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西词派

诞生、发展在 浙西土地上的浙西词派是 清代前期最大的词派，影响深广。

【浙西词派产生的背景】

社会原因：明末清初，民族、 阶级矛盾异常尖锐。 江南是抗清反清的重要基地。云间词派(今上海 松江)率先出现在明末词坛上。 陈子龙、 夏完淳等爱国词风影响了 嘉兴词人。1645年，清兵攻入嘉兴，大肆屠杀。嘉兴人民遭受一场浩劫。文人们也难逃厄运，遭受种种波折。家国之恨凝结于胸。清初严酷的文网不允许人们发表一点不满。于是，词这一特殊的诗歌形式便成为他们抒发心中不满的工具。正如 朱彝尊所言："盖时至而风会使然。"(《水村琴趣序》)

文学原因：词盛于两宋，衰于元明。元明以后以曲闻名。词人大多以作曲方式作词，词作还是不少的，但使词曲合流，失去词之特色。朱彝尊批评元明词坛一是充塞内容无聊或绮靡污秽之作："宣、政而后， 士大夫争为状寿之词，联篇累腰，殊无意味"，"陈言污语，俗气熏入骨髓"。二是违背词之特色：" 强作解事，均与乐章未谐"，"间有硬语"，"排之以硬语，每与调乖；窜之以新腔，难与谱合"(以上见《 词综·发凡》及《水村琴趣序》)。浙西词派创始者提倡恢复词的特色，得到众人响应。

基础条件：嘉兴本是文化之邦，有悠久的 吴楚民歌的历史。吴山越水的旖旋风光和甜美柔软的吴音乡语，与词体十分相宜。宋以后，词就在嘉兴土地上良好地生长着。清初，一批在词坛上有影响的文人大力提倡，互相倡和，切磋观摩研讨，形成一种良好的氛围，使词得以迅速发展。

【浙西词派的形成及发展】浙西词派是清代重要词派。其创始者朱彝尊及主要作都是浙江人，故称之。该词派其他主要作家还有 李良年、 李符、沈皞日、沈登岸、 龚翔麟。

他们崇尚 姜夔、 张炎，标榜醇雅、清空，以婉约为正宗，贬低 豪放词派，认为词“宜用于 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因此在创作中忽视词的内容，注重词的格律精巧，辞句工丽，及孤僻典故，艺术上追求“幽新”风格。由此形象有些破碎，内含晦涩。但也有一些清清新之作。

浙西词派的最早倡导者为 曹溶和朱彝尊。朱彝尊曾回忆和曹溶一起探讨词的经过："余壮日从先生南游岭表，西北至云中，酒阑灯施，往往以 小令、 慢词更迭唱和。有井水处，辄为银筝、 檀板所歌。念倚声虽小道，当其为之，必崇尔雅，斥淫畦，极其能事，则亦足以宣昭六义，鼓吹元音。往者明三百招，词学失传，先生搜辑遗集，余曾表而出之。数十年来，浙西填词者，家 白石而户 玉田， 舂容大雅，风气之变，实由于此。"(《静惕堂词序》)

朱彝尊还和同乡词人 汪森、二李、柯祟朴、 曹尔堪等人以及当时全国闻名的 陈维摄、 纳兰性德、 龚翔膀等大量词人切磋探讨。38岁时(1672)与汪森、周员、柯祟朴等开始编 《词综》，浏览宋元词集几百家，花了6年时间，于 康熙十七年(1678)编成。按醇雅标准选了从唐至元的词人600余家有2200余首词。在这一过程中，曾得到全国各地词人的大力协助。它的影响远远超出浙西，直至全国。

康熙十一年(1672)，朱彝尊与 陈维崧的词合刻成 《朱陈村词》，"流传至禁中，蒙 赐问，人以为荣"(《清史·文苑传》)。康熙十八年(1679)， 钱塘龚翔麟将朱彝尊的 《江湖载酒集》、李良年的《秋 锦山房词》、李符的《末边词》、沈埠日的《茶星阁词》、 沈岸登的《黑蝶斋词》以及自己的《红藕庄词》合刻于金陵，名 《浙西六家词》。陈维崧为之作序。浙西词派由此而名。信奉浙西词派主张的词人不计其数。清代康、雍、乾时，浙西词派风靡一时(前期以嘉兴词人居多，后期以 杭州词人居多)。前期除六家外，尚有彭孙通、汪森、柯祟朴、曹尔堪、周员、 王雄、 沈进等大量的本市词人以及外地词人。

后期浙西词派重要词人有 厉鹗(1692-1752，钱塘人)、 王昶(雍、乾时 青浦人)、 吴锡麒(1746-1818，钱塘人)、郭唐(清前期 吴江人)、许昂霄(康、雍时 海宁人)、 吴衡照(乾、道时海宁人)、 项鸿柞(嘉、道时钱塘人)以及黄型清、 冯登府、 杜文澜、 张鸣珂等大量词人。 乾隆后， 常州词派兴起，浙西词派遂成衰势，但其影响一直至后世。如古人所言："被浙西之词，不过一人唱之，三四人和之，以浸淫遍及大江南北。"(《赌棋山庄词话脂[储长源之论]

【浙西词派的词学理论】

浙西词派的词学主张在百余年中也有所发展变化。前期，朱彝尊、汪森等人在一些序跋中有过理论阐述。后期，主要的 词论著作有海宁许昂霄的《词综偶评》(以评点《词综》所选词为主，阐述主张)、吴江郭碧的《灵芬馆词话》、海宁吴衡照的《莲子居词话》等，理论阐述较多。综括起来，浙西词论有以下几点：

第一，宗南宋，崇醇雅、清空词风，批评元、明词风。针对 明代词的弊病，适合清初时代需要。他们提倡以南宋 姜张词风为圭桌，学习他们的清空、醇雅，以适宜表达家国之恨的幽情暗绪。朱彝尊认为"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 宋季而始极其变"。汪森认为南宋姜 词"句琢字炼，归于醇雅"(《词综序》)。

第二，为词尊体，提高词的地位。词历来为诗余。浙西派词人将它当作寄托家国之恨的工具。朱彝尊认为："词虽小技，昔之通儒 巨公往往为之，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辞益微，而其旨益远。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 《离骚》、变 《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红盐词序》)

第三，艺术上提倡词要有自己的特色，符合词体。浙西派词论主张词别是一家，无论前、后期的浙西派词论家都标举神韵、清空、淡远、清丽的标准。他们选编《词综》也好，自己的创作也好，大多体现出这种特色。就是将感情化作清丽淡远的意象，用清新别致的语言含蓄 蕴藉地表达出来。用朱彝尊的话来说是"空中传恨"。厉鹗则将此种词比作淡雅悠远的 南宗画。

浙西派词论的缺陷在于过分强调了"空中"寄情。其创始者有国破家亡的亲身经历，于词中隐隐寄托这种情感；其后继者们缺乏这种情感，就只能在"句琢字炼"上下功夫了。朱彝尊有时为了强调词之体色，又认为"词则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吟太平"。这也给后世以不好的影响。

但总的说来，浙西词派的出现是适应了清初反映现实的需要，随着清初社会矛盾的尖锐，逐渐发展壮大，又随着清王朝的巩固繁荣而衰落。至乾隆年间，浙西词派中出现了"三蔽"(淫词、 游词、鄙词)，于是常州词派出而代之。随着近代社会的变化，浙西词派后起者如杜文澜、张鸣珂等人词风也有了转变。而且，常州词派也吸收了浙西词派尊词体、重寄托等理论及创作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