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号

天授元年（公元690年）九月九日，一代女皇武则天的登基大典在神都洛阳则天门楼（后改应天门）上隆重举行。

武则天“革唐命”，定国号为周，为区别于先秦时期的周朝、南北朝的北周、五代的后周而称武周。至于国号由来，有两种说法：

壁画 武周《万国来朝》（摄于洛阳天堂遗址）

其一是据《姓纂》记载，武则天的武姓来源于周平王之子。周平王的少子姬武一落娘胎，手掌中便有一片特殊的纹路，形状就像个“武”字，所以不但他自己以武为名，后来他的子孙也以武为氏。而武则天自认为是姬武的第40代子孙。

其二是意喻效法周代。中国古代的太平盛世，在当时的唐人看来，惟周、汉两代。

唐太宗治世崇尚汉法，武则天却认为应承周，以“周”为号，也是为了表明她要承周礼治盛业的治国方略和政治抱负。被中国古代尊为“大成至圣先师”的孔子一生的追求就是“恢复周礼”，因此，武则天以“周”为国号就是在实践孔子的遗志。武则天甚至在称帝之前曾经下令仿照西周初年周公在雒邑造明堂，前后两次在洛阳兴建唐明堂和武周明堂以作为宣明政教之所，向天下昭示她重兴周朝礼制的姿态。1

历史

定都洛阳

武则天在称帝建立武周前，就在考虑定城何处，因为这对即将建立的政权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她为定都洛阳做了一系列精心准备。光宅元年（684年）九月，提高洛阳的地位，改东都为神都，改洛阳宫为“太初宫”。⑴批准武承嗣的请求，追封武氏祖先为王。垂拱四年（688年）二月，又以薛怀义为使，毁乾元殿作明堂。明堂相传为周公所创，⑵系帝王布政、祭祀、大享、朝会之室，但明堂没有具体的标准，历代帝王、学者对明堂都莫衷一是。高宗时期，虽两次发动“群儒”议明堂制度，但“终高宗之世，未能创立”，⑶武则天则继承高宗遗志，毁乾元殿以造明堂，表示她将在这里祭祀天地、供奉祖先、发号施令、长期执政。武则天还为定都洛阳大造舆论。垂拱四年（688年）四月，武承嗣命令同泰将伪造的刻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字样的白石进献武则天。五月，武氏受“宝图”，事南郊，告谢昊天，御明堂，命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于拜洛前十日云集神都。七月，更命“宝图”为“大授神图”，封洛水为显圣，加特进，并立庙。永昌元年（689年）正月，武则天亲享明堂，大赦天下。次年正月，又享明堂，并依周制建子月为正月，以“曌”字为名。七月，颁《大云经》于天下。九月，登基称帝，在洛阳立武氏七庙。天授二年（691年）七月，“徙关内雍、同等九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⑷众所周知，建立七庙是古代天子的特权；明堂是古代帝王举行祭祀、朝会、庆典、赏赐等各种大型活动的场所；徙民实都也是古代帝王的一贯做法。这一切都表明武则天定都洛阳是早有准备的。

在为定都洛阳进行了一系列的精心准备之后，载初元年（690年）九月九日，武则天登上则天楼，宣布改唐为周，洛阳为都城，改元天授，赐酺七日，“在宥天下，咸与惟新”。五天后，群臣上尊号曰“圣神皇帝”。⑸降皇帝（李旦）为皇嗣，赐姓武氏，“令依旧名轮，徙居东宫，其具仪，比皇太子”。⑹至此，“武周”取代了“李唐”，武则天戴皇冠，穿皇袍，成了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那么武则天为什么选择洛阳作为武周的政治中心呢？

至于以洛阳为都，并不是像封建史学家所说的那样怕王皇后、萧淑妃披发沥血的灵魂，不敢回长安；②事实上，武则天于长安元年（701年）曾返长安，且住了两年，故仅以王、萧二人之死来解释武则天定都洛阳，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也不是像今人岑仲勉先生所说的那样“无非为其曾在长安出家，避洛以纵情荒淫起见”。⑺武则天出家，人所共知；洛阳是唐王朝之东都，与长安联系最为紧密。难道武则天到了洛阳就洗刷掉了出家的事实？何况“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想要遮掩是不可能的。既不能洗刷，则纵情淫乐长安亦可，何必洛阳？所以岑仲勉先生的说法也是值得商榷的。

陈寅恪先生则认为：“夫帝王之由长安迁居洛阳，除别有政治及娱乐等原因，如隋炀帝、武则天等兹不论外，其中尚有一主因……即经济供给之原因是也。”⑻

笔者认为，陈寅恪先生所说很有道理，武则天之定都洛阳不单是王、萧二人之死或避洛的纵情荒淫之因，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洛阳有利的区位优势所决定的。

武则天之所以以洛阳为首都，主要是由于洛阳具有作为都城的条件，而且已被经营为有利于武周统治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首先，从政治上来说，武则天要改唐为“周”，建立新王朝，需要有一个首都作为根据地，作为她的后盾，无疑，洛阳是最令她满意的地方。自东周至唐，已有好几个王朝曾建都于此，它具备建都的历史因素。当年，血气方刚的高宗欲纳志同道合的武则天为后，遭到大臣的反对；欲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也往往受到他们的控制。后虽打击了个别人士，但生活在长安，总觉得有所限制，不太满意。正好此时战事频繁，高宗便下诏改洛阳为东都，修葺宫殿携武则天往来于长安和洛阳之间，二人驻跸洛阳的时间，累计达十余年，而武则天住洛阳的时间则更长，达三、四十年在此期间，武则天一直参与朝政，已经培养了相当的势力。高宗死后，武则天临朝称制，大权独揽，对洛阳更加苦心经营。到易唐为周前夕，洛阳已成为号令所出的政治中心，租赋所集的经济中心，精兵拱卫的军事中心和文人所趋、符瑞所出的文化思想中心，是她的政治大本营。因此，她不能舍洛阳而趋长安。对她而言，以洛阳为都城是最恰当的。

再者，在当时男尊女卑的封建气氛下，尽管她贵为天子，但毕竟是一个女子，怎样也改变不了李唐王朝媳妇的身份。武则天的这种无奈充分体现在立皇嗣问题上。天授二年（691年），王庆之等人请求立武承嗣为皇太子，遭到了群臣的反对。武则天问王氏：“皇嗣我子，奈何废之？”王氏对曰：“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今谁有天下，而以李氏为嗣乎？”⑼这种回答不无道理，武氏只好抚慰他离开。后来王氏屡次求见武则天，劝说她立武氏子孙为皇嗣，武则天大怒，命令凤阁侍郎李昭德杖击王氏。李昭德趁势劝谏武则天：“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当传之子孙为万代业，岂得以侄为嗣乎！自古未闻侄为天子而为姑立庙者也！巨陛下受天皇顾托，若以天下与承嗣，则天皇不血食矣。”⑽武氏亦以为然。七年后，立嗣风波又起。武承嗣、武三思多次派人劝说武则天立武姓子弟为太子。武氏对此犹豫不决。狄仁杰因谏曰：“文皇帝栉风沐雨，亲冒锋镐，以定天下，传之子孙。大帝以二子托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无乃非无意乎！且姑侄之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袝姑于庙者也。”⑾此外，武则天的亲信大臣李昭德、王方庆、王及善、吉顼以及她的心腹二张兄弟也从封建宗法、伦理观念出发，详细分析了立子立侄的利弊，反对立侄，主张立子。武则天由此进一步认识到武氏诸王不得人心，立侄利少弊多，不仅死后有陵庙无享祭、子孙被凌夷的可能，而且眼下就会造成与臣僚的隔阂，有丧失人心的危险，因此她打消了立侄的念头，决意立子。

这种封建正统观念甚至影响了当时的后东突厥汗国。圣历元年（698年）六月，突厥默涰请求与唐和亲，武则天命令武延秀纳默啜女为妃。默啜却认为其女要嫁的是李氏，并非武氏，李氏才是天子之子，并以此为借口起兵侵唐。这虽然只是默啜起兵的一个借口，但却反映了封建正统观念的影响甚大，连正朔观念不强的游牧部族也受到了影响。况且长安本是唐王朝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她要称帝，就不得不在洛阳另起炉灶，这样既维持了李氏在长安的原有地位，减少了李姓士族对她称帝的阻力，又能显现出武氏在洛阳的至高无上，可谓一举两得。

其次，就经济因素而言，洛阳所在的关东地区的经济条件要优于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秦汉以来，由于战乱等因素，中国的经济重心总体上呈现出向东、向南发展的趋势，这样偏西一隅的长安的经济优势逐渐被洛阳所取代。况且洛阳所处的关东地区的主体部分是黄河下游的华北平原，为伊、洛、河、济交汇处，水源充足，土壤肥沃，自古以来农业就很发达。安史之乱以前，这里已成为全国最发达的农业地区。关东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间接加强了洛阳地位的重要性。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都体现了洛阳地位的重要。反之，关中地区的优势与重要性逐渐下降。关中古称天府之国，被山带河，金城千里，故西周、西汉、西魏、隋、唐等王朝皆定都于此。然东汉以来，随着战乱的加剧，关中地区的农业经济在全国的重要性便日益下降，加上关中适宜农耕的土地面积有限，随着人口的增殖，统治机构膨胀，粮食供应成为长安的一大难题。要解决这一难题，从内、外两方面来考虑，内：提高关中地区的生产能力，外：从关东或江南漕运更多粮食到关中。而关中自身条件又非以前所能比，要振兴关东地区面临着不少困难：一是唐朝时期关中的自然条件大不如以前。关中在遭受了几次战乱的破坏，特别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和隋末战乱的破坏之后，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严重，泾、渭、北洛等河含沙量大大增加，河水灌溉能力减弱，同时对生态环境的负面效应却增加了。如唐前期郑国渠的灌溉量尚不及秦汉时代的1/4。⑿二是人口不断加剧，使土地失去了可负荷能力，导致地狭人稠、人均可耕地面积减少。据统计，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户数约304万，口数1235万左右；③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户数约615万，口数约3714万；④在短短的六十年时间里，人口竟增长了3倍多，关中又是人口最集中的北方腹地，人口密度更大，土地负荷力更为巨大，虽然当时关中地区号称沃野，但“所出不足以给京师”。⒀三是关中地区多王侯权贵，他们在灌溉渠道旁竞造碾硙，耗费水量，影响了水利灌溉的效能。如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年），因富商大贾竞造碾硙，郑白渠的灌溉面积已经从四万余顷下降到一万余顷。⒁高宗后期就常带领百官趋食洛阳。更狼狈的是，永淳元年（682年）四月，因仓猝出幸洛阳，扈从之士有饿死于道中者。

由此可以看出，振兴关中这一途径不行，只好依靠漕运来解决关中粮食危机，但也并非易事。古代航海水平毕竟有限，再加上路途遥远，黄河水流湍急，尤其三门峡一段黄河河道狭窄，水位落差极大，水下又多暗礁，行船极为困难。从江南漕运就更是难上加难了。所以漕运虽能暂时缓解粮食危机，但付出代价太大，运输量十分有限，也非长久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