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四清运动开展之时，正是中国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开展四清运动的主要原因有：

村民情绪激动地指责“四不清”干部。

从国内形势看，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严重“左”倾错误，使中国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从认识这一危局使得中国共产党中央高层出现了意见分歧，导致了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斗争，决定在城乡发动四清运动。

中国共产党党内特别是上层中出现了意见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看待国内的困难形势。二是包产到户。

对于1958年以来三年“大跃进”造成的困难和经济形势的估计，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是有一些不同看法的。以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为代表，由于直接面对国民经济第一线，使他们对形势有了更加接近真实的看法，刘少奇最为典型。他突破了对形势看法固有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认为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并得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针对一线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毛泽东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困难并不大，形势仍然是好的，三面红旗必须坚持。

对于包产到户问题。面对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安徽省委对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意见加以变通，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包工包产责任制，即"责任田"，得到了毛泽东可以实验的谨慎同意。同时，中央和地方许多领导都对包产到户予以支持。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没有同意包产到户的主张。他说："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庄呢？"

这一切，促使毛泽东认为必须"重新提起阶级斗争"，他说："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认识，好好研究这个问题。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们这样的国家，还会走向反面。所以我们从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于是，在毛泽东看来，开展阶级斗争，已势在必行。

从国际形势看，主要的因素就是中苏关系的破裂以及周边局势的恶化，引发毛泽东对"反修防修"的战略思考。新中国建国后中苏关系经历了曲折而又复杂的历史进程。

就四清起源的角度看，主要表两个方面：

一是意识形态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何评价斯大林、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等问题上，这使毛泽东明确地认识到，苏联的领导现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认为南斯拉夫和苏联都已变成"修正主义"，而且中国国内存在着一个"官僚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

二是苏联对中国国内政策特别是"三面红旗"的批评。1958年11月30日，赫鲁晓夫在与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会谈时，表示了对人民公社的反感。他说："中国人正在组织公社。在苏联30年前就曾有过，对这个我们腻了。可是中国人嘛，就让他们去尝试吧。当他们碰得头破血流时，就会有经验了。"苏联对"三面红旗"的批评，激怒了正在庐山的毛泽东。他给时任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写信指出："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与此同时，中国的周边环境也日趋紧张。客观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对峙在继续，美苏之间既对抗又在进行单独的大国政治和军事交易；中印边境上的冲突与对抗正在加剧；美国侵略越南的战火日益扩大；美国和国民党蒋介石不时对大陆东南沿海进行骚扰等等。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更加警觉。1962年8、9月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他认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出修正主义。他明确说道："要花几年功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提出要提高警惕，防止国家"走向反面"。不久之后，一场以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为主旨的四清运动在中国展开了。

内容

（本段落内容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和党建读物出版社提供 ）        在八届十中全会精神指导下，1963年2月21日至28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在对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为了防止出现修正主义，决定以抓阶级斗争为中心，在全国城乡开展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社教运动”在农村以“四清”（即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在城市开展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这次会议后，城市“五反”首先在中央机关以及部分基层单位展开，农村社教“四清”运动开始试点。5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区书记参加的会议，专门讨论农村社教问题。会议讨论并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9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双十条”下发后，社教运动在全国较大范围内开展起来。运动中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大兵团作战”的办法，任意扩大打击面，“左”倾错误得到迅速发展。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规定：全国城乡的社教运动一律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内容，城市社教的“五反”也改为“四清”，并明确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十三条”包含着纠正“四清”中“左”的做法的内容，肯定农村基层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明确宣布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整社员群众。“二十三条”下达后，各地解脱了一大批基层干部，农村一度紧张的局面有所缓和。但从根本的方面看，“二十三条”在指导思想上发展了“左”倾错误理论。它不但片面强调社教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而且把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上升为十多年来党的一条基本理论。特别是“二十三条”正式明确地规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认为这种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他们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甚至有在省和中央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这就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把斗争矛头集中指向所谓“党内走资派”提供了理论依据。到1966年上半年，全国结束“四清”的县市占总数的32%。

历时三年多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纠正干部多吃多占、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等作风和解决集体经济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指导思想上“以阶级斗争为纲”，许多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被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因而混淆了两类矛盾，国内的政治空气更加紧张，不少干部和群众受到打击，各方面工作受到了严重影响，一些调整城乡经济的政策未能够认真执行。1

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