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行证制度

1809年11月，开普殖民地的总督 卡林顿伯爵颁布“霍屯督公告”，①这标志着通行证制度的产生。这种通行证当时是对付流浪者的一个手段，但它力图将 非洲人限制在自己的保留地里，使他们成为白人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通行证制度意味着非洲人在保留地以外购买土地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样，通行证制度使非洲人完全固定了下来，他们的流动主要是为了满足白人对劳动力的需求。为了把科 伊人变成农业上人，这份公告授权地方当局将没有通行证的科伊人当作 游民处理，任意立契，强迫他们按照雇主规定的条件做工。1812年， 克拉多克总督发布命令，规定科伊儿童出生时，若其父母正受雇于白人 农场主，他们就应跟着学徒，直至18岁。

1819年，萨默塞特总督授权地方长官将父母双亡的科伊儿童登记为学徒，使他们实际沦为 农奴的地位。1828年，开普殖民地发布了49号法令，进一步将通行证制度扩大到科萨人的范围：所有进入殖民地的科萨人都必须持有边境地区白人官员签发的通行证。这主要是因为欧洲人向内地渗透，与南下的科萨人的接触增多，同时开普殖民地的白人需要科萨人作为劳动力。殖民者担心这种交往会危及白人统治地位，就用通行证制度把两个 种族隔离开来，这不能不说是后来 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 滥觞。后来，在德兰士瓦和 奥兰治自由邦等南非 北部地区实行通行证制度也是为 布尔人农庄提供劳动力的有效办法。

同时，通行证制度也是控制南非黑人的一种手段。它使 种族主义政权在政治上有某种安全感。英国驻南非的高级专员米尔纳就坚持认为，从政治和安全的角度考虑，必须实行通行证制度，因为这一制度“可以辨认来到这里的土著和追踪他的动向，否则这个地方将变成一座群魔殿”。南非发现钻石矿和金矿后，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扩大，同时，非洲城市人日益增加。这种新形势导致了通行证制度运用范围的进一步扩大。

国民党政府上台后，进一步加强了种族立法。1952年颁布了“取消土著通行证及施行统一的土著身份证法”。在此以前，非洲人的各种通行证多达60多种，如居住许可证、 宵禁特别通行证、月度通行证、 计日工通行证、寻职通行证、迁移通行证、旅行通行证，等等。这项法令规定取消其中一些已无必要的通行证，全面加强通行证制度以控制非洲人的迁移和行动。这项法令规定了一种统一的证件——一种特殊的查验册，每个土著居良都要随时携带。查验册中载有非洲人的照片、编号，并详细载明其相貌、纳税情况和许多事项。

这些规定为南非黑人带来了诸多不便。一家南非报刊曾在1957年底揭露了一个关于纳尔逊·兰加的案例。纳尔逊·兰加是 约翰内斯堡市政委员会雇佣的一位 清洁工。有一天傍晚，他被 便衣警察拦住要通行证。和其他一切值勤的非洲清洁工一样，他因为怕遗失或弄脏，没有随身携带通行证。但他很顺从地给警察看了市政府发给他的证章，上面刻有他本人的公务员号码，这足可以证明他的合法雇员身份。

可是，傲慢的警察不管这些，还是将他逮捕并押送到比撒耳，他被迫在田间劳动。后来，由于他和律师取得了联系并申请了 人身保护令，纳尔逊·兰加才获得释放。在法庭上透露了政府的特别规定：根据土著事务部、司法部和南非警察当局之间的安排，因违反通行证法被捕的非洲人毋需起诉，可直接交给土著事务部。而土著事务部在1954年颁发的一份行政通报指出：应该对因此项法令被捕的非洲人提供在农村做雇工的机会，而且要优先照顾农场。凡是拒绝这种工作的人不能被释放，而且要“被送回南非警察局起诉”。

反对通行证发运动

1960年3月21日的反对通行证游行主要是由 阿扎尼亚（南非） 泛非主义者大会组织的。泛非主义者大会于1959年4月成立后，主要将精力集中在招收会员和建立地方组织上。由于这项工作进展顺利，泛非主义者大会得以在1959年12月19—20日在 约翰内斯堡召开它的第一次全国会议。索布克韦和大会领导人向会员宣布了组织计划，将从1960年3月21日反通行证法运动开始，经过一些没有具体说明的步骤，到1963年达到自由和独立。

为什么泛非主义者大会如此仓促地决定在3个月内即要发起一场全国性的 抵抗运动呢？这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这是来自一群急于行动的会员的要求。从 自由宪章发表后，南非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严厉措施，加速推行 种族隔离政策。 叛国罪案开审后，由于缺乏足够证据，南非当局节节败北。而维沃尔德上台后， 变本加厉，积极推行现行政策。这一系列因素促成泛非主义者大会的激进派强烈要求有所动作。其次，泛非主义者大会对非洲 民族主义思想对南非黑人的 感召力估计过高。以索布韦克为代表的大会领导人坚持伦贝迪的非洲主义，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而忽略艰难长期的组织工作。

第三个因素是外部因素的促成。一方面是南非的 自由党坚决支持泛非主义者大会采取激进措施；另一方面，一些外国政府如加纳政府对泛非主义者大会表示将提供外交和财政支持。另一个重要因素是 非洲人国民大会亦已确定在3月31日发起全国性的反对通行证制度运动。为了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争夺黑人群众，泛非主义者只能在 国民大会之前采取行动，以表明自己的力量。

索布克韦在要求泛非主义者大会成员采用 非暴力策略时，号召他们将通行证丢在家里，并接受逮捕和坐牢。他希望这一行动将很快带动全国人民加入抵制的行列。一旦南非的监狱挤满，田间、工厂和商店的工作停顿下来，南非政府当局最终将不得不让步，废除通行证制度。这一运动将形成一系列“不停顿的运动”，而这将导致种族主义政权的崩溃。他提出的口号是：“不接受保释、不接受辩护、不接受罚款”。同时，泛非主义者大会作了基层的组织工作。

1960年3月21日清晨，反通行证运动以平静而严肃的方式从 索韦托地区开始。罗伯特·索布克韦凌晨2时即起床了。他将自己的文件整理好，对家里的事作了安排，于6时离开家，向4英里之遥的 奥兰多警察局走去。一路上，从费费尼、杜贝和西奥兰多等各个方面来的黑人群众缓缓地加入他的队伍。那一天，约翰内斯堡警察局共逮捕了170名违反了通行证法的泛非主义者大会成员。在 比勒陀利亚，6名成员到警察局自首，警察以违反通行证法将他们送走。在 德班和东伦敦，也有一群人被警察以同样理由逮捕。群众的反应远不如预想的那么踊跃，只是在韦雷尼京、兰加和恩扬加等地，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号召得到了普遍响应。

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态度如何呢？在此之前，国民大会已联合了其他13个不同种族的组织，筹备发起反通行证运动，接着在5月和6月连续举行示威游行。但泛非主义者大会的计划在某种意义上打乱了国民大会的原计划，索布克韦和他的助手的动员也颇具势头，非洲人国民大会只能十分被动地跟着泛非主义者大会，但在组织工作上仍是 各自为政。

韦雷尼京位于约翰内斯堡以南约50英里处，是南非的 钢铁工业中心。二战结束时，这个中心因扩展而人口大增，已有白人12000人，非洲人30000人。这里非洲工人多是流动劳工，在制造业受雇的16798名 非洲黑人中，近15000人是从奥兰治自由邦招募而来，住在 棚户区。沙佩维尔是1937年韦雷尼京发生动乱后开始建设的，第一批房子在1942年竣工，其名取自当时的市长约翰·沙佩。到1960年，沙佩维尔的人口已达36600人。从原住地被迫迁到沙佩维尔，每月的房租高达2镑15 便士，一大群找不到工作又没有中学可进的青年人，这些为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宣传鼓动提供了不满现实的社会基础。

3月21日清晨，在沙佩维尔的西文索街公共汽车站，去上班的人排起了长队。这时，泛非主义者大会的警戒队出现了，他们劝说人们不要去上班。这些警戒队还在其他路口阻止去韦雷尼京上班的人们。上午10时，在市中心已聚集了一大批人。这使地区警察大吃一惊，因为沙佩维尔素来以和平驯服著称，就是在蔑视运动中也没有出现很大波动。俯冲的飞机也没能驱散示威者，而警察则拒绝逮捕那些站在队伍前面的泛非主义者大会支持者。示威组织也拒绝了警察要求解散示威者的命令，泛非主义者大会支部书记 恩雅 卡纳·往罗说：“在索布克韦发表讲话前，我们不会解散。”

人群中的大部分人认为，将有人发布关于通行证制度的重要通知，这更使他们决心呆在原地不散。一些增援的警察在上午已抵达，有的还是乘的 装甲车。下午1时15分，约300名军警与5000名示威者对峙着。突然，警察局的大门口发生了摩擦，围着警察局的 铁丝网被冲开了一条缺口。前排的示威者想看清楚，而后面的群众更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拼命向前挤。有一个警官被挤倒了，这时， 色厉内荏的警察开始开枪，人们赶紧朝四周散开逃跑，但无情的子弹呼啸而过。结果69名示威者被打死，其中包括8名妇女和10名儿童，绝大部分是背上中的弹，另有180人被打伤。射击过程持续了20秒钟，警察共发射743发子弹。

受伤的妇女、儿童和老人被送进索韦托的巴拉格瓦纳斯医院。在 急如星火的救死扶伤的医院里， 弗莱克医生正在紧张地为伤员包扎、动手术。当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取东西时，发现一名上校警官坐在他的桌子上，旁边站着一群低级警官。“你们在这儿干什么？没看到我在抢救病人吗？”弗莱克医生勉强抑制住自己的愤怒情绪。那名上校傲慢地回答：“我想让你知道，送到巴拉格瓦纳斯医院来的所有受伤者全部被逮捕了。”弗莱克医生对这种非人道的行为表示抗议，然而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