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内容

两晋南北朝 （265～581） 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分裂割据、战乱频仍的时代， 民族矛盾、 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夺权斗争纵横交织。这种长期混乱不安局面对当时的体育活动有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佛教的“ 因果报应”、 “神不灭”思想， 对讲究身体健康的体育极端不利。“神不灭” 宣扬人死后精神可以永远存在，这种 唯心主义宗教神学观点反映在养生上必然是重“养神”、“养性”，而轻 “养形”、 “养身”，反映在体育上，则从根本上抹杀了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的意义。梁朝的无神论者范缜（450～515），针对“神不灭”的谬论，提出“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的观点，并用生动的比喻阐明“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刃，形之于用，犹刃之于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的道理（《 神灭论》）。这与“健康之精神，寓于健全之体魄”的理论是一致的，但这一正确观点受到梁武帝等的压制并加以禁止。魏晋玄学是儒、道合流的产物，主张“以无为本”，“以静为原”，不承认万事万物在运动中变化发展的事实，从而对以运动为主要手段的体育持否定态度。

重服食轻导引

这一时期的“导养”，包括导引和服药养生两部分，但当时广为传播的却是服药静养，导引则被称为“ 小术”，加以轻视。两晋南北朝有关养生的论述，大都带有浓厚的崇静卑动、重服食轻导引的倾向。代表人物有 嵇康、 葛洪等。 嵇康虽也讲“呼吸吐纳，服食养生，使形神相亲，表里俱济”，但他强调的则是服食。他认为神仙之事 “ 虽不目见， …… 其有必矣”，并宣称“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命，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可有之耳”（《养生论》）。葛洪曾习武但却主张 “服神丹，令人寿无穷已，与天地相毕”（《 抱朴子·内篇·金丹》）。

导引虽被认为是“ 小术”，但仍有人重视。师承葛洪养生术的陶弘景，就曾明确提出过用导引术医疗疾病的观点。他所著《养性延命录》一书载有“五禽戏”的练法：“虎戏者，四肢距地，前三掷，却二掷；长引腰、乍却、仰天即返，距行前却，各七过也。鹿戏者，四肢距地，引项反顾，左三右二；左右伸脚，伸缩亦三亦二也。熊戏者，正仰，以两手抱膝下，举头，左僻地七，右亦七；蹲地，以手左右 托地。猿戏者，攀物自悬，伸缩身体，上下一七；以脚拘物自悬，左右七，手钩却立，按头各七。鸟戏者，双立，手翘一足，伸两臂，扬眉鼓力，（左）右二七；坐伸脚，手挽足距各七；缩伸二臂各七也”（引自《云笈七签·杂修摄部》）。这是关于 华佗所编“五禽戏”的最早的详尽记述。

士大夫轻视习武

史书记载，这一时期的武艺技术在军中有明显的提高，如“刀及单刀、双戟皆有口诀要术”（《 抱朴子·外篇·自序》）。表明已总结出一些兵器使用方法，并用口诀简要地表达出来当时并有《马槊谱》问世。但是在士大夫中明确反映出轻视习武的观点。例如，葛洪曾习练武艺，“学七尺杖术，可以入白刃，取大戟”。但他认为这些都是“不急之末学”（《 抱朴子·外篇·自序》）。又如，曾撰写《魏书》的北齐中书令魏收， 青年时“好习骑射， 欲以武艺自达”，荥阳郑伯却讥刺他说，“魏郎弄戟多少”，魏收感到惭愧，“遂折节读书”（《北齐书·魏收传》），放弃了习武上述事例充分反映文人轻视习武的社会风气。

舞蹈风格丰富多彩

此一时期舞蹈种类的繁多和风格的多样，对后世某些体育项目（如体操、武术、冰上运动等）动作的演进有借鉴的作用。当时，宫廷和豪门世族大都收养有专门的歌舞伎人梁朝衡州刺史羊侃，府中有“舞人张净琬腰围一尺六寸，时人咸推能掌中舞；又有孙荆玉，能反腰帖地，衔得席上玉簪”（《梁书·羊侃传》）。这些类似“托举”和“下腰”的舞蹈动作，仍保留在近代的体操技巧中东晋以后，“ 乐人南奔”（《 隋书·音乐志上》），将宫廷歌舞带到南方，促进了东晋、南朝舞蹈的繁盛。

北朝继承了汉、晋的舞蹈，还将西北各地少数民族的“龟兹乐”、“ 西凉乐”、“西戎伎”等乐舞带进中原，实现了各民族舞蹈的大交流。南朝也引进了北方民族的舞蹈，如梁元帝萧绎《夕出通波阁观妓诗》中，有“胡舞开齐阁， 铃盘出步廊” 句；又如陈后主时，曾“遣宫女习北方箫鼓，谓之代北”（ 隋书·音乐志上）。在佛教艺术中也有优美的舞蹈活动，如 敦煌壁画中的“天宫伎乐”。北魏京城洛阳的景乐寺，大斋时，“常设女乐，歌声绕梁，舞袖徐转”，“得往观者，以为至天堂”（杨之《 洛阳伽蓝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舞蹈艺术在各方面均有广泛开展。

杂伎、相扑成为专门项目

杂伎、相扑在秦汉时，大抵包括在“鱼龙百戏”或“乐舞百戏”之中，两晋以后，进一步分化出来，各自形成专项活动。

杂伎的演进 ；两晋南北朝时期，像汉武帝时那样规模盛大的角抵戏演出不复多见了，但杂伎项目日益增多，技术也逐渐提高。晋代已有马戏的专项表演，或作为一个精彩节目出现。如晋朝的中朝元会时，有“卧骑、倒骑、颠骑，自东华门驰往神虎门”（《南齐书·礼志》）。又如后赵石虎观看杂伎表演时，有一节目为“衣伎儿作猕猴之形，走马上，或在（马）胁，或在马头，或在马尾，马走如故，名为猿骑”（陆《邺中记》），均说明马戏的技术达到相当高度，亦即后世“跑马卖解”的前身。北魏天兴六年 （403）冬，“诏太乐、总章、鼓吹增修杂伎”（《魏书·乐志》）。北周大成元年 （579），“广召杂伎，增修百戏”（《通典·乐典六》）。可以看出“杂伎”已与“百戏”并列，成为一项独立活动。

缘幢、缘竿技术的发展

据《邺中记》所载，“（石）虎正会，殿前作乐，高、龙鱼、凤凰、安息五案之属，莫不毕备。有额上缘幢，至上鸟飞，左回右转；又以幢著齿上，亦如之”。额上，齿上均能戴竿，并有人攀援其上，做左回右转的动作，足见缘竿的技巧已发展到相当水平。北魏碑刻杂伎图中，有一幅为额上缘竿表演，竿上加横木，有 3小儿盘旋其上，惊险异常。叠案演技中，梁有“五案幢伎”，北魏有“五案”，这是站在从不同角度叠起的 5张桌子上表演倒立。

走索及其他杂伎

《 洛阳伽蓝记》“禅虚寺”条谓：“寺前有阅兵场，……有羽林马僧相善角抵戏，掷戟与百尺树齐等；虎贲张车掷刀出楼一丈。”又《 南史·王敬则传》谓：“宋前废帝使王敬则跳刀，高出白虎幢五、六尺，接无不中。”反映了当时掷刀，掷戟技术的高超。同时，走索的技术也大有提高，最精者能于“高百尺，相去四十丈”的两座楼阁之间，以粗“麻绳”相联，表演时， “ 令二人各从楼内出，从绳上行，以为佛神相遇”（《 十六国春秋·后秦录·姚兴传》）。此外还有杠鼎、舞轮、跳剑、弄铃等伎。

相扑的变化

相扑之名始见于西晋初，女子相扑也于此时始见于文字记载。吴末帝孙皓（264～280），“使尚方以金作步摇假髻以千数，令宫人著以相扑，朝成夕败，辄命更作”（《古今图书集成》422册引《江表传》）。晋武帝（265～290）时，有西域健胡，捷无敌，“晋人莫敢与校，帝（司马炎）募勇士，唯庾东应选，遂扑杀之，名震殊俗”（《 晋书·庾阐传》）。说明相扑不仅作为一种表演项目，并已成为一种“竞技运动”。但当时称相扑为下技，据王隐《 晋书》记载，“颍川、襄城二郡班宣相会，累欲作乐”，襄城功曹刘子笃说，“相扑下技，不足以别两国优劣，请使二郡更论经国大理，人物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