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历史事迹

据《白莲教起义始末.清中期川东北》史料记载：震慑清朝“白莲教义军”的八大主力，其中五支主力都产生在巴山南麓。而达州为“青号义军”，爆发地又在达县的亭子镇。太平寨，与达县的亭子镇唇齿相依，一条明月江缓缓流淌而去。在两百多年前，此寨便是寨下周围数十之地乡民们信奉有神灵出没的大山。

享誉清朝的川东白莲教领袖——徐天德，出生于寨下的现亭子镇官田坝村，少时随父亲徐文上山打猎，练得一身功夫，仗义素蔬财，待人和气的性格传遍百里，被达州知府戴如煌招为一名捕快头目，目的借他武功“缉拿教案”，早已秘密加入白莲教的徐天德趁机爆发起义。在嘉庆元年（1796年）九月十五日，他首举义旗，组织教徒在太平寨山下的亭子铺爆发了白莲教起义。（总坛设在太平寨）

沿东门一坡陡峭的石梯而上，离寨门10米左右的一面光滑的石壁上，留有一行墨色很浓的字迹：徐天德乃叛逆应诛之。虽未留下书写时间，以此想象嘉庆派重兵剿杀白莲教民于太平寨的血腥场面，也由此溯源到太平寨与川东白莲教起义是一脉相承的，当徐率领教民起义的第二天（1796年9月17日），东乡县（今宣汉）东林河白莲教首刘学书也发动起义，20日该县教首冷天碌与弟子王三槐、刘朝选等号众数千人在桃花坪（今桃花乡）的连花沟起义，24日，太平县（今万源市）教首殷成富、冯升等在石坝溪起义。三县义军相距很近，听候徐天德指挥，起义迅猛燃遍巴山南麓。朝廷十分惊慌，派兵剿杀，徐天德等各路义军依靠太平寨，官兵的数次围剿未果。于是他率义军下山，转战数十地区，与清军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反抗斗争。据《达县志》民国版记载：达州于嘉庆（1803年）6年11月16日升州为府，嘉庆皇帝亲赐府名“绥定”，并御笔亲书刻于城头。其意思是达州白莲教领袖徐天德部被全部歼灭，达州已经绥清安定。

人物事迹

寨上北面的顶端，曾是文昌宫，现为太平寨小学旧址。一堵高约7米，宽约22米的墙面，斑驳的石灰颜色，以坚固神态屹立。打开破败的木门，幽静的小院中，芳草凄凄，一棵苍翠的桂花树，枝叶繁茂，清香隐隐弥漫；两边是青砖和木料修建的教室，低矮而灰暗的门窗下，一根根石条上布满清晰可见的文字。而正面高约6.5米的木架房，柱头与排扇之间皆涂上赫黄色颜料，古朴典雅。木板壁正中的神龛痕迹，依稀可辩；而排扇之间相互构建的穿木上，模糊的字迹是正房在修建落成、抛粮挂红的日期。

徘徊在夷为平地的操场上，细看四周用石料垒成的这块香火袅袅的庙宇，石头上的錾子纹路，线条精细流畅，镌刻的各种图案，以及在石条之间夹有青砖（推测为清末时期浇制）。据当地人讲：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曾有一位远游于此的李姓先生，被当地发财人冉家挽留于此，教了近十年的私塾，下山之后，据说去了台湾。解放初期开始修建了这所学校，目的是为了寨上两个队的孩子就近上学读书，到了七十年代未，寨上一些人渐渐下山择地而居，孩子也就到村小读书，学校只好奉令停办。

离文昌宫遗迹不远的一套三合院，除堂屋和两边正房的面壁是木料构成之外，其它几面全是石条堆码，用围石条砌成的拱形石门，制作精细，整洁光亮。屋脊梁上用黑瓦砌成的龙凤呈祥的图形，残留的痕迹中，不难看出当年的房主的身份和地位；从地坝上堂屋的十一步长约3米的石梯，全是完整，并未粘接，精巧的石工手艺，十分讲究的做工，尤其是方形方孔凸形图案，可以上溯到宋代的文化背景。从目前寨上的一些院落来看，三十余套房屋，全都是一种古朴形态，既无一间现代楼房横插期间，也未有铝合金玻窗夹在面壁之中。大都保存着原始的模样，木柱木壁木窗的破败痕迹十分的浓厚，乃至于凸凹不平的地坝，也未用过一张石板进行替补，裸露着斑驳的裂痕。

顺着一条小路，拔开丛生杂草掩盖的一块块石头，站在一个山凹处，一个圆形的坑状痕迹隐约可见，此地就是嘉庆*****白莲教起义教民的万人坑。带路的老人，用力翻出几块屠杀人头形状的石头，虽然痕迹苍凉，大刀的声响，血腥斩杀的悲壮情景，在心头翻滚。与之相隔约200米远，赫然在眼前的一块约200平方的石板，平整洁净。自上个世纪初到八十年代末的30多年间，大石板是寨上举办一些活动的重要场所，据说当年红军上山驻扎时，经常在此练兵、开大会或开展文化娱乐活动。

太平寨地势险要，位置独特，避乱藏身，衣食充沛，寨上和寨下的当地人都这样说。

七十五岁的冉姓老人，说起从祖辈们口中传出的趣闻轶事：这山上的冉姓是整个山寨的旺族，长居于此，以耕田种地为生，渐渐成为寨上的发财人，后来又有人在外做官，代代世袭为这个山寨的“寨主”，把持着这个山寨，直到清末民初，太平寨的名气响遍川东。此地成了“躲匪”、“躲富”、“躲债”、“躲灾”的安全之地。不少外地的富豪恶绅们，携着家眷或财物纷纷投奔而来。远有湖南、湖北、贵州、万县、广安，近有开江、宣汉、万源、通江等人。说到高兴处，冉姓老人迅即背诵出刻在南门石崖上，一位名叫岚德泐遗游人留下的一副对联：太平崮砦川东有双同天地共存；卧佛罗汉蜀中天二与山河并载。随后，他又说出另一首诗：太平孤垒天陶砦，环市关奥地隘开，胜迹轶事和萧史，平添笑谈传如来。

光绪九年（1883年），寨上寨下商旅往来繁华，卖盐、卖米、卖肉、卖煤、卖杂货等，山寨上热闹非凡。离南门约200米的一套较为完好的老院子的左面，原是一套修得很漂亮的房子，三间一楼一底，被称为“公房”（设有茶馆、饭馆、烟馆、旅馆），虽然早被撤掉，从残留的遗址两侧，依旧可以看到当年造房的屋基。走过一条窄窄的原是小街的青石板，踏在现是一条宽宽的土路上，是当年直通三庙的必经之路。当年的打情骂俏、杯盏交错的热闹情景，渐渐清晰起来。自那时起，山寨也越来越开放了，山寨上的一切活动不亚于山下的场镇。周围几十里远的人做起了山上人的生意，往来留宿或暂住的客人也很多，寨上冉家的族长为了大捞钱财，大开山门，凡是三流九教、各色人等，来着不拒，狂敛安全保护费和地皮费，把山寨弄得个热闹喧天。听说那时每天在公房的小街上杀一头猪，把肉都要买得干干净净。到了1934年初冬，红军上太平寨打垮了寨上富豪劣绅组成的武装一批藏在寨上的恶霸乡绅，此后，寨上才渐渐恢复平静。

达州迁治事迹

据《直隶达州志》载：太平寨（捍城山）在州东西五十里，石岩峻岭，环绕为城，周回九里十八步，前宋兵革迁治于此山。《民国达县志》中找到痕迹：旧志云，达县旧为土城。在宋和靖康年间，迁州治于城东五十里捍城山的吗？。

但在进一步查阅推算年代中，疑点在于，一是宋和靖康年间，金兵尚未入川，蜀川有十几个州迁治，大都是蒙古兵南下入川时，何其达州先于其他各州而迁治于太平寨筑城置衙门呢？二是在公元 1243年，以合川迁筑钓鱼城时间推测，志书上所谓宣和靖康年间乃公元1126年。另据《达县志》记载，宋端平二年(1235年)蒙古军扫荡达州。其间相隔100年左右，在蒙古兵南下一个世纪前，达州已迁治太平寨（捍城山）吗？

寨上有三处较高的平地，当年建造的文昌宫、关帝庙和玄祖庙荡然无存，但三座庙堂威严庄重的踪影和残留的痕迹，依稀可见，从夷为平地上的石头瓦块可以看出一点线索，尚存于原址的玄祖爷塑像，头部曾遭到破坏而重新进行焊接，而文昌宫现为太平寨小学校校址，关帝庙遗址上的两尊石狮完好无损，静坐于此。现摆在关帝庙前的一个大石碾遗迹，直径约5米，可以认定当年山寨上养活众多人口。三处庙宇紧紧相依，为何又是独立的？按封建理论，三位神灵不能携手并列，个中缘由是玄爷代表统治阶级，而地处正中位置的玄祖庙堂，可以证明当年此地曾是官衙建置之地。

初冬的山寨，时过中午，迷雾才被阳光捅破，洒满整个山寨，笔者来到一个地名叫衙司的地块间，据冉姓老人讲，此地可能是州署所在地，细看周围环境，一片田畴层层叠叠，不像官司衙之地，也许年代久远，相传有误，离传说州署之地约130余米远，一口长约50米，宽约30米，深约10米左右的水塘，有地下水溢出，碧水清清、终年不枯，现名为洗马池。

目前寨上的七口老井，从未被旱干过。要说那口最大的水塘——洗马池，已利用为水力站。充沛的水源，养活3000人左右是没问题的，从堆垒在这口水塘里面的石料，外四周垒筑的石头来看，不惜成本的加固保护，或许只有官府才会斥资修建。由此推测当年的州官在迁州治的选址，应当是非常谨慎的，考虑要容纳众多官兵的地方，水是主要的，再是有丰沃的良田作后盾，囤积粮草，供养官吏和兵丁饮用，还为军马洗澡等相应问题，由此应证古代官僚忌讳：不患缺粮，只患缺水。上世纪60年代初，在“破四旧”那段时期，一位冉姓农民在刨地时，从玄祖庙基石下挖出许多散埋的方孔铜钱，铜钱的直径约两公分，上面铸有“崇宁通宝”四字（崇宁是宋微宗赵佶的年号），字痕清晰可见。发现这些出土并记载有年代的钱币，虽不能作为揭开造治于此寨的依据，也足以说明“悍城寨”之名，与此无关。比较原读音叫“汉城寨”而言，从代代相传的口误中，若追溯到汉朝的话，更无依据可考。若把时间推向唐朝，历史时期的长蛇县（今开江回龙）大窦山李靖垭有李靖坟与太平寨相距40里左右，在查阅中也无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