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作曲家郭文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8。

1956年出生在重庆，12岁开始学习小提琴。1970年至1977年在重庆市歌舞团工作，他在那里学到了大量四川民间音乐。1978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1983年毕业。郭文景大量的创作包括一部室内歌剧《狂人日记》、一部合唱交响乐、三首协奏曲、两部交响诗和几部室内乐作品。 曾任重庆市歌舞团小提琴演奏员，1983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现任该团创作员。郭文景还为20部电影和25部电视片创作了音乐。四川民间音乐的影响赋予他大多数的作品一种阴郁和神秘的特性。

演艺经历

2018年7月14日-7月15日，郭文景担任作曲的话剧《广陵散》在国家大剧院演出5。

人物生平

步入音乐

郭文景

郭文景1956年生于重庆市，自幼生长在“李白们吟颂过‘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船工们呼号出豪气冲天的川江号子的地域”。1968年，12岁的郭文景不可避免地遭遇“文革”，非常偶然地撞上了小提琴。十年动乱，灾难深重，然而它所引发的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西洋乐器大普及，却是人们始料不及的。“文革”期间全国上下，都在学习和排演具有特殊政治背景的“样板戏”，而“样板戏”规定一律用管弦乐伴奏，因此急需大量的乐队演奏人才，并导致“繁荣”的文艺团体成为百业萧条的十年动乱期间人人羡慕的工作单位。

于是，“无论是大都市还是小县城，几乎一夜之间响起了小提琴、大提琴、黑管、长笛的声音。”人们有一个目的很明确也很现实：城里的孩子为了避免日后插队，乡下的插队青年可以考回城里的文工团。而郭文景父母的目的则更单纯，就是为了把孩子留在家中以免意外——山城重庆的武斗很厉害。郭文景便以自学那把8元钱的小提琴开始进入音乐的王国。12岁学琴，想成为演奏家可能晚了一点，作为未来作曲家的重要素养之一可能正当时。两年后郭文景考入重庆市歌舞团，勤奋的练习和频繁的演出，既使他的演奏技术得到迅速提高，也使他对乐队的音响状态烂熟于心。

文革后期

“文革”后期，郭文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听到当时仍被禁止的诸如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天方夜谭》、鲍罗丁的《中亚细亚草原》、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一交响曲》等外国交响音乐唱片，使这位19岁的青年发现了一个令人心驰神往的新天地，于是他将自己苦心搜集的小提琴练习曲悉全部出让，换得斯波索宾的《和声学教程》和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管弦乐原理》，开始自学作曲。此后他一面在乐队拉琴，一面为各种演出编写伴奏乐谱。简单的“配器作业”能及时地（经常及时到前天晚上写第二天就演出的程度）得到乐队的演奏，就是现在音乐学院里的作曲学生也可能没有这种“福分“。

专制的压力，世俗的动力，偶然的经历，有时候也能绽放出绚丽的艺术花朵。不可预期的“文革”中的西洋乐器大普及，改变了不少人的命运，保存了艺术的种子，积蓄了后备的力量。当下活跃在文化艺术界的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演奏家、作曲家、理论家乃至文学家、美术家，有不少是就在“文革”中开始学习或者学习过西洋乐器的。事实上，目前中国新音乐界诸如谭盾、瞿小松、陈怡、何训田、陈其钢、彭志敏、敖昌群、盛宗亮等等活跃人物，在“文革”期间都有着类似的“演奏员”加“配器师”的宝贵经历。

类似的经历还要继续：这些人都在恢复高考后陆续考入音乐学院，还真是在既不太早也不太晚的时候接受了严格而系统的训练，提高了专业技术的水准。只是1983年毕业后郭文景既没有留在学院也没有留洋，而是回到重庆，直到1990年才回母校中央音乐学院任教。我经常想当然地把这段非常平常非常自然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7年，作为郭文景非常重要的与众不同的经历。放一放“经典”，避一避“潮流”，有可能影响了郭文景的音乐风格。

获得声望

郭文景

虽然郭文景也有过身在国内却主要给国外委约打工的无奈岁月，但他的创作与谭盾、陈其钢、陈怡、盛宗亮等长年旅居海外的作曲家仍有明显区别。比如谭盾的歌剧《马可·波罗》、《牡丹亭》、《茶》乃至《秦始皇》都是英文歌词，郭文景的歌剧《狂人日记》、《夜宴》、《凤仪亭》都是中文歌词，新作《李白》应该也是如此；陈其钢写了《一个法国女人的梦》，郭文景写了《穆桂英》和《花木兰》；陈怡写了纪念美国“9·11”事件的《荼》，郭文景写了纪念中国党和国家的《东方红日》/《英雄交响曲》；盛宗亮谱写了记忆中的《中国梦》和《明信片》，郭文景用第一手素材谱写了《西藏的声音》和《远游》……长年旅居海外的谭盾等人越来越局限于早年在国内积累的素材谱写中国特色的音乐，越来越采用常驻国的社会文化作为音乐表现题材，越来越以得到国外观众认可和喜爱为第一目标，而他们的同学郭文景仍然执着于自己的故土，仍然在第一时间接触故土的音乐，感受故土的生活，因而从某种角度说郭文景是比谭盾他们“地道”得多的中国作曲家，因而《纽约时报》曾把他称为“惟一未曾在海外长期居住而建立了国际声望的中国作曲家”。

主要作品

狂人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