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校历史

筹备阶段

在荒漠深山里，发现了被日寇破坏掩埋的航材

抗日战争结束后，侵华日军在东北遗弃飞机和航空器材较多，具有创办航空学校的物质基础。中共中央决定，抽调30余人，由第18集团军总参谋部航空组负责人王弼、常乾坤带队，于1945年10月，分批从延安去东北，收集航空器材和人员，为创办航空学校做准备。1945年9月底，原驻辽东侵华日军航空大队300余人，在大队长林弥一郎（后改中国名字林保毅）率领下，归降东北人民自治军。

10月中旬，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决定，将其改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航空队。12月上旬，航空队移驻通化。12月下旬，选调110人到航空队。1946年1月1日，航空队扩编为航空总队。14日，改称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筹建航空学校人员把搜集飞机和航空器材作为主要任务，在搜集到120余架破旧飞机、200多台飞机发动机和一批其他航空器材、设备、油料后，3月1日，由中共中央选派的航空技术干部和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合编，在通化成立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归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建制，常乾坤任校长，东北民主联军后方司令部政治委员吴溉之兼任政治委员。学校机关设训练处、政治部、校务处、供应处，辖1个学生大队。全校共631人，有30—40架经过修理可以使用的飞机。

初建阶段

航校为躲避国民党战机轰炸，历经四次大搬迁

当航空学校准备开始飞行训练时，国民党军队占领沈阳、铁岭，直逼四平，国民党空军飞机频繁轰炸通化机场。1946年4月，全校转移到牡丹江市。

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任命王弼为航空学校政治委员。为迅速培养教学骨干，学校选定过去学过飞行的部分人员组成飞行教员训练班，学员编成2个飞行班（飞行第1期甲班12人、乙班31人）、1个机械班（机械1期40人），开始航空理论教育。飞行第1期甲班学员于7月开始飞行训练。11月，机械2期57人开学。

训练阶段

按照飞行训练常规，要按初级教练机、中级教练机、高级教练机顺序进行。当时，航空学校只有4架破旧“英格曼”式初级教练机和一些日制“九九”式高级教练机，没有中级教练机。在这种情况下，学校领导提出，越过初、中级教练机，直上“九九”式高级教练机。通过反复试验和严格训练，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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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飞行训练时间增加，面临缺乏油料的严重困难。从资料查到，日本投降前，曾因缺乏油料，一度用无水酒精代替汽油进行飞行训练。学校通过反复试验，以酒精代替汽油作飞机燃料获得成功。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关心和支持下，1946年9月，生产出可用作飞机燃料的酒精。10月，马文任航空学校第一政治委员，王弼任第二政治委员。由于国民党军队对东北解放区再次发动大规模进攻，国民党空军飞机经常到牡丹江地区侦察、扫射，11月，全校迁至东安（今密山）。

1947年2月，飞行第1期乙班克服技术和后勤保障方面的困难，开始飞行训练。飞机上没有无线电设备，编队飞行时，采用晃动机翼的办法互相联络；飞机上没有时钟，转场飞行时，学员把闹钟绑在腿上计时；没有航空地图，学员们对照普通地图进行描绘；飞机轮胎和螺旋桨不够用，机务人员就在前一架飞机着陆后，将轮胎、螺旋桨拆下来装到后一架飞机上；没有充气设备，用自行车气筒给飞机轮胎打气；没有棉衣，自己动手用面袋缝制；细粮和蔬菜不足，自己开荒种菜、养猪、磨豆腐，改善生活。9月，为加强对航校的领导，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刘亚楼兼任航空学校校长，东北军政大学副政治委员吴溉之兼任航空学校政治委员。

发展阶段

老航校的搬迁转移

1948年1月1日，学校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归东北军区建制。3月，形势好转，全校由东安迁回牡丹江市。4月—10月，机械第1、2期学员，飞行第1期甲班、乙班学员相继毕业，共毕业飞行员43名、领航员24名、机械人员97名，全部留校工作，为学校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辽沈战役结束后，1949年3月，学校迁到长春市，训练规模扩大，除开办第2、第3期飞行班和第3、第4期机械班外，还创办通信班、气象班、场站班，全校发展到3 500人，在校学员320余名。5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学校机关设训练处、政治部、机务处、供应处、卫生处、管理科、通讯科、场站科、队列科，辖第1、第2飞行大队，第3、第4大队（机械）和警卫营。

1949年12月13日，该校停办，所属人员调往新组建的航空第七学校等单位。该校先后共培养各类航空人员560名，其中飞行员126名，机务人员322名，领航员24名，场站、气象、通信、参谋人员88名。这些人员后来大多成为建设人民空军和创办、发展新中国航空事业的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