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起源

佛教很早就从中国和朝鲜传入日本。753年，鉴真和尚第七次东渡成功，使得佛教更加在日本发扬光大。鉴真死后，日本佛教兴起了更多门派，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天台宗和真言宗。天台宗得到许多王公贵族的支持，财大气粗，拥有大量的土地和财富。许多天台宗的寺院甚至有能力籑养僧兵，与地方诸侯抗衡。而真言宗将进口的佛教和本土的神道教有机结合，宣传凭个人修行即可入道，从而吸引了更多的中下层平民。

创建者青鸾上人当时佛教的见解

亲鸾对自己的反观与对佛解救的了解,深深改变了一般的常理和佛教思想。在真宗的要典《叹异钞》（第三章）中，亲鸾有以下的名言："连善人都往生净土，恶人更不在话下。对此，世人的人都经常说：连恶人都往生净土，善人更不在话下。这句话象是有道理，但实际上违背了他力而往生的教理。"

依照佛的教诲，如果我们能通过静坐修智慧并广修善行，我们就能在修持上更上一层楼。若我们无法行任何善，我们肯定会转入恶道中受苦以抵消所做的恶业。虽然亲鸾有行善的能力，但是他以慧眼察觉到自己内心中极大的恶业，而意识到自身所有之行皆不离此恶业之祟。这也意味着亲鸾发觉他自己根本毫无一丝善业与功德，更谈不上如何使自己解脱。 《叹异钞》2中还记载亲鸾的另一句名言："既然我什么行都不会修，照这个模样，地狱也是命中注定的栖身之处。"

亲鸾既不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也不是觉得自己被佛的解救之力排除在外。他对自己无力自救的证悟，就是证明自己已经被阿弥陀佛所摄受与解救。所以，通过对佛的真诚信心，亲鸾就能领受佛的无边功德、智慧与力量,并完完全全地把执著自我的凡夫之体托付在阿弥陀佛的怀中。

亲鸾对佛教的见解出自于他信受与领受佛力（他力）的人生经验。他把佛教分成两种体系，即自力教与他力教。真宗是全他力教，其余的佛教学系则归纳于自力教。亲鸾甚至没有鼓励念佛。对于善导与法然来说，净土信者得全心全力称念佛名。但是对亲鸾而言，我们所需的只是要真诚地领受佛给予众生无条件的拯救之力。

应仁之乱以后，日本战祸连连。民不聊生。上至公卿，下至平民，都希望通过宗教得到解脱。一些鼓吹简易修行的宗派应运而生，由天台宗演变出的日莲宗即是其中之一。日莲宗提倡信徒只要日夜颂念《法莲华经》，就可以修身成佛。而同时期兴起的净土宗更简单，宣传不须通过寺庙出，只要天天口颂“南无阿弥陀佛”即可减轻罪孽，脱离苦海。净土宗之后的变身净土真宗走得更极端，废除了所有清规戒律，信徒们甚至不用出家，也能达成正果3。净土真宗大力鼓吹对所谓恶人的超度，吸引了大批士兵，武士，盗贼信教。只有对佛的信心，净土真宗门徒就能往生“净土”。

战国时期掀起滔天巨祸的一向宗，就是从净土真宗的本愿寺为发祥地的。一向宗第八代法主，本愿寺的莲如和尚亲自到各地农村传教，吸引了大量门徒。农民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建立起类似教会性质的农会。他们一起修行，但更多的时候他们聚会讨论村里的各种事务。由于战乱，这样的农会又渐渐演变成了武装自卫组织。当村与村的联系紧密后，农会武装变得更加强大。他们常常纠合在一起抗交地租，甚至赶走领主，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组织。这就是一向一揆的起源。一向一揆最巅峰的时期，以本愿寺为中心，其势力涵盖近畿、北陆（加贺，能登）、东海(三河、尾张、美浓)，伊势，志摩，以及中国(安芸、播磨、备前、备中)等地1，几乎波及半个日本。由于这些农民暴动，许多藩国陷入无政府状态，比如加贺，就有“百姓之国”之称。朝仓家的名将朝仓宗滴大半辈子都在和他们作战。各地的一揆势力因为利益冲突，而彼此兵戎相见的消息，也时有耳闻。

本愿寺方面，却是不支持这种暴动的。他们更有兴趣营建自己的势力，而不是依靠乌合之众的农民。第十代法主证如和尚以后，本愿寺大兴土木，扩大势力，资助鼓励附近的商业和手工业，并建立僧兵部队。渐渐地，本愿寺的财力和武装，几乎能于地方大名抗衡了3。

一向宗农民战争（一向一揆），总的来说，就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包括有寺院僧侣和国人参加并参与领导的净土宗本愿寺派信徒发动的武装起义，其目标是夺取地方政权，它发生在本愿寺教团大幅度发展的时期和地区。

一向宗的大发展，从时间看是在南北朝动乱期之后到室町后期之际，从地区看主要是在近畿一带、北陆地方（加贺、越中、能登、越前）、东海地方（三河、尾张、美浓）、越中美浓接壤的飞騨地方以及中国地方（安艺、播磨、备前、备中）。这些地区大部分属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先进地区和中间地区。在很长时期内一向宗主要体现为它的主要流派本愿寺派和佛光寺派的发展。这些流派形成于亲鸾死后，佛光寺派说，一旦人的名字记在名簿上，他就得以往生极乐，并且倡言念佛可愈病，摆脱贫困，获得现世幸福。因此它获得了渴望现世幸福的人民群众的欢迎，广为传播，相反，摒弃此说，自认为拥有亲鸾祖庙而以正统派自居的本愿寺派则发展缓慢。及至第八代法主莲如（1415—1499）采纳上述说教并亲作宣传后，一向宗各派僧侣、门徒很多转归本愿寺，本愿寺教团在上述各地才有了飞跃发展，时当应仁之乱之际。

本愿寺教团最基层的组织是“讲”。一寺院一道场至少有一个“讲”，多则四五个，也有跨郡的讲。每一讲拥有信徒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莲如组织讲就是要加强信徒的宗教生活，加强信徒对弥陀本愿的信心。但是讲逐渐失去原来的性质，变成了信徒们集会发泄对社会不满的场所，进而成为信徒为争取现世幸福反抗统治者的战斗组织3。

在北陆地方，本愿寺教团自文明3年（1471）莲如亲自来此进行组织后，有了飞快发展，在很短时间内就压倒了佛教旧宗派和一向宗其他流派。自认为是弥陀之子、坚信佛力而又获得教团组织这种依靠力量的农民信徒，思想大为解放，开始无所顾忌的积极行动，他们否定诸神诸佛，轻蔑守护、地头等封建武家的权力，拒纳年贡，拒服徭役。开始时国人也企图以武力镇压农民信徒的反抗，然而当他们觉察到组织起来的农民信徒力量的强大后，为了保住自己在村内的地位进而实现取代守护大名的野心，便从镇压转为利用，纷纷加入本愿寺教团。

由于上述情况，形成了农民信徒、僧侣同国人信徒的联合，在加贺国，这些信徒在70年代巧妙地利用守护家的内讧，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就在此时，尚在北陆地方传教的莲如连续发出戒条，要信徒们循规蹈矩，不得违抗守护、地头，不得拒纳年贡，不得蔑视神佛，还打出“王法为本”的旗号，妄图以这些戒条束缚信徒们的手脚，然而信徒们不听，无视守护职，到处发动起义，拒纳年贡，占领庄园，甚至“驱走国务之重职”，“诽正法，毁佛像经卷，捣神社佛阁”，以致出现“无佛世界”，加贺成了“无主之国”。对于这种形式，统治阶级惊呼为“日月坠入泥土”，“前代未闻之无法无天”。决战的时刻终于来到，长亨2年（1488）加贺起义者一面向能登、越中、越前各国信徒发出檄文，一面以10至20万大军包围了高尾城，起义者的援军堵住了越前、越中通往加贺的通路，使幕府军和两国守护军队无法前来解围。6月9日包围者攻克该城，守护大名富坚政亲自杀，起义者旋即迎立富坚泰高（政亲的堂兄弟）为名义守护而接管了加贺国。国人信徒立即把原守护方面国人的土地夺到自己手里，农民信徒的年贡负担也得到减轻。《总见记》里的一段话反映了起义胜利后农民的喜悦心情：“武家作地头事情难办，一向住持当领主可随心所欲度日。”此后加贺国便由有力的国人信徒代表和中小名主出身的寺院住持代表以共议制形成联合执政。国人代表依靠的是他们的战斗组织“组”，寺院住持代表依靠的是拥有众多农民信徒的组织“讲”。由于“讲”发挥了强力的牵制作用，使国人集团垄断全部政权、统治农民的企图未能如愿，此后90多年间，加贺国大体上成了“百姓所有之国”。

在加贺信徒起义胜利的鼓舞下，能登、越中、越前等国的信徒于都纷纷起事，虽然都未获胜，但不屈不挠的把战斗坚持了整整90年。一向宗信徒起义并不限于北陆地方，在飞騨，文明17年（1485）也发生了当地一向宗中心寺院照莲寺反对有力武士内岛一族的起义，起义虽然失败，但内岛不得不对一向宗采取妥协态度。进入16世纪，起义烈火更燃烧到河内、和泉、摄津、畿内、三河诸国。

文明7年（1475）从北陆回来的莲如在京都山科建本愿寺，以该寺为本山统辖全日本宗徒。本愿寺以其严密的组织向各地宗徒征收“志纳钱”，充实财政，名义上这是为报佛恩的捐献。16世纪30年代，第十代法主证如又将本山移至石山本愿寺（在大阪），而后不断扩大寺区，让新兴工商业者移居寺内町，积极发展工商业，强化防卫措施，本愿寺教团变成了强大的宗教王国，它的存在为争霸中的战国大名所不容。永禄6年（1563）三河国宗徒举行起义，反抗德川家康的苛虐，战斗坚持6个月，沉重打击了德川家康，据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所经最严重的一次危机。本愿寺历届法主对宗徒起义一直持反对态度，讨好封建主，但当元龟元年（1570）织田信长迫使本愿寺教团决战，危机这个宗教王国存在时，第十一代法主显如光佐（1543—1592）便动员全体宗徒为保卫寺院而战。宗徒们在艰苦条件下把“石山战争”（1570—1580）坚持10年之久，天正8年（1580）战败，宗徒力量消失殆尽，接着，包括加贺宗徒领国在内的各地起义被逐个镇压下去。

之后的数百年间，随着儒教的朱子学和西洋的天主教的传入，佛教渐渐衰亡变样。佛教本是一种追求彼岸世界的宗教，一切终生受到生即死、死即生的永世轮回规律的束缚，人的死只是反复无穷的六道（地狱、饿鬼、畜生、人、阿修罗、天界）生死轮回过程之一，而摆脱这种轮回的是涅槃。在当时幕藩制时代的社会里，人们强烈希望的是家庭这一集团的现世繁荣，从而导致崇拜祖先和祈求现世家庭成员的幸福，在这样的民众宗教面前，佛教屈服了，变样了。祖先被当作佛，从而被佛（祖先）保护的、祭祀佛（祖先）的家庭在教义上获得了重要的意义，这当然会受到以家庭为单位而成立的身份等级制社会——国家的肯定，当时著名的僧侣，如曹洞宗的铃木正三（1579—1655）、净土真宗的浅井了意（？—1691）等都宣扬孝敬父母和精励家业，这样，本来否定家庭的佛教在教义上彻底发生变化——支持家庭和祖先成佛，构成了日本近代民众佛教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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