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孟诗派
"韩孟诗派"是中唐的一个诗歌创作流派,以韩愈为领袖,包括孟郊、李贺、卢仝、马异、刘叉。他们主张"不平则鸣",苦吟以抒愤,并互相切磋酬唱他们具有变态的审美趣味,"以丑为美",以震荡光怪为美,以瘁索枯槁为美,以五彩斑斓为美。表现出重主观心理、尚奇险怪异的创作倾向。诗歌形成一种奇崛硬险的风格。他们在艺术上力求避熟就生,标新立异,力矫大历诗风的平弱纤巧。这种诗歌的新的追求与新的变化,积极推动了盛唐以后诗歌艺术境界的开拓。
基本简介
韩孟诗派是 中唐时期崛起的一个影响很大的诗派,代表诗人是 韩愈、 孟郊,还包括 贾岛、 卢仝、 姚合、 李贺、 刘叉等。他们不想随盛唐诗的后尘 亦步亦趋,而要自创新格,另辟蹊径,“言人之所未言,辟人所未境”。他们继承并发展了 杜甫“ 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一面,在创作态度上,“用思艰险”,崇尚“ 苦吟”,主张“ 不平则鸣”与“笔补造化”。在诗歌风格上,主要追求奇崛险怪、雄奇怪异之美。韩愈评价孟郊的“横空 盘硬语, 妥帖力排奡”、“奋猛卷海潦”、“刿目怵心、 刃迎缕解、 钩章棘句、掏擢胃肾、神 设鬼施、 间见层出”,就是这种风格的具体描述。而思想内容上,即使是优秀之作,也多以抒写个人的遭遇来揭示社会的弊端,直接反映现实的较少。
最早将韩孟并称的,是孟郊自己。他赞扬贾岛时就说:“诗骨耸 东野, 诗涛涌退之。”(《 戏赠无本》)后来,宋人 梅尧臣《读蟠桃诗寄子美永叔》中也说:“韩孟于文词,两雄力相当。偶以怪自戏,作涛惊有唐。”韩孟并称,是因为他们交谊深厚,过往甚密,经常在一起 联句斗诗,现存的 联句诗还有十三首之多。孟郊比韩愈年长十八岁,有唐一代,韩愈最佩服的诗人除李杜外,就是孟郊。后来文人对韩孟互有 抑扬,但也有持平之论:“韩之推孟至矣,后人 高韩抑孟,恐非 韩意,”( 刘熙载《 艺概》)“二人 工力悉敌,实未易优劣。”(赵翼《 瓯北诗话》)
历史沿革
韩孟诗派及其诗风的形成有一个过程。早在贞元八年(792),42岁的孟郊赴长安应进士举,24岁的 韩愈作 《长安交游者一首赠孟郊》及《 孟生诗》相赠,二人始有交往,由此为日后诗派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此后,诗派成员又有两次较大的 聚会:一次是贞元十二年至十六年(796~800)间,韩愈先后入汴州 董晋幕和徐州 张建封幕,孟郊、 张籍、 李翱前来游从;另一次是元和元年到六年(806~811)间,韩愈先任国子博士于长安,与孟郊、张籍等相聚;后 分司东都洛阳,孟郊、卢仝、 李贺、 马异、刘叉、 贾岛陆续到来, 张籍、李翱、 皇甫湜也时来过往,于是诗派全体成员得以相聚。这两次聚会,对韩孟诗派群体风格的形成至为重要。第一次聚会时,年长的孟郊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诗风,从而给步入诗坛未久的韩愈以明显影响;到第二次聚会时,韩愈的诗歌风格已完全形成,他独创的新体式和达到的成就已得到同派诗人的公认和仿效,孟郊则转而接受韩愈的影响。通过这两次聚会,诗派成员酬唱切磋,相互 奖掖,形成了 审美意识的共同趋向和艺术上的共同追求。
代表诗人简介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贞元八年进士。曾任 监察御史,后因上书论时事被贬 广东阳山。宪宗时随宰相 裴度平定淮西,迁 刑部侍郎。因谏阻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 韩愈虽有意创奇,但他于 盛唐旧法作诗其实有很深的造诣。特别是后期创作更多抒写 闲情逸致的小诗和 近体诗。《 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郎》:“天街 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 绝胜烟柳满皇都。”能真切地捕捉住细雨滋润后初泛的一层似有若无的草色及其给人的新鲜感受,传达出早春的神韵。《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是一首著名的七律:“一封朝奏九 重天,夕贬 朝阳路八千。为圣明除弊事, 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只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孟郊(751—814),字东野,湖州 武康(今浙江 武康县)人。是韩愈的诗友。他一生穷困,耽于选举,50岁才做到潥阳尉这一任 小官。性格孤僻 耿介,诗歌调子苦涩矫激。孟诗的奇,主要在构思和艺术表现上。他作诗“劅目鉥心”、“掐擢胃肾”,往往有出人意料而又新颖形象的奇思。如“春芳役双眼,春色柔四肢。杨柳织别愁,千条万条丝”(《 古离别》)。写春色之美,别愁之深,却怪春花让人双眼服劳役,春色把人四肢都醉软了。而千万根杨柳丝却织成了让人钻不出的愁网。“试妾与君泪,两处滴池水。看取 芙蓉花,今年为谁死”(《古怨》)
诗歌主张分析
作为一个诗派,韩、孟等人有明确的理论主张,首先是“不平则鸣”说。在《 送孟东野序》中, 韩愈指出: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所谓“不平”,主要指人内心的不平衡,强调的是内心不平情感的抒发。它既是对创作活动产生原因的揭示,也是对一种特定创作心理亦即“不平”心态的肯定。这篇 序文是专为一生困厄潦倒、怀才不遇的 孟郊作的,文中以“善鸣”推许孟郊,则其更重视穷愁哀怨者“鸣其不幸”的倾向 不言自明。在 《荆潭唱和诗序》中,韩愈进一步指出:“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 草野;至若 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这里的“和平之音”和“愁思之声”虽都可视作 “不平”之鸣,而且所谓“欢愉之辞难工”并不是说不能工,“穷苦之言易好” 也不是说一定好,但从 文学创作规律来讲,因前者出生于王公贵人之手,其生命状态多平易流滑,便很难表现出“鸣”的深度;而后者饱经困苦磨难,其生命力与阻力激烈碰撞所导致的“不平”之鸣便易于惊动俗听,传之久远。
“不平则鸣”说的另一要点在于特重诗歌的抒情功能。本来,作为诗文大家的韩愈是更重视文的,他说自己不过是“馀事作诗人”( 《和席八十二韵》),并明确认为与他那些“约六经之旨”、“扶树教道”的文相比,其诗只是抒写 “感激怨怼奇怪之辞”(《上宰相书》),以“抒忧娱悲”(《上兵部李侍郎书》)而已。然而也正由于韩愈没有把 诗与文 等量齐观,才使诗歌避免了成为道学工具、政治附庸的命运,才得以保持其“抒忧娱悲”、“感激怨怼”的美学品性。“感激怨怼”就是“不平”,“抒忧娱悲”就是将此“不平”不加限制、痛痛快快地抒发出去,所谓“郁于中而泄于外”( 《送孟东野序》),指的便是这种情况。由此看来,韩愈提倡“不平则鸣”,就是提倡审美上的情绪渲泻,尤其是“感激怨怼”情绪的渲泻,可以说是抓住了文学的抒情物质。
韩孟诗派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 笔补造化”。用 李贺的话来说,就是“笔补造化天无功”(《 高轩过》)。“笔补造化”,既要有创造性的诗思,又要对物象进行主观裁夺。孟郊非常欣赏“手中飞黑电,象外泻玄泉。万物随指顾,三光为回旋”(《 送草书献上人归庐山》)的 书法艺术创造,由此而及于诗,他认为虽“形拘在风尘”,但可以“心放出天地”,用一己之心去牢笼乾坤, 绳律 “万有”(《奉报翰林张舍人见遗之诗》)。在《 赠郑夫子鲂》中,他这样说道: 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风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宋玉逞大句, 李白飞 狂才。苟非圣贤心,孰与造化该? 将天地纳入“胸臆”之中,“由我”来尽情地裁夺,这是何等大的气魄!而只有发挥创造性的诗思,才能“裁”物象,“该”造化,吁嗟之间而生风雷之象。
与孟郊一样,韩愈也十分重视心智、胆力和对物象的主观裁夺,他一再说: “研文较 幽玄,呼博骋 雄快”( 《雨中寄孟刑部几道联句》);“雕刻文刀利,搜求智网恢”(《 咏雪赠张籍》);“规模背时利,文字觑天巧”(《 答孟郊》)。研讨诗文而至于“幽玄”,搜求“智网”复辅以“雕刻”,造端命意、 遣词造句则要力避流俗,觑寻“天巧”,足见韩愈的创作取向。韩愈还屡屡强调写作要 “能自树立,不因循”(《答刘正夫书》),要大胆创新,“勇往无不敢”( 《送无本师归范阳》)。他说“若使乘酣骋雄怪,造化何以当镌劖断!”( 《酬司门卢四兄云夫院长望秋作》)这已经不是要“笔补造化”了,而是在向造化宣战。 司空图评韩诗云:“韩吏部 歌诗累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抉电,奔腾于天地之间,物状奇变,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题 柳柳州集后序》)韩诗这种风格的形成,不能不说与其特富 创新意识的 诗歌理论以及 中唐的文化趋向有着紧密的关联。
韩孟诗派在倡导“笔补造化”的同时,还特别崇尚雄奇怪异之美。在《 调张籍》一诗中,韩愈这样写道:李杜文章在, 光焰万丈长。……想当施手时,巨刃磨天扬。……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神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刺手拔 鲸牙,举瓢酌天浆。
此诗与当时一些崇杜抑李论者迥异其趣,给予李、杜诗以同样的高度赞誉。这赞誉的落脚点不在李杜诗的思想内容,而在其诗“巨刃磨天扬”那奇特的语言、雄阔的气势和 艺术手法的创新。所以韩愈与李杜精神之“交通”处便是“百怪入我肠”,他欲追踪李杜,所取法也正在于此。所谓“拔鲸牙”、“酌天浆”,将其胆之大、力之猛、思之怪、境之奇发挥到极致,完全是一派天马行空、超越世俗的气象。这是一种的审美取向,韩愈不仅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努力实践它,而且用以审视、评价、赞许同派其他诗人的诗作。他说孟郊的诗是“ 冥观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横空 盘硬语,妥帖力排奡”(《荐土》);说贾岛的诗是“狂词肆 滂葩, 低昂见 舒惨。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送无本师归范阳》);说张籍的诗是“文章自娱戏,金石日击撞。 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 《病中赠张十八》);说自己与孟郊、张籍等人的诗是“ 险语破鬼胆,高词媲皇坟”(《 醉赠张秘书》)。其着眼点都在力量的雄大、词语的险怪和造境的奇特。尽管上述某些评论并不符合诗人们的创作实际,但却突现了韩愈 美学思想;尽管在 论诗时韩愈也注意到了“妥帖”、“平淡”的一面,但由于他主张的重心在雄奇险怪,便往往顾不上平淡妥帖了。
与韩愈相同,韩孟诗派其他成员也大都具有崇尚雄奇怪异的审美取向,如孟郊声言自己为诗“ 孤韵耻春俗”(《奉报翰林张舍人见遗之诗》); 卢仝自谓 “近来爱作诗,新奇颇 烦委。忽忽造古格,削尽俗绮靡”( 《寄赠含曦上人》); 刘叉宣称“诗胆大如天”(《 自问》)、“生涩有百篇”( 《答孟东野》);李贺更是倾心于幽奇冷艳诗境的构造,既“笔补造化”又师心作怪。虽然这些诗人因自身遭际所限,视野不够宏阔,取材偏于狭窄,大都在 苦吟上下功夫,以致雄奇不足而怪异有馀,诗境也多流于幽僻蹇涩,但他们却以自己的美学追求和创作实践有力地回应了韩愈的主张,强化了以怪奇为主的风格特点。
从“不平则鸣”到裁物象、觑天巧、补造化,到明确提出雄奇怪异的审美理想,韩孟诗派形成了一套系统的 诗歌创作理论。它突破了过于重视人伦道德和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由重诗的社会功能转向重诗的抒情特质,转向重创作主体内心的展露和艺术创造力的发挥,这在诗歌理论史上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