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济安简介

一九五○年，时年三十四岁的夏济安先生辗转由香港赴台，开始了他在台湾大学外文系的教学生活。

夏济安先生名澍元，以字行。一九一六年生于江苏省吴县，一九四○年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此后，曾分别任教于光华大学、中央军校第七分校、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新亚书院等校，但都为时甚短。在台大担任教职的时期，同样不长：一九五○年到职，一九五九年离校，中间还曾由台北美国新闻处安排，前往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研究院深造半年，专攻小说习作。留驻台湾、任教台大的时间，总计不到十年。然而，或许连他自己都意想不到的是，正是这十年不到的时间，让他成就了「近人无出其右」的文化志业，对于战后台湾的文学研究和创作，产生深远影响。

诚如刘绍铭先生所言，「先生对中国文学之影响，当然是来自他所创办的《文学杂志》」;借着它「保持中国文学命脉」，「栽培中国新作家」。近年来，夏济安先生及《文学杂志》在台湾文学发展过程中所开展出的各方面意义，已不断引起研究者注意; 各派文学史家评论五○年代台湾文学时，尽管持论不一，但对夏及《文学杂志》的高度肯定，却是不约而同。

这些肯定论述所着眼的，主要不外乎两方面：一是在官方以强势政策主导文艺发展的五○年代里，《文学杂志》能以忠于「文学」的坚持，突破意识形态圈限，严肃地进行文学研究、翻译与创作;二是发掘培养了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等一批优秀青年作家，而这批年轻人，不仅合作创办六○年代最重要的文学杂志《现代文学》，并且以其优异的创作成果，共同缔造了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辉煌时代。换言之，《文杂》的贡献，乃是「风气的树立」和「人才的栽培」。

然而，综观五○年代的台湾文化界，原也有若干风格自具、不与官方政策合辙的刊物，如《野风》、《自由中国》、《文星》等。当时这些杂志的读者人数，较《文学杂志》尤有过之，它们在「风气的树立」方面，未必没有建树;但若论及「人才的栽培」，便多有未逮;对台湾文学界及学术界的影响，因此更不及《文杂》远矣。个中关键何在?很显然地，主要因为《文学杂志》乃是以「台湾大学」──这所汇聚了当时全台湾最优秀的教授与学生、并且一直是台湾最具指标性意义的大学──为主要基地，而发展出的一份「学院派」文学杂志。藉由此一杂志，不仅成功地汇通了五○年代台湾的「文化场域」与「教育空间」，使二者所累积的成果得以相互转化，彼此生发;同时，也为其后另外两份深具影响力的学院派文学杂志：《现代文学》及《中外文学》，导其先路。

所谓「学院派」文学杂志，乃是由学院中的教授文人所创办，以学者及青年学生为编辑及写作主力，并且力图将学院中的研究与教学成果，转化为出版文化产品，走出学院，进入一般阅读市场，刊物因此多具理想性与学术性。《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与《中外文学》，堪称是半世纪以来，台湾最重要的三份学院派文学杂志;这三份杂志，又全数都与台湾大学文学院深有渊源。此一现象，绝非偶然。也因此，这篇文章所进行的，便是扩大观照视野，试图由「文化场域」与「教育空间」互涉的角度切入，探讨夏济安及其所创办的《文学杂志》，是如何因为善用了「台湾大学」──此一负有人才培育与学术研究双重重任的教育空间──所提供的特殊资源/支持，促成当时文化场域的改变;而它又如何回馈到学院教育，为日后文化场域与教育空间的互动互涉再添动力，彼此对话交融，相生相成。

台湾大学介绍

夏济安是一九五○年来到台大的。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他所进入的，究竟是一个什幺样的教育空间?

台湾大学的前身，原是「台北帝国大学」，一九二八年由日本政府在台北设立。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国民政府接收台北帝大，遂改名为「台湾大学」。当时，台大刚由傅斯年接掌校长一职不久，各项校务改革，经纬万端，方兴未艾;不仅制度上已由原先日式三年制的讲座大学，改为美式四年的学院制大学，办学的宗旨与理念，也与过去迥然不同。傅斯年出身北大文科，早年曾与罗家伦等人共组「新潮社」，引领新文化运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他作为三千学生爱国大游行的总指挥，震惊中外，早就是引人瞩目的学生领袖。赴英留学归国后，历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长、北大教授、中研院史语所创所所长、北大代理校长等职。受命接长台大之后，以其个人风范及学术界的声望地位，戮力兴废，在台大校务及教学研究方面，均多所改革;除倡议学术独立、引进北大自由校风外，其中最重要的作为之一，即是加强帝大时期曾被刻意压抑的人文教育。

过去，帝大在自然科学方面卓有成就，但人文教育始终素质不高。除因殖民政策考虑，有意压抑外，师资匮乏，也是主要原因。因此文史、哲学及社会科学方面之研究成果有限，且欠缺自由思想的风气。为此，当时舆论还特别吁请台大应训练学生之国、英文阅读能力，使其有机会接受新思想及新的思考方法，并养成自由思想风气。 对此，傅斯年的具体作法是，一方面设法使台大和已经迁台的“中央研究院”合作，展开学术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则多方延聘优秀的人文学科师资，如历史学系的余又荪、方豪、李济、姚从吾、刘崇鋐、劳干、傅乐成、陈奇禄;中文系的董作宾、伍俶、毛子水、孙云遐;外文系的英千里、沉亦珍、张肖松等，都是在一九四九年春，应傅校长之聘而至者。

傅斯年深受自由主义影响，注重以「人」为本的教育。落实在教学实践上，首先便是「充实学校文理两院的通习科目(即今「共同科目」及「通识科目」)，务使学生「一进大门，便得到第一流的教授教他们的普通课」。 语文与文学是人文教育的重要基础，大一国文与英文共同科目的设置及教学情形，因此特别受到关注。如一九四九年学年开始，傅校长即亲自召集大一课程有关各学系教授副教授讲师聚谈，明订大一国文之目的为：(一)使大一学生因能读古书，可以接受中国文化;(二)训练写作能力。并且选定《孟子》、《史记》两书为课本，另选宋以前诗为补充教材，选印《白话文示范》为课外读物。英文方面，则分授文法与读本，「务使大一新生，在一年之内，将第一种外国语打定一坚实基础」。

傅斯年虽在一九五○年底即猝然弃世，但他任内所揭橥的理想及订定的制度，却影响深远。特别是文学院，「国内硕彦咸集本校‧风云际会盛极一时」，当年许多北大名师，都来此任教，并且亲自担任大一国文与大一英文的授课工作。此外，文学院学生规定还有其它若干共同必修科目，授课者同样都是一流教授，如中、外文系「世界通史」皆由沈刚伯讲授;「理则学」老师是陈大齐;中文系「中国通史」老师为劳干，外文系「哲学概论」老师是方东美等。

也就是在这样一种强调学术自由独立、看重人文教育的学术环境与教学氛围中，夏济安来到了台大外文系。

第一年，他被指派担任两班共同科的英文课程;第二年起，则陆续为外文系开授专业科目，包括翻译、小说选读、英国文学史等。外文系的前身，原是台北帝大「文政学部文学科」中的「西洋文学讲座」，一九四七年，始独立成为「外国文学系」。一九五五年，更名为「外国语文学系」。五○年代的台大外文系课程，实以「学英文」为主。李欧梵曾回忆当时的学习情况：

作为主修西方文学的我们，主要的外国语文是英文。……在台大，我们四年的课程都在学英文──大一英文，大二会话与文法，以及英国文学史的课程，大三英国散文与小说，大四戏剧与翻译──我们被引导以英美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且课堂上指定阅读的文本主要是十八、十九世纪的作品，上起课来不免无聊﹝比如，仔细阅读的Thackeray《浮华世界》(Vanity Fair)及哈代的《故里人归》(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不过，这里的「学英文」，其实仍多是由文学作品的解读入手。综观当时外文系，四年中必修课程除「英语语音学」、「演说与辩论」属于应用语文性课程外，其它如英国文学史、英文散文选读及习作、小说选读、戏剧选读、英诗选读、西洋文学名著选读等，都是文学性课程，只不过「主要是十八、十九世纪的作品」，欠缺对西方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引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以「学英文」为主要目标的教学设计中，外文系却从三十八学年度(一九四九年秋)开始，便商请中文系主任台静农先生，为大二学生开授一学年六学分的必修课程「中国文学史」(与中文系大二合班);而素来重视文字、声韵等小学训练的中文系，也在四十学年度(一九五一年秋)，将全年六学分的「英国文学史」列为大三大四生的必修课程，并由外文系主任英千里先生授课。两系互以对方「文学史」课程为必修课的规定，前后持续长达十年之久，恰恰纵贯了整个五○年代。

此一情形，显示早年台大中文、外文两系在课程安排上，实有相辅相成，彼此交流汇通的用心，并且意味了所谓「文学」的教育，原就需要兼摄中西，相互映照。经由前述课程安排，不仅两系学生，都能分别得到相对完整的中西文学训练，两系师生，也因此多有互动。而这一切，正所以为日后《文学杂志》兼重中西文学传统的论述特色，奠立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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