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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璟

老师

沈璟（1553年-1610年），字伯英，晚字聃和，号宁庵，自号词隐生，松陵人。明代戏曲家，官至光禄寺丞[1]。 沈璟万历二年中进士，历任兵部、吏部主事、员外郎，历官至光禄寺丞。后获罪降职，又因涉嫌乡试舞弊案被劾，告病弃官还乡。家居三十年不出，致力于戏曲声律研究和编写剧本。 沈璟著作有《属玉堂传奇》十七种，戏曲理论著有《遵制正吴编》《论词六则》《唱曲当知》《南词韵选》《北词韵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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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履历

吕天成(1580～1618)名文，字天成，一字勤之，号棘津，别号郁蓝生，明余姚县城人，吕本曾孙。为诸生，兼工古文词。与 王骥德深相交好出身官宦世家 ，在家庭环境的陶冶下，对戏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曾师事 沈璟，与王骥德过往密切，切磋砥砺，曲艺益加精进。祖母孙氏喜藏书，内多古今戏曲，因得饱览。父吕允昌好戏曲小说，与戏曲家 汤显祖等交往。受 家庭熏陶，幼即嗜曲。少年作小说《绣榻野史》 、《闲情别传》 ，万历间刊行。及长为诸生，工古文词。20岁许已有剧目上演。所作传奇初尚绮丽，师事沈璟后风格为之一变，宫调字句平仄等守法甚严。著作甚多，戏曲论著《曲品》最负盛名，品评元末至当时传奇散曲 作家120人、 作品230种，其中192种首次著录，保存不少 明代戏曲资料，另有 杂剧8种，今存《齐东绝倒》 ，署名竹痴 居士。吕天成对传奇创作强调“事真”，但又“有意驾虚，不必与事实合”，人物情节允许艺术虚构，但需合乎情理。同时，对戏曲创作中的本色、当行等问题也发表了中肯的意见，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曲品》 明刻本已佚，乾隆杨志鸿钞本为今能见到的善本。1990年 中华书局出版的《曲品校注》最为完备。

人物贡献

吕天成不仅仅是剧作家、戏曲理论家，还 收藏、校订、 刊刻了大量戏曲 作品。喜好藏书是孙、吕两家的传统，孙家藏有金、 元杂剧三百种，吕天成祖母亦贮存了大量 剧本，吕天成很早就“欲建一库藏”，“上自先辈才人之结撰，下逮腐老优之攒簇，悉搜共贮，作江海大观”，因此，“每入市，见新传奇，必挟之归，笥渐满”。大量的藏书为吕天成撰写《曲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孙家亦藏有不少剧本，《 曲律》卷四载今吾姚孙司马家藏亦三百种，吕天成校订过的戏曲作品有二十八种， 其中有《 荆钗记》、《 拜月记》、《 杀狗记》和 《浣纱记》 、《 还魂记》、《 义侠记》等名作。吕天成还 刊刻了 沈璟的不少著作，《曲律》卷四载：“词隐生平著述，悉授勤之，并为刻播，可谓尊信之极，不负相知耳”。可见，吕天成为戏曲作品的整理、保存和 流播做了大量实际的工作，对 戏曲 文献的积累和 传承是大有裨益的。

戏曲创作

吕天成的戏曲 创作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所著传奇，始工绮丽， 才藻烨然；后最 服膺词隐，改辙从之，稍流质易，然宫调、字句、平仄，兢兢毖，不少假”。吕天成从事创作之初，讲究词采，后认识到 音律的重要，转而谨守音律，追求平易的 风格。促成这一变化的主要是 沈璟，同时也有家庭的影响，天成的曾祖父、外舅祖和表伯父都精通音律，“其于词曲，故有渊源”。由于他工于词藻，又遵依音律，因而他的作品，尤其是后期之作“音律精严，才情秀爽”，为时人推重，连沈璟都自叹不如。吕天成从戏曲音乐的不同、外在体制的长短、内在结构的 繁简三个方面昭示 元代杂剧和 明清传奇的区别，可谓慧眼独具。

主要作品

吕天成有很高的文学艺术才能。 王骥德在 《曲律》中提到他“兼工古文词”，不过，他的主要成就还在戏曲方 面。他是晚明 剧坛的多产作家，作品数量至今尚难作精确的勘定。已知他写过《烟鬟阁传奇十种》，包括《神女记》、《金合记》、《戒珠记》、《神镜记》、《 三星记》、《双阁记》、《四相记》、《四元记》、《二淫记》及《 神剑记》，而前人戏曲论著中提到的还有《 双栖记》、《李丹记》、《 蓝桥记》、《碎琴记》和《玉符记》等 5种，杂剧部分有《秀才送妾》、《胜山大会》、《夫人大》、《儿女债》、《耍风情》《缠夜帐》、《姻缘帐》与署名“竹痴居士”撰写的《 齐东绝倒》等 8种。上述 传奇戏曲与杂剧，除《齐东绝倒》见存 沈泰《盛明杂剧》而外，余皆亡佚。《齐东绝倒》以 《孟子》为主要材料来源，写舜父 瞽瞍杀人后躲入宫中， 皋陶搜捕瞽瞍，而舜虽让皋陶秉公执法，自己却改易服饰，背着父亲逃去海滨，并表示愿意终老海滨，不再为帝。后来在继母的劝说之下，孝顺的舜才归来继续作君主。这个故事，充满对古圣先贤的戏谑嘲弄，如尧对囚禁他的舜的谅解，如瞽瞍所言“若你不作帝，我也不敢杀人”，又如商均所言“我商均一生靠了爹爹”。作者借着对古圣先贤的戏谑嘲弄，表达了对 社会问题的思考，表现了晚明人 思维的活跃与敏锐，以及他们对 传统的反思与 挑战。吕天成又曾校订《 荆钗记》、《 拜月记》、《 杀狗记》和《 浣纱记》、《 还魂记》、《 义侠记》等28种 南戏与传奇。他专品评自元末至当时的传奇 散曲，与 王骥德的《 曲律》并称为“论曲的双壁”。又好写 丽情亵语，世所传《 绣榻野史》 、《闲情别传》小说，皆是他少年时所作，在万历时巳刊本流行。

曲品的价值

吕天成的《曲品》是著名的曲学著作，它与 王骥德的《 曲律》并称 明代戏曲理论著作;。《 曲品》初稿成于万历三 十年（1602），万历三十八年、四十一年曾两次增削更定。最旱的万历间刻本业已失传，传世的抄本又每与 高奕 《新传奇品》及 无名氏《古人传奇总目》相混杂，至近人 刘世珩重印时，始将《曲品》与后二书分开。 《曲品》的 价值，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保存了丰富而珍贵的戏曲史料。这部著作，在体例上仿效钟嵘的《 诗品》、庾肩吾的《 书品》和谢赫的《画品》，分上、下两卷 ，上卷品评元末至万历间南戏与 传奇的作者；下卷专论他认为“入格”的传奇。凡嘉靖前的作家作品，都划入“神”、“妙”、“能”、“具”四类；而对隆庆以至万历间的作者与作品，则列入“上上”、“上中”至“下下”九品。共收戏曲作家95人、散曲作家25人、戏曲作品212种。作家部分，先 记姓字里居，继之以四六 骈文的评议。作品名目，仅20种见于《 永乐大典》、《 南词叙录》等前人著述，其余192种俱系首见，而且囊括了作者之前的明代全部重要 作品，并以简略的文字点明 故事情节。因此，《 曲品》为后人探索作家的历史、创作意图，及已佚传奇的内容、风格、优缺点，提供了有价值的 线索。

第二，在品曲的标准方面，吕天成继承了外舅祖孙的看法，即“第一要事佳，第二要 关目好，第三要搬出来好，第四要按宫调、协 音律，第五要使人易晓，第六要词采，第七要善敷衍──淡处做得浓，闲处做得热闹，第八要各角色派得匀妥，第九要脱套，第十要合世情、关风化。”与此同时，还提出了自己更具体的一些见解。首先，在叙写的 内容上，吕天成虽然也和 沈璟一样，主张“醒世”、“范俗”，但对迂腐的说教，并不赞赏。他批评 邱濬《五伦全备记》“稍近腐”，指责 沈龄《 龙泉记》“是 道学先生口气”，仅列“具品”，其次，在 艺术处理上，吕天成十分重视剧中人物的 思想感情与 关目中展示的生活环境的高度统一，认为这是能否取得成功的审美效果，感染和 教育观众的重要关键。在 结构安排上，吕天成力主紧凑，反对拖沓。力戒以“无紧要”的人物与情节 喧宾夺主。

第三，对创作主张和风格流派不同的 作家与作品，能尽量不带 门户之见。从文艺 批评的原则出发，作出比较 公正的 评价。 吴江派的剧作家和理论家，对 汤显祖的剧作多比较苛刻；吕天成虽出 沈璟门下，却能 客观地指出他们各自的长处与不足，认为沈璟的功绩在于“妙解 音律”，从 声律、词法的倡导方面使传奇创作重新步入正轨；而汤显祖的本领在于运用才情充分抒发性灵，“丽藻凭巧肠而濬发，幽情逐彩笔以纷飞”，对照两人，瑕瑜互见，因而主张合两人的长处：“倘能守词隐先生之矩?，而运以清远道人之才情，岂非合之双美者乎？！”这种意见，立即为同时及后世的戏曲家们所认可。

第四，《 曲品》对有争议的“当行”与“本色”论，作出了比较 科学的 诠释：当行的内涵，原指“作法”，即从演出的需要考虑情节 关目与 结构；本色则仅重“填词”，指以浅近的语言写曲辞，要求体现神情与机趣。吕天成在《曲品》中对这两个概念及其所涉的范畴作了简要的说明。与此同时，又指出当行与本色并不是对立的，而应当有机地统一于剧本的创作中：“果属当行，则句调必多本色;果其本色，则境态必是当行！”就是说，要在强烈的戏剧性中体现风致与诗意，做到文质、 雅俗的统一。由于吕天成对民间戏曲和某些形式上比较粗糙的作品，采取 排斥的态度。《 曲品》所收录的作家与作品，数量还不够多，影响了它的价值。而在品评方面，吕天成未能完全摆脱前人偏重 声律、探寻故实、衡量文采的窠臼。九品的划分，虽说细腻，却嫌琐碎，且由于赞美多、批评少，界限并不很清晰。连 王骥德也指出《曲品》“如乡会举主批评举子 卷牍，人人珠玉，略无甄别。”即如有些具体评价，也有许多欠妥当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