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江绍原，（1898-1983），现代著名民俗学家和比较宗教学家，20世纪中国民俗学界五大核心领袖人物之一(其他四人为顾颉刚、周作人、钟敬文、娄子匡），是民俗学界公认为在民俗学研究方面成绩最突出的一个。是中国最早引进国外社会科学，较系统、科学地研究我国迷信的学者。安徽旌德人，1898年农历正月二十日生于北京。他聪颖好学，博闻强记。青年时期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预科，不久即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求学，后因病回国。1917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作旁听生。1920年去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比较宗教学，1922年在该校毕业后又在意林诺大学研究院哲学专业学习一年。1923年会国人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当时在北京大学学习的容肇祖先生曾听过他的哲学课。1927年应鲁迅之邀去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院英吉利语言文学系主任、教授，兼任国文系课程。1927年“4·12”大屠杀后离穗去杭州，靠卖文度日。以后，在北京大学、武昌大学、北平大学、中法大学、辅仁大学、中法文化交换出版委员会、上海中法孔德研究所、河南大学、西北大学等处任教、编纂或研究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山西大学英语系教授、中国科学出版社编审、商务印书馆编审等。1979年被聘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顾问，1983年被聘为中国民俗学会顾问。

著作

著有《乔达摩底死》（1920年上海中华书局）、《佛家哲学通论》（上海商务印书馆）、《宗教的出生与长成》（1927上海商务印书馆）、《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1928上海开明书店）、《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1935上海商务印书馆）、《血与天癸——关于它们的迷信》（未刊稿）、《中国礼俗迷信》（未刊稿）等专著及《实生论大旨》（1923年上海亚东图书馆）、《新俄大学生日记》（1929春潮书局）、《现代英吉利谣俗及谣俗学》（1932年上海中华书局）等译著十本。在《语丝》、《北大月刊》、《贡献》、《科学月刊》、《晨报副刊》、《东方杂志》等报刊发表民俗小品五百余篇。近年出版或原版影印的江绍原民俗与迷信著作有如下几种：《发须抓——关于它们的风俗》（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影印）、《中国礼俗迷信》（江绍原著，王文宝整理，渤海湾出版公司1989年出版）、《古俗今说》（江绍原著，王文宝、江小蕙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出版）、《江绍原民俗学论集》（王文宝、江小蕙编，1998上海文艺出版社）、《民俗与迷信》（江绍原著，陈泳超整理，北京出版社2003年出版）。

历史评价

民国九年四月，胡适为应江绍原之约为《乔达摩底死》作序，序文中胡适称赞江绍原“用史学家考证史料的方法”来研究佛学的方法。

历史贡献

江绍原是我国最早引进国外社会科学，较系统、科学地研究我国迷信的学者。自1925年开始发表“礼部文件”系列迷信研究论文始，到1937年《周易》研究止，共出版了《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中国礼俗迷信》（后人汇编）等专著，并在《贡献》《科学月刊》《语丝》等刊物发表了与迷信有关的、以《中国人对于西洋医药和医学的反应》为总题的小品文及论文一百余篇，在《华北日报》“中国古占卜术研究”不定期专刊上发表了《太玄新解》等研究《周易》的文章三十余篇。他的迷信研究既借鉴了国外民俗学理论，又融合了宗教学、哲学、社会学理论，并扎根于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创出了自己的鲜明特色，为中国迷信研究的奠基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长期以来，我们对他的迷信理论，缺乏应有的了解和研究。1998年，王文宝和江小蕙编辑出版了《江绍原民俗学论集》，他的学术成就才为更多的读者所瞩目。我们在阅读此书的基础上，再结合他的其它论著，拟对他的迷信理论作一初步探讨。

一

江绍原早期是治宗教哲学的。后来他之所以转向了迷信学的研究，是因为找到了迷信与宗教的交汇点。宗教和迷信都是从国外引入的术语，对于它们的界定众说纷纭。江绍原在综合了国外对迷信的看法之后，给迷信下了个定义：“一切和近代科学相冲突的意念、信念以及与它们并存的行止，我们皆称为迷信”（注：文中引文除注明出处外，均引自王文宝、江小蕙编《江绍原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但是，他在界定这一概念时，态度是谨慎的。他看到了，就是科学，也有它的相对性。科学时常处在不断的发展或否定之否定之中，因此，断定一切与现在的科学相反的东西是迷信，有些过火。他说：“以往的传说，经近代科学一烧，烧出些迷信来。我们不敢说将来的科学再烧这些迷信之时决烧不出一点半点的真金（真理）”。这一看法较为中肯。的确，前科学时代有些与近代科学相抵触的东西，已被后世证明与科学是一致的。有关民族学资料表明，原始巫术与医疗、天文两门科学关系密切：巫医多通过各种药物，如草药、粥剂、包扎、按摩、放血等，来祛除疾病；我国古代文献记载的丰富天文资料，多通过宗教占卜被记录和保存下来（注：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之《宗教信仰》，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这样看待迷信，并不意味着，江绍原会像弗雷泽那样将巫术也等同于科学，或者陷入了对迷信的不可把握的地步。对何谓迷信，他有进一步的限定：像玉皇大帝、泰山娘娘、雷神、溪女等，随着它们乃以产生的原始文化土壤的丧失，变得过时，失去了生命力，不再被后世信仰，这一类东西，可以放心大胆地称为迷信。而那些从原始信仰活动中残留下来的、在后世复活的、与科学相冲突并对现实生活有破坏力或不良影响的迷信观念和行为，则是应该破除的对象。江绍原所致力于的，就是对这些迷信的研究和批判。

在界定迷信的同时，江绍原也指出了它与宗教的关系。他认为，迷信中“有一部分（或许是一大部分）普通常用‘宗教’、‘法术’两个名词去包括。”宗教“是我们圈出的迷信区里面的一个最重要的省份”。显然，在他看来，迷信包含了宗教，或者说，宗教也是迷信。这与那些不承认宗教是迷信，或把自己所信奉的宗教以外的异端邪说斥为迷信论者大相径庭。之所以有这一见解，是与他的宗教观有关的。以往，在界定宗教时，出现了人格论者和非人格论者之争。人格论者认为，宗教的对象应该是有人格性的神物；而非人格论者则认为此界说应该加宽，以便纳入非人格性的神力，宗教的对象应是自有生民以来最大的神际联盟。江绍原倾向于后者。因而他给宗教下的定义是：“宗教是人对于被认为在人以外存在，能力多少大于人而且多少有点人格性的诸活力之适应。目的是靠它们消极或积极的相助，满足于人自以为而且许实在是无力满足的种种欲望。”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江绍原持的是广义的宗教概念，即包括了有至高神崇拜，有教义、教规、组织的高等宗教和在民间广为传承的、自发的、泛神崇拜的原始宗教或低等宗教。即便如此，将宗教等同于迷信，在现在看来，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因为，尽管宗教的相当部分观念、行为、感情带有迷信色彩，但宗教与科学也有彼此一致的情形。正如默顿在《十七世纪英国科学、技术与社会》中所揭示的那样，科学发展存在着内外两条线索，知识进步是其内部线索，科学与社会的互动作用构成了另一条线索。以后的科学史家沿着这一方向，探讨了“大文化”对科学发展的影响。霍伊卡在其《宗教与近代科学的起源》中，对宗教与科学的相互作用作了深入分析。他指出：“在近代科学兴起的时候，宗教是当时文化生活中最强大的力量，人们对于上帝（或诸神）的看法影响了他们的自然观，而这种自然观又必然影响到了他们的科学，即他们研究自然的方法。”事实也的确如此，像科学革命时期的一些自然哲学家，如伽利略、波义耳、牛顿等，大都有着“自然哲学家－牧师”的双重身份，他们在致力于重建整个自然科学体系时，都将重审上帝、自然与人的关系视为建构新哲学学说的基础，并且都曾希望新自然哲学能够以某种方式贡献于道德哲学的提升。

但是，宗教与迷信的杂糅之处也是勿庸置疑的。正如江绍原所看到的那样，随着知识的增长，西洋人“渐渐觉悟他们平常视为异端、法术、迷信的那些东西，在无论形式上、性质上或作用效能上，都和他们所奉的基督教有相同之点，故那些东西似乎也有资格被呼为r.（宗教，religion）”。具体而言，宗教和迷信有着共同的信仰基础，它们都以人类蒙昧时代较粗鄙的“神”和“灵魂”观念为先导，对现实生活采取了一种虚幻的、神秘的、颠倒梦幻式的反映；信神拜神是它们固有的特征；它们既对神恐惧、敬畏，又抱定自我中心主义，以为天上的风云、地上的山水、人间的祸福，都乖乖的受人的思想意志的支配，跟着人的思想意志的变化而变化。因而它们的共同本质是“将本来乌有的事认为有，本不存在的关系认为存在，其实不能发生的功效和不至于出现的危险认为能发生、能出现”，从而招致无谓的顾虑或荒唐的行为，给现实生活带来弊害。江绍原正是从迷信和宗教的交汇点上，找到了研究的突破口，把着重点放在迷信和宗教的起源、演变和发展上，以揭示它们乃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暴露它们在后世的不合理性，从而达到破除迷信的目的。

二

江绍原的迷信研究涉及巫术、禁忌、祭祀礼仪、占卜等类型，在范围上包括了人体上的小事物、人在旅途、人生礼俗等。具体说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发、须、爪”等“小事物”的研究。江绍原对发、须、爪、唾液、血、月经、精夜等的研究，堪称我国民俗学研究的经典之作。他在其代表作《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中，对民间关于发、须、爪的迷信观念、巫术行为，作了精彩的描述和解释。他告诉我们，在民间迷信观念中，发、须、爪既能治病，又能致病，还被作为本主的替代品，代本主受刑或作为“大文化”对科学发展的影响。霍伊卡在其《宗教与近代科学的起源》中，对宗教与科学的相互作用作了深入分析。他指出：“在近代科学兴起的时候，宗教是当时文化生活中最强大的力量，人们对于上帝（或诸神）的看法影响了他们的自然观，而这种自然观又必然影响到了他们的科学，即他们研究自然的方法。”事实也的确如此，像科学革命时期的一些自然哲学家，如伽利略、波义耳、牛顿等，大都有着“自然哲学家－牧师”的双重身份，他们在致力于重建整个自然科学体系时，都将重审上帝、自然与人的关系视为建构新哲学学说的基础，并且都曾希望新自然哲学能够以某种方式贡献于道德哲学的提升。

但是，宗教与迷信的杂糅之处也是勿庸置疑的。正如江绍原所看到的那样，随着知识的增长，西洋人“渐渐觉悟他们平常视为异端、法术、迷信的那些东西，在无论形式上、性质上或作用效能上，都和他们所奉的基督教有相同之点，故那些东西似乎也有资格被呼为r.（宗教，religion）”。具体而言，宗教和迷信有着共同的信仰基础，它们都以人类蒙昧时代较粗鄙的“神”和“灵魂”观念为先导，对现实生活采取了一种虚幻的、神秘的、颠倒梦幻式的反映；信神拜神是它们固有的特征；它们既对神恐惧、敬畏，又抱定自我中心主义，以为天上的风云、地上的山水、人间的祸福，都乖乖的受人的思想意志的支配，跟着人的思想意志的变化而变化。因而它们的共同本质是“将本来乌有的事认为有，本不存在的关系认为存在，其实不能发生的功效和不至于出现的危险认为能发生、能出现”，从而招致无谓的顾虑或荒唐的行为，给现实生活带来弊害。江绍原正是从迷信和宗教的交汇点上，找到了研究的突破口，把着重点放在迷信和宗教的起源、演变和发展上，以揭示它们乃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暴露它们在后世的不合理性，从而达到破除迷信的目的。

二

江绍原的迷信研究涉及巫术、禁忌、祭祀礼仪、占卜等类型，在范围上包括了人体上的小事物、人在旅途、人生礼俗等。具体说来，有如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