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

可以说，自从人类有了思考能力，便开始了对我们的生存目的以及何为快乐的理性思索。在经济学产生之前，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就指出，“财富显然不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东西，只是因为它有用或者别的什么理由”。在此，他已经暗示了财富不是幸福与快乐的唯一源泉。然而，随着经济学逐渐从早期的道德哲学中脱离出来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尔后更逐步发展成为可以用数学来进行量化研究的科学，采用一个更加准确、也毋宁说更加狭隘的概念来定义政治哲学中模糊的、难以衡量的主观快乐或幸福就成为一种必然。

在早期的边沁、密尔、斯密，以及后来的马歇尔、庇古、瓦尔拉斯、希克斯等奠基经济学家的精心理论浇筑下，用货币单位（monetarymetric）来衡量的效用（utility）和福利（wel-fare）成为福利经济学中快乐与幸福的主要指标，收入和GDP也由此成为比较个人和国家快乐和幸福水平高低的重要依据，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与评价也围绕于此而展开。尽管这些经济学家自己也认识到仅用货币收入来衡量经济福利会遗漏其他一些影响快乐和幸福的重要因素，但为了理论的严谨和逻辑的一致而不得不忍受这种简化。从此，以收入和财富为基础的福利和效用不仅支撑着经济学大厦，引导着公共政策的方向，也左右着大多数普通人对于幸福和快乐的理解。

悖论

伊斯特林悖论,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R.East-erlin）是最早对主观快乐进行理论研究的当代经济学家。他在1974年的著作《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了所谓的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Paradox）：收入增加并不一定导致快乐增加。首先，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以及长期的动态研究表明，人均收入的高低同平均快乐水平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其次，在收入达到某一点以前，快乐随收入增长而增长，但超过那一点后，这种关系却并不明显。第三，在任何一个国家内部，人们的平均收入和平均快乐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关系，包括文化特征在内的许多其他因素会影响快乐。

论假设和方法

快乐经济学采用了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传统经济学对福利和效用的研究建立在萨缪尔森提出的显示偏好（preferencerevelation）假设上，也就是说，如果在实践中观察到某一个理性经济人在可以选择B的时候选择了A，那么就可以推断对该人而言A的效用（福利、快乐）大于B的效用。然而，快乐经济学认为，存在很多人们无力改变或选择的宏观制度安排或政策背景，例如，不公平、环境恶化、通货膨胀、失业等，在这种情况下，显示偏好假设并不能揭示人们的真正意图。相反，快乐经济学采用了明示偏好的方法（preferenceexpression），即直接让受访者回答他们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以表明他们对快乐的态度。这种假设看似一种退步（因为传统经济学认为只有在人们的现实选择中才能够发现他们有关偏好和福利评价的真实信息，假设的问题或模拟的场景没有经济学意义），然而快乐经济学争辩道，在很多情况下，显示偏好实质上只是在诸多都不令人满意的方案中勉强进行选择，它提供的信息同样也是有限的，而只有让人们明确地说出真正导致他们快乐的原因或不快乐的障碍，才能够发现现实世界同一个理想世界之间的真正距离。

基于这些理论假设，快乐经济学采用了问卷、访谈等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借助于计量统计和大样本处理等技术，通过对不同国家、不同年代、不同行业、不同文化的人们的快乐调查（happinesssurvey）来了解他们快乐的水平和影响快乐的因素。其中最为一般的问题是：“一般而言，你快乐吗？”“哪些因素导致你快乐或不快乐？”研究者发现，绝大多数回答都指向一些相同的因素。

影响因素

快乐经济学并不是要完全放弃或取代传统经济学以收入和财富为基础的福利衡量方法，而是强调了给人们带来快乐的其他因素。这些因素可以归纳为两类，一是个人特征，如期望值、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身体的健康状况、经历与背景等；二是个人无法选择的宏观制度安排，如通货膨胀、失业、制度的公平性、公共品的数量与质量、环境等。在这些方面，近10年来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研究文献。例如，阿莱西那等学者（Alesina,etc.,2004）发现在不同国家公平和快乐之间都具有密切的正向关系。布兰切伏劳等学者（Blanchflower,etc.,2004）对20年来美国和英国不同人群的快乐水平进行研究，发现总的快乐水平下降，黑人的快乐上升，白人妇女的快乐下降，快乐随年龄的增长呈现U型曲线，并且，他们试图确定快乐或痛苦的价值，例如，和睦的婚姻给人们带来的快乐价值大约为100,000美元/年，而失业给人们带来的损失价值60,000美元/年。克拉克等学者（Clark,ect.,2004）发现失业会导致严重的不快乐，即使存在足够的失业救济，人们也不会如传统经济学理论显示的那样主动地选择失业，摩擦性失业并不像经济学家假设的那样无害。艾格斯等学者（Eggers,etc.,2005）探讨了俄罗斯近年来的经济萧条和失业给人们的快乐造成的负面影响。格拉汉姆等学者（Graham,etc,2002）研究了市场经济中的机会和不稳定同快乐之间的关系。维恩霍夫等学者（Veenhoven,etc.,2005）建立了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快乐数据库，对各国的快乐水平进行比较。他们的数据显示，由于1990年代以来的高速经济发展，中国的快乐水平高于同等收入的其他国家。

对快乐的理解

这些经验研究对快乐的理解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

首先，相对于传统经济学而言，快乐经济学更加倾向于主观效用论，它们认为人们的快乐更多的是一种主观评价，这种观点尽管在历史上也受到客观效用论的挑战（以收入为基础的传统快乐理论就是建立在客观效用论的基础上，因为收入更加客观和容易衡量），但由于当代的快乐研究采用了实证的大样本统计和计量经济学工具，因此相对于历史上的纯粹理论思辨而言就更加具有说服力。

其次，快乐经济学承认收入确实是带来快乐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在基本的需要满足以后，其他因素的重要性就开始凸显，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期望值的升高。罗加斯（Rojas,2004）发现，有很多高收入者认为自己不快乐，也有很多低于贫困线的人认为自己很快乐，原因就在于他们有着不同的预期。这类似于心理学中的“拐点”理论，也就是说，收入的增加会抬高人们的期望，反过来又导致快乐水平下降。这意味着，要想在长期提高人们的快乐水平是非常困难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美国和欧洲等富裕国家人们的快乐水平也并不像我们预想中那样高的原因。

再次，人们对不同来源的快乐具有不同的适应性，收入和财富带来的快乐比较短暂，而非财富带来的快乐则较为持久。同样，相对于非金钱的损失而言，人们更容易适应金钱损失带来的痛苦。然而，现有的政策大多建立在物质奖励和惩罚的基础上，在快乐经济学看来，这显然降低了奖励和惩罚的长期力度。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纳曼（Kahneman,etc.,1999）则发现，同样数量的损失给人们带来的痛苦要大于同样数量的获得给人们带来的快乐，因此，至少不要让人们变得更差对于公共政策制定就非常重要。

最后，快乐对收入具有反作用。很多研究发现，一些偶然性的不幸和痛苦会极大地降低人们的工作动力和收入，导致一种恶性循环；相反，快乐的人在工作中的业绩更加突出，因此更容易获得较高的收入，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这显示了不论在社会还是在企业中营造快乐的氛围的重要性。

公共政策内涵

快乐经济学促使我们对如何促进人类发展和公民福利的传统观点进行反思。

正确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