》一文指出，早的“瘴”写法是“障”，即“阻障”，大自然冥冥中阻挡北方人的一只手，晋以后才逐渐有了新字“瘴”，个字形充分体现出其历史来源与后世附加的疾病性。

《岭外代答》卷四《瘴》记载：“南方凡病皆谓之瘴。”瘴气是多种疾病的综称，能包括疟疾、痢疾、脚气(维生素B1缺乏症)、沙虱病、中毒、喉科病、出血热、黄疸等。这其中有些病南北皆有，外一些则具备南方特色，中影响最大的是疟疾，其是恶性疟，乎是瘴气的“总代表”。唐代《外台秘要》卷五《山瘴疟方一十九首》记载：“瘴与疟分作两名，实一致，先寒后热，先热后寒，南率称为瘴，北总号为疟，由方言不同，是别有异病。”可以从中看出，代“瘴”字适用于南方，疟”字适用于北方。

这与疟疾种类有关，国南方的疟疾主要是恶性疟，北方主要是卵形疟、间日疟、三日疟。气候足够温暖，资源足够丰富，可能导致恶性疟原虫广泛分布，人按蚊、微小按蚊是恶性疟原虫的宿主，生存于北纬33°以南，而使恶性疟疾在南方广泛传播。恶性疟患者畏寒、头痛、高烧，而严重贫血，亡率极高，人最为恐惧，且具有较强的“南方特色”，以就成了瘴气的最重要病患之一。

早期古人们所认定的“瘴乡”是岭南等地，为那里是汉军首先遭遇到瘴气之害的地方，后来瘴乡“北上”了，且分布区域与北方人的游历路线有关，鹏《汉唐时期的瘴与瘴意象》一文注意到了所谓瘴气分布地域与当时南方交通路线的关系:“出现瘴气记载的地点，抵沿河流分布，泸水、泸津、禁水、盘江等，或与当时交通线路多沿河流两岸而行颇有关系，其更深入的地区还没有进入北来的人们的视野。”

诸葛亮《出师表》强调自己“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其实就是在强调自己冒着瘴气出征的危险。所以，冬季是南方动兵的好季节。唐代天宝以后，南诏崛起，对唐用兵多选在冬季瘴气减弱之后，故唐朝专门在边境设立防冬兵，冬来春去，因为暮春以后基本无兵事1。

在宋代以前，方文化一直领先于南方，于南方风土人情的描述往往出于北方人的手笔，便是南方知识分子，于对北方文化的仰慕，往也会不自觉地按照北方主流价值观看待本土。这样我们也就理解土生于南方的知识分子为何照样有对瘴气的恐惧。

后来瘴气分布区域进一步泛化，了几乎整个南方的代名词，里有现实疾病的因素(恶性疟等疾病分布的北纬33°以南正是秦岭——淮河以南，恰是地理上的南方)，有主观的恶意在里面。《魏书》卷九六《僭晋司马叡传》记载:“巴、蜀、蛮、獠、谿、俚、楚、越，…地既暑湿，有肿泄之病，气毒雾，工、沙虱、蛇虺之害，所不有。”这是北魏官方对南方的描述，气已经俨然是南方落后的象征，魏大臣杨元慎与南朝大将陈庆之在辩论南北方谁代表文化正统时也是拿瘴气说事：“江左假息，居一隅。地多湿蛰，育虫蚁，土瘴疠。”（《洛阳伽蓝记》）古人的思维是一种整体思维，代人会把疾病与地域文化相区分，为现代人是接受科学主义熏陶长大的，是古人并非如此，“天人合一”大框架内，客一体相通，太极之属将一切联系在一起，这种思想之下，域疾病当然与人有关，文化有关，正之地有不正之疾，病就这样让南方蒙羞。

瘴气问题发展到元明清时期概念内涵在扩大，概念先行背景下，气变得越来越具体，本“气”不过是归纳性思维的一种泛指，元明以后瘴气一词越来越具体，罗万象，种山林沼泽毒气、有害气体均可能被指为瘴气，至青藏高原上的高原反应也被称为“烟瘴”，关这一点可参看周琼撰写的《清代云南瘴气与生态变迁研究》一书。

虽然多数时间无奈，古人有应对瘴气的措施。首先，避容易产生瘴气的季节。例如冬季是南方动兵的好季节，为此时恶性疟等疾病处于低发期。唐代天宝以后，诏崛起，唐用兵多选在冬季瘴气减弱之后，唐朝专门在边境设立防冬兵，来春去，为暮春以后基本无警情。其次，避容易产生瘴气地带。例如古人虽然不知携带疟原虫的蚊子是疟疾病源，是却能凭直觉意识到潮湿地界多疟疾，而保持对“卑湿”环境的警觉。例如，代许洞撰《虎铃经》卷一○《疫气统论》曰：“结营须相山川卑湿之地。其湿燉毒气袭人口鼻者，山瘴之疟疠生焉。”人们发现，以通过改造城市死水面，者搬迁远离死水，到躲避瘴气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远离蚊虫孳生地。《文苑英华》卷八三一唐舒元舆《鄂政记》记载：“鄂城置在岛渚间，势大凹凸，者颇险，者潴浸，可久宅息，可议制度。……公命削凸堙凹，恢闾巷，通衢，嘉树，北绳直，潴浸者升高明，泽瘴疠，药有愈。《全唐文》卷五一三《漳州图经序》记载：“（漳州）初在漳浦水北，水为名，以地多瘴疠，民苦之，寿余恭讷等乞迁他所，元四年（716年）敕移就李澳州置郡，故绥安县地也。”第三，人有他们认为行之有效的医疗方法。例如，思邈《千金方》记载：“凡人吴蜀地游官。体上常须三两处灸之。勿令疮暂差。则瘴疠温疟毒气不能著人也。”历代医书中都有大量关于瘴疠的药方和治疗方法。

比起这些措施，乡消失更大的原因是观念的改变。历史上瘴气和瘴乡的涵盖区域随着时间不断修正，胜生在《2000年来中国瘴病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曾指出，千年来瘴气地域的变化与南方的经济开发历程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有关瘴气的所有研究几乎都注意到了一个现象——瘴气分布区域随着时间推移在不断缩小，多“瘴乡”不知不觉中摆脱了污名。左鹏对此的解释是：“笔者相信，瘴’观念的产生与衍化，瘴’分布区域的伸张与收缩，仅描画了中原诸夏对异地的地理观念的形成与转换，且勾勒了诸夏文化向周边地区传播、中原民族向周边地区转移的过程……这也是诸夏文化不断涵化周边少数民族文化，其纳入诸夏文化的过程。”什么时候摆脱“瘴乡”其实取决于两点：一是当地融入主流文化圈的程度。当一个地方被主流文化圈所接受，然也就摆脱了野蛮的象征——瘴气。二是脚踏实地的感受。

南北朝隋唐至少有部分人已经意识到不是所有南方地区都如传闻所言那般恐怖。张谓撰《长沙土风碑铭（并序）》：

郡临江湖，抵卑湿，短疵疠，违天常，云家有重膇之人，无斑白之老，者之过也。地边岭瘴，抵炎热，暑晦明，愆时序，云秋有爀曦之日，无凛列之气，者之差也。巴蛇食象，见于图书。鵩鸟似鸮，闻于词赋。则知前古之善恶，今之毁誉焉，为信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