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背景

“剪辫”，最早开始于在海外定居的华侨及暂居海外的华人（主要是流亡的革命派、维新派及留学生），前者为与当地社会同风同俗，后者又加有明显的反清色彩。时间始于1895年，至1905年左右蔚然成风。

早在1895年10月，广州起义事败后，孙中山与陈少白、郑士良逃亡日本。孙中山抵横滨后断发改装，以示与清廷决绝和革命到底的决心。

孙中山等革命者剪发易服，不是什么稀罕事。但事实上，来自民间的剪辫呼声，也已有多年。

独立撰稿人傅国涌曾撰文指出，剪辫之风，并非因辛亥革命的到来才兴起，从晚清开始，有识之士就不断呼吁剪辫子，一些大胆的言论也随之出现。1903年1月15日，天津《大公报》的征文题目赫然竟是《剪辫易服说》1。

1903年3月15日，《大公报》刊出征文第一名获得者朱志父的《剪辫易服说》，他力主剪辫易服，认为这和废弓矢、立学堂一样，都是因时制宜之举。并希望从皇帝开始改穿西装，把剪辫易服与尚武精神、强健体魄联系在一起。《大公报》按语称之“新中国特别精神”，“唤二百余年来不醒之沉梦，呼数百万方里不返之国魂”1。

据当年10月媒体报道，“江南之新学国民及留学生多剪去辫发”，参加乡试时只好装假辫子入场考试。而胡适回忆，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时，“还有一些激烈的同学往往强迫有辫子的同学剪去辫子。”

1903、1904、1906年，《大公报》先后三次发起以“剪辫易服”为中心的征文大讨论，发表了数篇关于“剪辫易服”的文章。这一切，都为后来剪发易服大行其道营造了一定的舆论氛围1。

国内剪辫之风首先兴起于学界与军界，且官方并不严禁，表明清廷统治的衰弱。

1903年以后，学生剪辫不乏其人，遇有科举考试，则戴上假发辫。剪辫留学生从外洋回乡，行游市中，人们不但见多不怪，且赞之曰“时尚”。学堂学生剪辫，学堂监督如此表态：辫发有无，虽属无关轻重，然此事尚未奉有明文，故已饬令诸生暂缓办理。

辛亥革命后，革命军为农民剪辫子。

1904年9月，练兵处拟仿外国改行新式军服，而官兵留辫无法适应，于是“依照日本剪发易服”说从军队喧腾至各报刊。1905年6月，新编陆军正式改装，一些官兵为便于戴军帽，将发辫剪去一束；同时，最早实行警察制度的天津，警察也已“剪去发辫三分之一”。至1906年5月，由于“军界中人纷纷截落发辫者不可胜数”，清廷又只允军队易服不许剪辫，练兵处不得已命官兵将发辫盘于帽内。

1905年后，剪辫者已不限于学界与军界，甚至浸及政府官员。当年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四十余名随员中，“剪辫者已居其半”，其中“有翰林，有道府，有教员，有武员，一切皆有职衔者”。五大臣归国后分别呈请剪辫，均为慈禧压下；有官员在召见时“面呈削发之利便”，“皇太后但笑而不言，未蒙允许”。清廷预备立宪时，也曾有人提及剪辫之事，但仍“暂作罢议”。

1908年，慈禧故去，顽固党失去依恃。摄政王载沣重用一批青年亲贵，剪辫运动出现新机，因掀高潮。

1910年10月3日至1911年1月11日召开的资政院第一届常会通过了《剪辫易服与世大同》与《剪除辫发改良礼服》两个议案。民间剪辫者“一时风起云涌，大有不可遏制之势”。

各地剪辫

武昌

• 武昌起义成功后南昌掀起剪辫运动

关于辛亥革命年代的那些人和事，时至今日，已经有很多学者专家做了不少回顾和梳理。“南昌离武汉较近，所以接受辛亥革命的思想比较快，江西是当时最早响应辛亥革命的几个省份之一。”南昌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勉玉说，“当时南昌大部分人是拥护辛亥革命的，因此掀起了一阵剪辫子的潮流，大部分人都把自己的辫子剪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