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楚政混乱

前516年（楚平王十二年、吴王僚十一年）楚平王卒，子熊壬立，是为楚昭王。昭王年幼，军政大权掌握在令尹子常手里。前515年（楚昭王元年、吴王僚十二年），吴王僚乘楚丧、楚昭王初立之机，遣其弟掩余、烛庸率军攻楚国六（今安徽六安东北）、潜（今安徽霍山北）等地。同时派季札访问“上国”（中原诸国），先至晋，以观察晋等国动向。楚莠尹然、王尹麇率军救潜，沈尹戌率军在穷（今安徽霍丘西南）阻遏吴军，令尹子常率舟师抵及沙（今安徽怀远东北）而还，左尹郤宛、工尹寿率军亦至潜，这样楚军先阻后截，吴军在穷、潜间进退两难，陷于困境。

吴公子光（阖闾）以为自己是“王嗣”，早有谋王位之志。伍子胥奔吴后，不久投靠公子光。知光欲谋王位，特求得勇士专诸引荐给阖闾。阖闾见吴军在外受困，国内空虚，正是夺取王位的好时机，于是与专诸谋，在堀室（窟室）埋伏甲士，宴请吴王僚。专诸置剑于炙鱼中以进刺死吴王僚，专诸则当场被吴王僚卫士所杀。公子光即位，即为吴王阖闾。季扎回来，“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阖闾又立专诸子为卿，政局很快稳定了下来。

在前线与楚军对峙的吴公子掩余、烛庸闻讯，分别逃往到徐与钟吾（今江苏宿迁北）。楚军闻吴乱，亦还。当吴国政局稳定后，楚国又因楚昭王新立年幼，费无极乘机陷害郤宛，唆使令尹子常杀郤宛及其族、党，迫伯氏之族出逃，酿成新的冤案，危害初安的政局。据《左传·昭公二十七年》载，左尹郤宛，“直而和，国人悦之”，费无极与其狠狈为奸的右领鄢将师视之为眼中钉，就在令尹子常面前诬陷郤宛要暗害子常，子常听信，即令攻郤氏，并以火烧之。郤宛得知，被迫自杀。子常、鄢将师又杀了与郤宛相好的阳令终（中厩尹）与其弟完、佗，以及晋陈（楚大夫）及其子弟，尽灭郤氏之族、党。此即“郤宛之难”。

晋陈之族不服，大呼道：“鄢氏、费氏自以为王，专祸楚国，弱寡王室，蒙王与令尹以自利也，令尹尽信之矣，国将如何？”国人对此不满，议论纷纷。沈尹戌向子常尖锐指出：“三族，国之良也，而不愆位。吴新有君，疆场日骇。楚国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谗以自安也，今子爱谗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只得于这年（公元前515年）九月，杀了费无极与鄢将师，尽灭其族，“以悦于国”。在费无极诬陷郤宛及子常灭郤氏之族、党时，与郤氏亲善的伯氏之族被迫逃亡到吴国，后来伯嚭为吴太宰以谋楚”，楚国又增添了新的敌视力量。

令尹子常是一位“贿而信谗”的人。他信谗言，灭郤氏等三族，迫伯氏逃亡，摧毁了楚国的忠良。又贪利索贿，公然欺凌压榨来访之国。据《左传·定公三年》载，公元前507年（楚昭王九年），蔡昭侯朝楚，带来两佩（佩玉）两裘，一佩一裘献给楚昭王，留一佩一裘自用。子常想要，蔡昭侯未献给他，子常竟粗暴地扣留他三年。唐成公朝楚，带两匹肃爽马，子常想要，唐成公不肯，也被扣留三年。后唐人献马给子常，子常才让唐成公回国。蔡人仿效唐人，献佩给子常，蔡昭侯得释。蔡昭侯归及汉时，投玉于水，发誓说：“余所有济汉而南者，有若大川！”立即赴晋，以其子元与蔡大夫之子为质，请求伐楚。第二年（公元前506年），晋应蔡请，即会宋、蔡、卫、陈、郑、许、曹、莒、邾、顿、胡、滕、杞、小邾等国国君及周、齐之大夫于召陵，谋伐楚。晋荀寅向蔡昭侯求赂，未得，就以“国家方危，诸侯方二”、“弃盟取怨，无损于楚”为由，劝范献子（晋主卿）不要攻楚。晋国君臣权衡得失，就辞蔡昭侯而未轻易兴兵。召陵之会，虽未伐楚，但与会国之众，说明楚国失礼于蔡、唐，不得人心，各国不满。

吴国崛起

当楚国令尹子常为政，“蓄聚不厌，其速怨于民多矣”，对外又欺凌小国，陷于孤立被动之际，吴王阖闾则立志图强立霸，即位后任伍子胥为行人、伯嚭为大夫，共谋国事。伍子胥向阖闾建议说，要兴霸成王，“必先立城郭，设守备，实仓禀，治兵库”又推荐避乱于吴的齐人孙武，阖闾任以为将。孙武主张改革图强，与阖闾议论晋六卿强弱，认为赵氏田制，大其亩而轻其税，可以成功。吴王阖闾在伍子胥、孙武、伯嚭等辅助下，国力迅速强大了起来。

吴王阖闾经短期休整后，即于公元前512年（楚昭王四年，吴王阖闾三年），要徐、钟吾执拘公子掩余与公子烛庸，以清除原吴王僚的势力。两公子逃奔到楚国，楚国将他们安置在养（今河南沈丘东南），“将以害吴”。吴王阖闾怒，执钟吾之君，接着攻徐，引山水灌城，遂灭徐。徐君奔楚，沈尹戌领军救徐，就灭夷（城父，今安徽亳县东南），把徐君安置在此。经此次战役后，吴王阖闾为了进一步打击楚国，就向伍子胥询问攻楚的战略战术。伍子胥回答说：“楚执政众而乖（多而不和），莫适任患。若为三师以肄（突然袭击而又速退）焉，一师至（至楚境内），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此即“子胥之谋”，吴王阖闾完全赞同。次年（公元前511年），吴王阖闾即按伍子胥谋略行事，以一军攻夷、潜、六，楚沈尹戌率军救潜，吴军还。吴又用另一军攻围弦（今河南息县南），楚左司马戌、右司马稽率军救弦，进抵豫章，吴军又退。

过程

誓师伐楚

吴楚之战爆发后，鸡父之战（公元前519年）吴国大胜以后，楚国在战略上居于守势。楚平王于周敬王四年（公元前516年）去世，子昭王嗣立。楚昭王年幼，楚令尹囊瓦执政。囊瓦贪残庸暴，也宠信费无极，残杀大夫郤宛、阳令终、晋陈等，楚国内政愈发紊乱，诸侯离心。吴公子光于周敬王五年（公元前515年）杀王僚自立，即吴王阖庐。阖庐延揽人才，重用伍员（伍子胥）、孙武等贤臣，励精图治，国家日益富强。

吴为大举讨伐楚国，于周敬王二年（公元前518年）灭巢、灭钟离，控制了淮河中游地区。以后，加速西进，于周敬王八年（公元前512年），吴王阖闾先后灭掉归附楚国的小国徐国和钟吾国。然后采纳伍员（伍子胥）分全国军队为三部，轮番侵敌，“彼出则归，彼归则出”之计，疲劳楚军。同时，于周敬王十年（前510年）讨伐越国，以扫除伐楚的后顾之忧。楚国则一面筑城防守，一面联越制吴，但收效不大。

前508年（楚昭王八年）夏，桐（古国，世属于楚，今安徽桐城北）叛楚。吴王阖闾使舒鸠氏（桐之北，今安徽舒城）引诱楚军出击，秋，楚令尹子常果然领军伐桐、吴，进抵豫章。吴潜师于巢，在豫章打败楚军。接着，克巢，俘楚守巢大夫公子繁。《左传·定公四年》载：“楚自昭王即位，无岁不有吴师。”可见除上述两起重大军事行动外，吴军几乎连年出动骚扰，楚国应接不暇，疲于奔命。

前506年（楚昭王十年），吴王阖闾以为大举攻楚入郢的时机已经成熟，就征求伍子胥与孙武的意见。伍子胥、孙武说：“楚将子常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前已指出，蔡、唐由于受到楚令尹子常的侮辱，耿耿于怀，决心报复。这年春召陵之会，晋等国虽未兴兵伐楚，但同年夏，因沈（楚之属国）君不会召陵，晋支持蔡攻灭了沈国。秋，楚国出兵包围了蔡国，以惩罚蔡灭沈之举。伍子胥助蔡“谋楚”，蔡昭侯于是又“以其子乾与大夫之子为质于吴”。不久，吴王阖闾、蔡昭侯与唐成公达成协议，共同攻楚。

这年冬，三国联军（唐小力弱，主要是吴、蔡军队），在吴王阖闾、蔡昭侯、唐成公以及伍子胥、孙武、伯嚭等率领下，对楚国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吴军乘舟溯淮而上，在淮弃舟，改行陆路，会合蔡军，西进至豫章与楚军夹汉水对峙。在决战时，左司马戌对令尹子常说：“子沿汉而与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还塞大隧、直辕、冥[阝厄]。子济汉而伐之，我自后击之，必大败之。”按此部署，子常与吴军在汉水周旋，左司马戌率方城外军队毁吴舟，还塞三关（今豫鄂三关：九里、武胜、平靖，古称大隧、直辕、冥阝厄，为汉东险隘）；然后子常领军渡汉水出击，左司马戌自后夹击，使吴军腹背受敌，一举而歼之于汉东。子常无异议，就按这一谋略分头行事。

柏举之战

子常虽高居令尹之职，在用兵上却是一个无能之辈。据《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载，吴在举兵伐楚时，“子胥阴令宣言于楚曰：‘楚用子期（公子结）为将，吾则侍而杀之；子常用兵，吾即去之。’”可见伍子胥所畏惧的是公子结，子常则并非对手。楚武城大夫黑以楚革车不如吴木车耐久，建议速战。大夫史皇则挑拨说：“楚人恶子而好司马。若司马毁吴舟于淮，塞城口（三隘道之统称）而入，是独克也。子必速战！不然，不免！”（同上。）子常争功，不顾先与左司马戌商定的策略，就率军先济汉而阵，自小别至大别（二山皆在汉北、淮南），三战皆北。子常自知不能胜吴，想临阵脱逃，史皇告其如致死以克吴，尚可以免贪贿致寇之罪，子常才未逃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