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汇介绍

词语释义

绍兴师爷 ： shào xīnɡ shī yé ，清代官署中的幕僚，由于绍兴籍人较多，故称。后引申为谋士的代称。有时含贬义。

背景介绍

关于“绍兴师爷”这个词里面的“绍兴”，是指清代的绍兴府。清代的绍兴府包括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县、新昌八个县，位于杭州湾南岸。全地区以会稽山为中心，两翼为浦阳江和曹娥江，山水秀丽，乃古越国腹心之地。自东晋开始，这里即成为全国著名的文化中心之一。所谓“师爷”，是对古代官府衙门中幕僚的俗称。古代将帅出征，治无场所，以幕为府，故称幕府。在幕府中办事的那些类似今秘书、参谋等文职佐理人员，就叫幕僚或幕友。他们是一些受过专门训练，在法律、财会、文秘等方面具有专门知识和一技之长的读书人，被各级地方长官聘请为某一方面的私人顾问，不带官职而参与政务。官员称幕友为“西宾”“西席”“老夫子”“先生”，幕友称官员为“东翁”“东家”，平时幕友与官员可以平礼相见。

成因分析

绍兴师爷作为一个地域性、专业性极强的幕僚群体，作为清代各级官吏处理政务公事、行使管理职能的智囊和代办，横空出世，横行天下，既是中国幕僚制度演变发展的结果，更是特殊的地域环境、特殊的人文基因和特殊的社会背景综合作用的结果。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文风炽盛，人才辈出。绍兴古称“荒服”之地。大禹在此治水毕功，地平天成。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使绍兴实现了历史上的第一次腾飞。秦始皇巡越，祭大禹，立刻石，教化民众。汉时马臻筑湖，使绍兴风调雨顺，山清水秀，“俗始尚文”、“俗始贵士”。晋室南迁，士人平民纷纷相随，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汉族南迁和多民族融合，绍兴因以“俗尚风流而多翰墨之士”，文风由此焕然，经济益加兴旺，出现了“今之会稽，昔之关中”的繁荣景象。隋唐时期，越窑越纸名闻天下，丝绸茶叶异军突起，山水风光和美如昔，文人墨客纷至沓来，“俗好吟咏而多风骚之才”，人文由是更加兴盛。两宋时期及至元明，文风更为灿然，形成了“好学笃志，尊师择友，弦诵之声，比屋相闻”的动人局面和上至士大夫，“下至蓬户，耻不以诗书训其子。”正是这种一脉相承的文风，使绍兴成为了名人辈出的“名士乡”。以文武进士为例，今之绍兴市境之内，就多达2238名，其中的文科进士中，唐12名，五代7名，宋618名，元24名，明560名，清744名。绍兴师爷正是在这种炽盛文风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无疑是绍兴成千上万“名士”的优秀代表。

二是人地矛盾，生活艰辛。绍兴历史上堪称“鱼米之乡”，但由于“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期间中原汉民的三次大南迁，人口不断增加，人地矛盾不断加剧。宋时，“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常时”，大大地加重了绍兴耕地的承受负担。根据王振忠先生的研究，“早在16世纪末，绍兴府平原的开发就已经达到了极限。”晚明时绍兴人祁彪佳说：“越中依山阻海，地窄民稠……以二人食一亩之粟，虽甚丰登，亦止供半年之食，是以每藉外贩，方可卒岁。”到了清代，绍兴的人口密度竟达每平方公里579.55口，居全国人口密度的第三位，人地矛盾显得更加突出起来，以至“水岸田畔，凡可资耕种者，几无一隙之存”。穷则思变，在这样一种困难的情况下，人们为了生计，便将视野转向了耕种之外、地域之外，想起了手工业、商业、借贷救贫等办法，动起了扬己之长、外出谋生、为人作幕等脑筋。

三是科举难就，功名诱人。崇尚读书、追求功名，是绍兴的传统社会风尚；通过读书，求得功名，是一代又一代绍兴人的奋斗目标。逮及清代，这一风尚和目标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城中子弟成童就传举业射策。约十家坐一塾师，四隅内外攻制，举业者云集别业，子弟发未蓄，便能开笔成文，辄采芹藻，或再试。童子不利即弃文就武，习韬钤弓矢”，从而出现了“中式虎围者每科多至十余人，少亦不下五六人”的情形。据统计，从顺治元年（1644）到宣统三年（1911），绍兴“中举人者二千三百六十一人次”。“从顺治三年到乾隆三十九年（1646-1774），绍兴府的举人数达656人，占全省总数的15.5%”；本籍人本地考取的“进士数也多达505名”，“居全国科甲排行榜的第六位”。这些数字的背后，至少说明了几个问题。第一，竞争激烈，一个绍兴人要考中进士、举人，比起其他地方来，要困难得多。第二，励志效应，如此众多的人中进士、举人，刺激了更多的人们去苦读书。第三，官职有限，不少中进士、举人者不得不做“后备干部”，先为人作幕，再等待机遇。第四，另辟蹊径，更大量的读书人因过不了科举这座“独木桥”，而另辟其他的求生求名之道，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作幕、经商。

四是亲缘认同，形成“声气”。绍兴人特别讲求包括乡缘、血缘、师缘在内的亲缘关系，它们大量地被记录在师爷们的书牍当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著名师爷许葭村的229篇《秋水轩尺牍》与龚萼的186篇《雪鸿轩尺牍》。乡缘除了老乡之间的互相提携推荐之外，很重要的，是还有遍布各地的绍兴会馆。这些会馆不少具有“准师爷之乡”的性质，有的还举办专门培养师爷的幕学训练班。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儿女联姻等血缘关系，自然是师爷群体中最重要、最亲密、最有用的一种亲缘关系了。这种“彼此各通声气，招呼便利”的亲缘关系，是绍兴师爷群体形成、兴起、发展的重要原因。

五是时势需要，应运而生。第一，满族在准备入关、入主中原、统一国家的过程中，认识到了依靠汉族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这就为汉族幕僚群体的出现提供了国家政策上的可能。第二，清朝实行“科举为利禄之途”，“得之则荣，失之则辱”的政策。但是，僵化的科举制和频发的文字狱，致使整个社会思想保守、万马齐喑。在这种情况下，科举优胜者虽被委以重任，但不善处理各种政事，只能依靠那些没有死读书、了解社情多、处事能力强的幕僚。第三，西方文化的东渐、西方列强的入侵、民族矛盾的加深，使得清朝政局长期处于动荡不安当中。为了应付这种复杂局面，客观上促使各级官吏招揽更多的幕僚人才，为己所用。时势需要英雄，时势造就英雄。正是在这样一种独特的时代背景下，绍兴师爷应时对景、应天顺人，登堂入室、登台亮相了。

历史发展

绍兴师爷是明清时期封建官制与绍兴人文背景相结合的产物。这个地域性、专业性极强的幕僚群体，肇始于明，盛行于清，没落于辛亥革命前后，自始至终，在我国封建统治机构中活跃了三四百年，声名扬及国内外，成为中国封建官衙幕僚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与各级地方行政官吏、绅士、商人等群体，共同操纵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诸多层 面，成为封建专制统治不可或缺的工具，在封建官僚政治的实施过程中作用显著。

绍兴具有培养与造就师爷特有的历史、地理环境与经济、文化条件。从此业者，大抵为家道中落、无缘取仕之士。一般师爷至少须攻读3年“幕学”，并须具有研核策略的能力、提供 计谋的机心与撰拟官方文字的功底。师爷虽非幕府职官，但各级军政主官每每受其制约，多 有左右首脑之力。?

师爷，为旧时官署幕友的尊称。古代将帅带兵出征，治无常处，以幕为府，故称“幕府”。以后相沿成习，幕府即成为各级军政官署代称，甚至其军政大员本身亦称幕府。同时，军政大员所延揽帮办各类事务的文人学士，也就获得幕僚、幕宾、幕友等相应称谓；民间，自清朝起，一概称此类幕僚为“师爷”。师爷在幕府中为幕主或出谋划策，参与机要；或起草文告，代拟奏疏；或处理案卷，裁行批复；或奉命出使，联络官场。凡此等等，不一而足。师爷无官衔职称，仅受聘于幕主而并非行政委任。幕主称师爷为“老夫子”、“西宾”，师爷称幕主为“东翁”、“东家”，彼此虽以宾主相待，实系雇佣关系。

绍兴人入幕为僚由来已久，明朝一代已有不少越人学律作幕，并闻名于世。当时京中胥办，“自九卿至闲曹细局，无非越人”(王士性《广志绎》)。“户部十三司胥算皆绍兴人”(顾炎武《日知录》)。嘉靖年间被誉为“明代第一才人”的徐渭，即为典型的绍兴师爷。《明史》载：“徐渭，字文长，山阴人。为诸生，有盛名。总督胡宗宪招致幕府”，掌书记。“宗宪得白鹿，将献诸朝，令渭草表”。“表进，世宗大悦，益宠异宗宪。宗宪以是益重渭 ”为进剿倭寇，徐渭常为胡宗宪出谋献策。《明史》云：“渭知兵，好奇计，宗宪擒徐海、诱王直，皆预其谋。”足见他就幕5年，政绩卓著，堪称绍兴师爷的早期代表人物。

绍兴师爷在清朝初年，尤其是在顺治、康熙之时，才真正成为一个地域性、专业性极强的幕僚群体，所谓“无绍不成衙”即是这一状况的真实反映。沈文奎可谓当时绍兴师爷的代表。沈文奎，会稽人，23岁时只身北上游学。天聪三年(1629)冬，被后金八旗兵俘于遵化城，旋即迁徙沈阳，入选文馆，开始为清军入关献谋设策，渐为皇太极看重。六年八月，皇太极召见沈文奎等，赐以肉食，面询对明言和等朝政大计。沈提出一系列针对性策略，多被采纳且付诸实行，绍兴师爷由此崭露头角。

绍兴师爷的崛起，当然并非凭借个别绍籍师爷的功绩名望，而是反映了当时封建统治阶层出于政治目的网罗特殊人才的需要，以及从事师爷职业的绍兴人士的整体素质。绍兴向为文化之邦，绍兴人处世精明，治事审慎，工于心计，善于言辞，具有作为智囊的多方面能力，故清代以师爷为业者多系绍兴人，诚如龚未斋在《雪鸿轩尺牍》中所云：“吾乡之业斯者，不啻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