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健吾
董健吾(1891~1970),曾用名董选青,化名周继吾、王牧师。上海青浦人1。
1891年出生在一个基督教世家。1928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从事中共中央特科领导下的秘密情报工作,公开身份是上海圣彼得教堂牧师。1936年6月,他受宋庆龄之托到西安,以“王牧师”身份护送美国记者斯诺和美国医生马海德去陕北苏区2。
基本信息
- 中文名
董建吾
- 国籍
中国
- 民族
汉族
- 出生日期
1891年
- 逝世日期
1970年
- 出生地
上海青浦
- 毕业院校
人物生平
董健吾(1891—1970),上海市青浦县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与宋子文是同窗好友,曾任圣彼得教堂牧师,后在冯玉祥部任秘书兼英文教师,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在上海参加中央特科。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和联络工作。1930年开办“大同幼稚园”收养领导人的子女和烈士遗孤,后通过张学良的帮助,送毛岸英、毛岸青去苏联。受宋庆龄之托,护送斯诺、马海德去延安。被称为“红色牧师”3。
董健吾1891年出生在上海青浦一个基督教世家。前清时,外国牧师到青浦传教,就借居董家。他的曾祖母很早就加入基督教,家人受其影响,也先后入教,到董健吾已是第四代教徒了。董健吾少年时代便考入苏州基督教会创办的桃花坞中学并且入了教。1914年他考取了基督教圣公会创办的圣约翰大学,专攻神学。与他同学的,有浦化人、宋子文、顾维钧等。受“五四运动”影响,他爱国主义思想迅速发展,倾向进步。“五卅惨案”期间,他带头在圣约翰大学降下美国旗,升起中国旗。这样,他与本来非常赏识他的美籍校长卜舫济决裂,被开除学籍。
离校后,他在上海圣彼得教堂担任牧师。
红色牧师
1928年,在刘伯坚和浦化人的介绍下,董健吾在西安秘密地加入了共产党,从事情报工作。1930年底,他创办了名义上是基督教“互济会”出面,而实际是由宋庆龄资助和他卖田产筹款的由地下党领导的大同幼稚园。该园专门收养中共烈士和领导人的子女,毛泽东的3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就是由他收养照顾的,以后又由他通过张学良送到苏联。
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访问陕北根据地,也是通过董健吾联络、护送才得以成行的。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提到的王牧师就是他。
解放后
解放初期,董健吾以其特殊的身份为上海肃清基督教维护共党统治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55年受“潘扬事件”牵连,董健吾被逮捕关押了一年多,这时,他为了生存才亮出自己的真实身份:伟大的共产党员!
潜伏的好深,为了党的事业董健吾可谓是深入虎穴,肝脑涂地。
1960年,斯诺访华时见到毛泽东提出想见“王牧师”。中央再次调查才搞清“王牧师”就是董健吾,同意见面。可惜斯诺等不及,错失了见面的机会。不过这使董健吾处境出现转机。年底,毛主席、周总理要陈赓到上海以中央的名义安排董健吾工作。当时毛泽东对陈赓说:“我总算才明白,到瓦窑堡商谈国共合作的密使董健吾就是护送斯诺的‘王牧师’,也就是抚养我的三个孩子的董健吾,此人真是党内一怪。党内有两个怪人,一个做过和尚(许世友),一个当过牧师,都邀请他们出山。”1961年陈赓会见了董健吾,并把董的情况向当时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作了介绍,董的境况才有所改善。1962年6月,经柯庆施批示,董健吾被安排为参事室参事。
文革
“文革”开始,董健吾在参事室参加运动。他与另一个参事蒋铁如被推举为所谓的“造反”组织的头头。本来这在当时是人们最流行的“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干革命”的“革命行动”,可是董的此举却被造反派称为“妄图搞资本主义复辟”。在随后开展的“一镇三反”运动中,在所谓的“揭盖子”的斗争中,对他采取了背靠背的揭发批判。之所以“背靠背揭发批判”而没有揪出来批斗,是因为“董在历史上做过好事,也做过坏事,干过革命也干过反革命”,所以采取“对其罪行严肃批判,对其本人基本保护”的政策。当然,更深一层原因不便透露和说明,他毕竟救护过毛泽东的儿子,尽管也有人诬蔑他对毛的儿子曾施以拳打脚踢和饿饭。
死亡
1970年年初,董健吾因胃出血在上海东方红医院(即瑞金医院)开过刀。3月19日,他又因为胃出血住进第一人民医院。据有关部门的报告,他“经近二十天的治疗,病情不见好转,神志有时不清”,可是当时只是“在不动手术条件下,采取治疗措施”。而且还认为他“行将就木,如此对待,亦属宽大了”。
7月,“经肿瘤医院诊断为胃癌后,曾在第一人民医院、东方红医院住院治疗”。到了12月4日,董健吾的病情加剧,据当时有关报告说,他“又入东方红医院抢救,据该院医生讲,董全身静脉已起变化,注射器刺不进血管,只得将董的大隐静脉切开进行输血(已输血600CC)。但该院忽于本月16日(此有误,疑为6日)动员董回家,现经联系又送进东方红医院。董是胃癌后期,只能以药物苟延残喘”。
在当时医院为什么不抢救董健吾,反而要动员他“回家”,后来又送回医院?原来1970年10月,“美国友好人士”斯诺多次请求来华被批准,他在等待毛泽东的接见期间,又想起了当年的老朋友董健吾,提出要会见他。毛主席的客人有要求,当然不能怠慢,董健吾病重却被“动员回家”,这在斯诺面前太难堪,所以赶紧又把他“送进东方红医院”。遗憾的是,没等斯诺到上海,董健吾就去世了。
遗言
在病榻前,董健吾坚定地说:“知我罪我,自有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