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来

清朝早期之前包括唐宋甚至汉代虽然也有外国人出没，但那时并没有遭到西方列强侵略，不至于获得“鬼子”这样的称呼。然而清末朝廷腐败，国力大衰，外国列强乘虚而入，因此而出。

典故

明清朝代以来，我国沿海一带都资到日本海盗的侵袭，当时就出现抗倭的民族英雄戚继光，那时我国人民都称日本海盗为“倭寇”，可是到了近代，国人统称日本侵略者为“鬼子”。何时开始，“倭寇”变成“鬼子”的呢，据说这称呼的改变，还是出于一副对联。

甲午海战前夕，清廷一位大巨出使日本。谈判结束，双方举行联合记者会。日本不但要在世人面前炫耀武力，还想在文化上玷辱清国。记者云集后，日方突然提了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我们日本有个上联对不出下联，只好求于汉字发源地的人了。”这真是新鲜事。日本人亮出白绢上书写的上联：

联曰：“骑奇马，张长弓，琴瑟琵琶，八大王，并肩居头上，单戈独战！”

日本人这上联的意思是说：我大日本兵强马壮，驾驭的是奇异的千里马，张的是长弓；文的也不简单，光“大王”有八个，他们都有雄才大略。示之以文德，陈之于武功，日本“单戈独战”可踏平中国。

谁知清臣也不示弱，先要日方准备砚台磨好墨，再铺好白绢，然后大笔一挥写下联:联曰:“倭人委，袭龙衣，魑魅魍魉，四小鬼，屈膝跪身旁，合手擒拿！”

众多记者们看了，个个叫好。下联的意思是：倭就是倭寇，来偷大清龙衣，“八大王”变成“四小鬼”，“琴瑟琵琶”变成“魑魅魍魉”，“并肩居头上”变成“屈膝跪身旁”“单戈独战”变成“合手擒拿”，从此大家不再称日本侵略者为“倭寇”，改而称为“鬼子”了。 （选自《文艺生活》）

我们曾这样看“洋鬼子”(上\下)

首先必须声明：本文所指的“洋鬼子”并不包括生活在中国周围的一些亚洲国家的居民，像朝鲜人、日本人、越南人甚至印度人等都不在此列。由于这些国家历史上和中国交往较早，往来还算密切，其中像朝鲜、越南以及缅甸等国家长期以来都是中国实际上的附属国，中国人对于这些国家和其人民均有一定的了解。这里所说的“洋鬼子”特指那些近代以来才开始大批蜂拥而至中国传教经商和游历的欧美人。

在由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的第一章里，曾经深刻地指出：“18世纪发生了三个决定中国此后历史命运的变化，最为学术界注意的是欧洲人的到来，并牢牢地在这里扎下了根。”

实际上，以欧洲人为代表的西方人进入中国并非始于18世纪。譬如，著名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和此后进入中国的德国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都是在明朝中后期进入中国并长期居住于此的，而此前在元朝就已经有欧洲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因此，严格说起来，《剑桥中国晚清史》的上述提法不算太准确。更加确切一点的表述应该是：“以欧洲人为代表的西洋人的大量到来，并牢牢地在这里扎下了根”才是决定“中国此后历史命运的变化”的三大原因之一。

由于大批西方人漂洋过海进入中国，给这个古老的国度带来了一种异质的精神和物质文明，这对一向处在超级稳定状态之中，社会生活数千年来变化不大的中国来说，实在是一个莫大的冲击。

不能讳言的是，对于这些长着蓝眼睛、高鼻梁、金黄头发的欧美人，当时绝大部分中国人几乎是一无所知的。即使那些自以为对外洋世界和生活在那里的人民有所了解的博学之士，他们的见识其实也多半只是“强不知以为知”，充满了妄自尊大的文化上的偏见和误解。这种情况甚至在经过了鸦片战争，和遥远的英国正式打了一仗，也没有立即发生很大的变化。中国人对于西方世界的认识，普遍的还是“镜中看花，水中望月”。

孙子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实际上，我们只要看看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官员和学者乃至民间对于西方世界的整体认识，就会知道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所碰的一系列钉子，并非是一些偶然的因素造成的，而实在是有着更深层次的文化层面的必然诱因，这诱因就是建立在闭目塞听之上的对于外洋世界的惊人的无知和一系列荒唐走板的误判。

让我们先来看看所谓的“康乾盛世”时代的官方文件是如何看待西方世界的吧。

乾隆时代曾由官府出面修纂了一部《大清一统志》，这部书提到欧洲当时的强国葡萄牙时，竟然说这个国家“近满刺加?马六甲，奉佛教”。当代我们知道，葡萄牙是典型的西欧国家，和马六甲海峡根本不在一个位置上，说这个国家的人民信奉佛教，更是驴唇不对马嘴。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国人就是这样看待这个国家的。

在闭关锁国政策的笼罩下，广东省一度是清朝允许和“洋鬼子”打交道的唯一的中国省份。按理说，这个地方开风气之先，对于外面的世界的认识理应比较客观。但在道光二年刊印的《广东通志》中，却连美洲和非洲也分不清楚，硬是把二者混为一谈，胡说什么“利未亚为五大洲之一，其地有……亚非利加、奴米第亚?纳米比亚。亚非利加即亚米利加，有陆路通小西洋之如德亚?（现称巴勒斯坦地区），今分为南北。”从中可以看出来，编写这本通志的人脑子里根本就是一团糨糊，连最起码的地理常识都不具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