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因

张辉瓒被俘，国共两党拟就“赎救”张辉瓒进行谈判 

1930年12月30日，国民党军第九路军第十八师9000余人，由中将师长、江西省“剿匪”总指挥张辉瓒率领，进犯中央苏区，被红军全歼于龙岗，张辉瓒所率9000余人除死伤外均成为红军俘虏。在师部被红军捣毁时，张辉瓒脱下身上的中将服，换上士兵装，独自躲藏到万功山一个土坑里，但还是被搜山的红军活捉。

张辉瓒被俘后，毛泽东曾交待时任红八军军长的何长工，要战士们好好看住这个张辉瓒，不要杀他，留着他对我们有用。当时朱毛曾主张把张辉瓒放到即将开办的红军大学训育系当军事课教员。 得知张辉瓒被俘消息后，驻吉安的国民党第二十八师师长公秉藩首先报告到南昌行营主任、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处。鲁涤平随后向南京政府发报，同时通知张辉瓒家属。

张辉瓒战败被俘，令蒋介石痛心疾首。其间众多国民党要员如程潜、唐生智、何健、范石生等人均提议派员与朱毛洽谈，并派出代表向中共方面传递信息，要求不杀张辉瓒。南昌行营则打电报给尚在吉安的公秉藩师长和十八师未上战场的五十四旅旅长朱耀华，令他们设法与红军联系，试探赎张一事。而此时最为焦急不安的则是张辉瓒的妻子朱性芳。她除了一日数次找鲁涤平，催促鲁涤平“想办法”外，又致电程潜、唐生智等人求助，并在程潜等人的提醒下，派人前往上海，通过各种途径寻找中共中央机关，并最终与中共中央的秘密联络员、也是长沙人的龚饮冰接上了头，通过龚向中共首脑人物通报。此后，她把情况报告给鲁涤平，让鲁打电报到南京军政部，催促何应钦同意赎救张辉瓒，而程潜、唐生智等人亦多次向南京政府施加影响，呼吁同意“赎张”。

最终蒋介石复电南昌行营，同意赎救张辉瓒，并确定了赎救条件：第十八师未上战场的五十四旅，共4000余人及全部枪械弹药，归降红军；由上海3家银行担保，向红军捐送20万现洋、20担西药，再加上可以武装两个团的枪弹；同时释放南昌下沙窝监狱关押的100多名共产党“政治犯”。此后鲁涤平物色到省政府秘书处的政务秘书王信一（此人为张辉瓒的亲戚，又是长沙人），派其赴上海与中共中央进行谈判。为使王把事情办成，鲁涤平特许其从九江军用机场带走一架水上飞机。王信一到上海后通过关系与中共中央联络人员龚饮冰取得了联系。

鉴于上述情况，中共中央经过慎重研究，认为国民党“赎张”的条件相当优厚，若能实现，对中央苏区的红军很有利，还可以视机会提出另外一些条件。遂决定派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李翔梧为红军代表，派中央特科的涂作潮为中共代表，随王信一一道赴南昌、吉安商谈释放张辉瓒有关事宜，同时派通讯员去中央苏区，给朱德总司令带去一封信，提示做好放张的准备。

王信一与朱性芳见面并与中共秘密联络员龚饮冰取得联系后。在龚的安排下，王信一与李翔梧和涂作潮在一家饭店里进行了谈判，谈判甚为顺利。李、涂答应数日后反馈中共中央的最后决策。1931年2月6日下午，王信一与李翔梧、涂作潮自上海龙华机场登上从江西带来的水上飞机，当日黄昏时分飞抵九江，并于2月7日乘火车到达南昌。

中央苏区情况骤然变化，张辉瓒被斩首 就在国民党为“赎张”费尽心机与中共中央谈判接触之时，中央苏区情况却发生了急剧变化。1931年1月28日，在“东井冈”----吉安县东固，由区苏维埃政府召开了一个规模空前的红军反“围剿”胜利祝捷大会，会上对张辉瓒及其僚属进行了公审。毛泽东得悉消息后十分忧虑，也感到为难：这么大的群众集会，不让公审张辉瓒显然说不过去，而这个敌军师长不久前在东固大肆烧杀抢掠，民愤极大，群众的愤怒情绪控制不了就会出现意外，想来想去，只有命何长工多派部队加以保护。何长工觉得也只有如此，并建议毛泽东不要到会场去。毛泽东表示同意，并再三嘱咐何长工：一定要做到不杀张辉瓒（此时，上海党中央的信还未送到江西苏区）。

这天东固十里八乡的群众扶老携幼，潮水般地涌到了公审张辉瓒的现场。会场人山人海，群情激愤。就是这个张辉瓒，半个月之前，统领被誉为“铁军”的第十八师移师永丰、吉安，在部队出发之前的誓师大会上，张辉瓒曾训示道：“吾党与‘共匪’势不两立，此番不踏平赤区，剿灭赤匪，誓不生还！”他还用金钱作诱饵，鼓动士兵们奋力作战：“朱毛主力猬集于东固，只要我们一举将其歼灭，就是立下奇功！那儿有赤匪的银行，弟兄们打进东固，金子银洋任你担，打到东固去，发财归自己！”张师进入苏区后，对工农民众格外仇恨，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此时东固的群众把对国民党军队的仇恨，都集中到张辉瓒身上。在一片潮水般“剥皮”、“抽筋”“点天灯”的怒吼声中，会议主持者顺应民众意愿，在没有得到红军总部批准的情况下，宣布将张辉瓒处决。几百个青壮赤卫队员，硬是从一个排的红军手里抢到了张辉瓒，拖到不远处的田头，立时行刑。张被处决后，人们把他的头颅砍下来，和上石灰装进一只竹笼，插上一面三角黄旗，又有人搞来一块6尺长、2尺宽的刻有“张氏公祠”的旧木匾，将人头竹笼固定在上面，抬到百里外的赣江边，放到江中让其顺流而下。

2月2日，驻防吉安城的国民党第七十七师哨兵发现了从赣江中漂来的插着三角黄旗的大木板，随后有人依稀辨出木板上竹笼里人头乃张辉瓒的头颅，遂连忙上报。3日下午，鲁涤平自南昌赶到吉安，验明是张辉瓒的首级，顿时痛哭流涕。翌日，第七十七师两个连将张辉瓒的头颅护送到南昌，鲁涤平一面将此消息报告南京，一面筹办治丧事宜。2月7日，张辉瓒被俘、被杀及有关治丧事宜的消息，刊登在《江西国民日报》上。

张辉瓒的头颅运到南昌后，鲁涤平令人赶制楠木棺材，请来木雕高手雕刻身子，穿上中将军服，装上头颅后用蓝缎包裹入殓。2月下旬，江西省政府暨南昌行营成立“张公治丧事宜事务所”，预定公祭3天，其间请道士昼夜做道场。3月1日，南昌军政界3000余人举行公祭。2日，全市学绅工商各界近万人公祭，由蒋介石派来的代表宣读蒋的祭文。3日，军警界万余人举行祭悼，由亲临南昌的何应钦主持。3月4日出殡，在昌北牛行车站，备有专列花车护送灵柩运往九江。灵柩运到九江后即换乘轮船开往汉口，再从汉口转火车运到长沙，请来8个道士，做了7天7夜道场，最后下葬在岳麓山半山腰一块“风水宝地”。墓穴四周修建了高标准的纪念建筑。包括横跨1丈3尺的麻石牌坊，直径2丈6尺的麻石六角亭，面积300平方米的寺庙。水泥圆型的墓前，竖着高6尺、宽3尺的青石碑，正面刻着“魂兮归来”的题字，背面刻着介绍张氏生平的文字。这些颇显壮观的纪念性建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摧毁殆尽（据有关文章介绍，张墓已在2008年5月由岳麓山风景名胜区修复）。

国共原本可望实现的“赎张”谈判，以张辉瓒头颅落地告终，国民党对此大为恼怒，并很快实施了凶恶的报复。先是动用大量军警，在南昌城中搜捕上海来的两名中共谈判代表。其后于2月下旬在南昌下沙窝监狱将包括著名共产党人肖国华在内的100多名共产党政治犯，用电击昏，装进麻袋丢入赣江。而比这更大的行动，则是重新调集18个师又3个旅，以20万重兵对中央苏区发起第二次“围剿”。

经过

中共谈判代表撤离南昌并与魏朝鹏义结金兰 当时通讯不畅，苏区可能因不知中央的谈判计划，以致行动失调，事态骤变，而这些情况国共双方的谈判代表竟一无所知。2月7日上午，王信一与两名中共代表抵达南昌，当时前来迎接的人对王说了句语焉不详的话：“回来了……”便不再说别的话了。

王将李翔梧、涂作潮安排进一家旅馆，就说有要事先回家一趟，并说晚上会来陪他俩吃饭。下午，李、涂二人上街转悠，在报童手上买到一份当天的《江西国民日报》，一看不禁大吃一惊，上面刊登了张辉瓒已死且成立“张公治丧事宜事务所”的报道，两人立即回到旅馆商议对策。曾留学于苏联中山大学的李翔梧，政治敏感性很强，当机立断地说：“张辉瓒都人头落地了，还有什么可谈的？我们身在异地，落到人家手里，他们怎么报复都有可能，我们只有逃呀，逃得越快越好！”涂作潮尚有些顾虑：“我们这么一走，就不知道中央的意思怎么样了。”李翔梧不假思索地回道：“人已经死了，没法跟他们谈判，我们受命的任务也不存在了，在这种特别的时候不算违反中央命令，再不走人，还得搭上我们两个人。”涂作潮听得连连点头，两人马上收拾东西，在将拍有谈判文件的照片底片曝光销毁后，他们跟账房说去车站取行李，如有人找请等候一会儿。随后两人不赶车不乘船，决定向东一路步行走出南昌。 当时二人身穿国民党军装，李翔梧还背着照相机，在经过一个机场时，站岗的士兵还向他俩举手敬礼。出了机场他们不敢走大路，在乡间小路疾走，一气走了4个小时，天黑后到达离南昌城区30余里的城岗魏村（即本文前面提到的魏家村），向一个名叫魏朝鹏（注：系前文提到的本单位去世的老职工魏伯瑜的父亲）的生意人提出借宿（一说晚11时左右，魏发现二人在雨中的菜园墙边唉声叹气，便将二人唤进屋来烤火换衣。）由于李、涂编造了让人信服的理由，颇讲洪湖义气的魏，相信了二人是开小差的国民党军官，遂留二人吃饭住宿，并决计予以相助。 就这样，二人白天关在房里，晚上出来散步，在魏家先后过了小年、春节，一直到过了元宵节。藏匿了近20天后，李、涂提出欲从九江乘船回上海。魏朝鹏说这万万不行，他承诺帮他们到上海，自己也顺便做趟买卖。他的方案是多吃些苦，走水路、小路，从赣江入鄱阳湖，再经昌江到景德镇，然后经安徽祁门、青江等地辗转到上海。元宵节后，魏朝鹏置买好土产等货物并为李、涂二人置办了一些伪装用的衣物，然后从亲戚家弄来一只小船，魏家村就在赣江边，三人便乘船从赣江启程了。从赣江到鄱阳县城，再经昌江水路到景德镇，然后再转道安徽等地至上海。为安全起见，一路上魏要他俩扮成生意伙伴，还要他们摆出些老板架式，而他则充当佣人。沿途住小店时，他弄洗脚水等，装得真像佣人一样。魏朝鹏就这样一路护送二人，历经千辛万苦后终于到了上海。 

到上海后，三人入住新鹿鸣旅馆，期间顾顺章（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1931年4月叛变）来看望了他们。李翔梧、涂作潮一再感激魏朝鹏在患难时分的救助之情，李翔梧妻子刘志敏亦向魏跪谢相救之情。在临别之际，魏朝鹏提议三人结拜，于是魏朝鹏为金兰谱长兄，宋有才（涂作潮撤离南昌后的化名）为二弟，林万选（李翔梧南昌撤离后的化名）为三弟。1

李、涂各自向上级报告了南昌逃出虎口的情形，中央非但未作怪罪，还赞扬了他们的权变机智。为感谢魏先生的帮助，中央特科还派人扮作涂作潮的朋友，宴请了魏朝鹏，并赠以皮袍、丝绸等物，还送了一些路费。魏离沪返赣时，三人洒泪相别。此后李、涂二人由于工作性质早就销毁了各自的金兰谱，而魏手中的金兰谱却一直保存到1951年土改时期。魏在日后曾多次向子女及邻里、朋友讲述过这件见义勇为、拔刀相助的好事。但直到1952年去世时仍不清楚所助之人的真实姓名和身份。涂作潮于建国初期曾多次寻找魏朝鹏，据说当时涂曾找到过魏朝鹏家乡所在地的农会或有关组织，但被告知无此人。由于建国初期及土改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及魏朝鹏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其中就包括“与国民党军官的交往”的经历，由于此事及其他一些原因，诸如经商、乡绅身份等，魏朝鹏曾蒙冤受屈，备受磨难），涂作潮显然难以得到当地农会及有关组织的帮助，故虽多次寻找，终未能如愿。 金兰谱中二弟、三弟的传奇人生 金兰谱二弟、中共中央代表涂作潮，湖南长沙东乡人，中国共产党电讯事业创建人之一，生前为电子工业部副部级领导干部。早年系长沙鲁班工会（后为湖南工会）会员。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8年参加党的六大，期间在伏龙芝军事通信联络学校学习通讯技术，并主攻机务，学习电台修理。1930年春回国，先后在中央特科为党创办无线电台，为苏区和红军培训无线电干部。1931年初在担负了前文所述的这次特殊的谈判任务后，和曾三、伍云甫一行三人一起到中央苏区工作，被分配到红军总司令部电台工作，此后在江西、西安、延安等地专门从事无线电通讯工作。西安事变前夕，涂作潮应上级要求，制作了一台能和全国通报、功率达100W的电台，该电台为中共代表团在西安事变中折冲樽俎，沟通与延安的联络，向全国通报红军的主张发挥了重要作用。西安事变后，涂作潮受命到上海筹建和恢复党在上海的电台。1958年上映的《永不消逝的电波》里主人公李侠——其原型为党在秘密战线上的英雄李白烈士——所使用的电台即为涂作潮所制造，甚至在拍摄电影时所使用的收发报机道具也是涂作潮亲手制作的。在1981的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中，原中央特科无线电通讯科的负责人李强（解放后曾任外贸部长）要求在会议记录上补上这样一件事实：《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李侠就是李白，涂作潮是李白的老师。1959年涂作潮因对庐山会议决议表示异议，被打成“反党分子"，1964年在周总理的干预下才摘掉”反党分子”帽子，恢复原有待遇。其后在“文革”期间又再度蒙难，受尽折磨，1982年得以平反昭雪。1984年12月因病逝世，走完了其极富传奇色彩的悲壮人生历程，《人民日报》称赞其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涂作潮去世前曾一再交代其后代，一定要找到魏朝鹏或其家人的下落，以了却其对当年魏朝鹏救助义举的感激之情。

金兰谱三弟、红军代表李翔梧，系红军高级指挥员，河南洛宁人。1925年入党，同年冬由组织上派往苏联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回国，历任红十四军师政委、红五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红十三军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治部敌工部长、中央苏区政治部宣传部长、红十四军政委、独立二十师政委等职。在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突围西征时，他奉命留下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3月在江西会昌县天门嶂的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8岁。在海燕出版社出版的《河南英烈传》中被誉为“文武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