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关系共7人

人物生平

民国二年(1913)，容庚开始研习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和桂馥的《缪篆分韵》时，即萌发补辑之意。

民国六年（1917）中学毕业后，留母校东莞中学任教，担负文字学课，业余仍继续学习篆刻与古文字。

民国八年（1919）撰《雕虫小言》一篇近万言，论述学篆、学篆与治印之关系、治印之方法及参考书籍等甚详，以“容斋”之名刊于《小说月报》，是他最早发表的述作。

民国十一年(1922)，容庚北上求学，路过天津，挟《金文编》稿本晋见著名的考古学家罗振玉，深得罗的赏识，罗谓《金文编》正是他自己“欲做而未成者”，再三叮嘱“务竟其成”。并介绍他见马衡、沈兼士教授，遂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当研究生。

民国十四年（1925），《金文编》书成，罗振玉、王国维、马衡、沈兼士、邓尔雅诸学者为之校订并序。《金文编》是继《说文古籀补》之后在编纂体例和方法上有新突破的第一部金文大字典，由于它更加详备和严谨，深得学术界的推崇。

民国十五年（1926），容庚研究生毕业后，留北京大学当讲师，翌年转入燕京大学任襄教授、教授，并任《燕京学报》的主编。

从民国十六年(1927)起，容庚兼任北平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因而有机会接触故宫收藏铜器原物，手目摩挲，辨伪经验日进。他有感于清代金文真伪杂糅，于是开始有计划地清理传世铜器。先后编印了《宝蕴楼彝器图录》、《武英殿彝器图录》、《海外吉金图录》等，总计共800器，都是从众多的青铜器中去伪存真地逐件筛选出来的。容庚用八年的时间，专事商周青铜器的研究工作，辛勤耕耘，寝馈其中，终于在民国三十年（1941）完成了《商周彝器通考》这部开创性的巨著。全书取材宏富，抉择有方，考证谨慎，图文并茂。它标志着青铜器的研究从旧式的金石学迈向近代考古学的新里程。

抗日战争胜利后，容庚举家南归，在位于广州河南的岭南大学任教授兼中文系主任，主编《岭南学报》。

1952年院校调整后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在大学里，容庚课余仍继续从事古文字和古铜器的研究，著有《甲骨文概况》、《殷周青铜器通论》、《清代吉金书籍述评》。等。后来由于南方有关青铜器铭文的资料匮乏，《商周彝器通考》的改编工作遇到许多困难，不得不中途停辍，于是他的研究兴趣便转移到书画法帖上来，主要著作有《记竹谱十四种》、《倪瓒画之著录及其伪作》等。20世纪60年代以后，更把主要精力集中到《丛帖目》、《历代名画著录目》和《颂斋所藏所见书画小记》这三部大型工具书的辑述上面。

容庚是我国屈指可数的收藏家，其藏书以金石、丛帖最具特色，最为丰富。民国十八年(1929)，郭沫若在日本研究文学和古史的同时着手研究古文字，但苦于资料奇缺和无人讨论，便致函容庚求借书籍、金文拓片并讨论学术问题。容庚如其所愿，连珍贵资料《殷墟书契前编》也远道见假。郭氏著名的《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和《两周金文辞大系》得以顺利成书，有赖于容庚的无私帮助。

容庚毕生献身于教育和学术事业，为国家培养好几代文字学、历史学和考古学的专门人才，留下了极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新中国成立后，他将历年所得的大批青铜器，包括唯一存世的金书《栾书缶》等献于国家。20世纪70年代又将珍藏的字画、古董分批献出，其中包括宋人《云山图》及祝枝山、倪元璐等人的宇画。1980年更将1万多册古文字、金石、考古、书画方面的书籍献给中山大学图书馆，其中许多是难得的拓本和罕见的珍品。

容庚生平正直，见不平事敢怒敢言，故深为学者见重。

容庚故居

1983年于广州病逝，终年89岁。其故居在中山大学内有三处，第一处是“文化大革命”前住的九如堂，西南区1号；第二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住的西南区教工宿舍75号二楼；最后居住的陈寅恪故宅，东南区1号，同一处所，容庚住二楼，商承祚住地下。

性格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