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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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莫利兹·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里希·弗朗兹·费多尔·冯·博克（德语：Moritz Albrecht Friedrich Franz Fedor von Bock[1]，1880年12月3日－1945年5月4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陆军元帅。博克曾在一战中因表现优异而获得了功绩勋章，并在战后成为魏玛防卫军限额的四千名军官一员。在约二十年的战间期间，博克的军事地位逐渐高升，1937年时他成为了德军中资历仅次于威尔纳·冯·弗里奇与格特·冯·伦德斯特的第三号人物[2]。二战爆发后，博克先于1939年入侵波兰的行动中指挥北方集团军群；1940年，博克再于西线攻势中指挥B集团军群；1941年，博克再度担任中央集团军群司令，为入侵苏联的作战——“巴巴罗萨行动”的主力。

在苏德战争爆发初期，博克指挥中央集团军群完成了数个重大的包围与歼灭会战，俘虏与击溃超过百万名苏军，但到了1941年9月，中央集团军群在博克的反对下被抽调装甲部队至其他战线，延迟了对苏联首都莫斯科的攻击时间，使苏军得以组织、集结部队和设置防线，当地的冬季亦到来，而德军莫斯科前线部队并未获得冬季装备，攻击力度尽失。不久，苏军自远东调来的生力军发动反攻，德军节节败退，而主张尽快撤退的博克则被阿道夫·希特勒解职，征服莫斯科失败的“台风行动”也成为了前者最为有名的指挥事例。

1942年初，博克再度出任南方集团军群总司令，后又为B集团军群司令，指挥蓝色行动，但到了7月13日，博克因部队进展过慢，引起希特勒不满而被免职，从此便再未获启用。在战争最后几天的1945年5月3日，博克与其妻子和女儿于乘车前往汉堡的路上被英国的战斗轰炸机扫射，乘客全数身受重伤，博克本人则在隔天于欧登堡的医院中去世，他也因此成为了纳粹德国唯一一位被盟军击毙的元帅。

早年

博克出生于勃兰登堡省的库斯春，该地是一个古老的城堡，位于柏林东方的奥德河畔[3]。博克的家庭是一个普鲁士新教贵族，有着可追溯到条顿武士时代的古老军事传统。博克的曾祖父曾在腓特烈大帝的军队中服役[4]，祖父弗里德里希·威廉·博克（Friedrich Wilhelm Bock，1780年5月25日–1838年2月1日）则是普鲁士军驻耶拿的少校，曾担任驻马德堡的军队副司令职务[5]，妻子为阿尔贝丁·冯·豪登查米（Albertine von Hautcharmoy，1800年6月16日–1876年1月11日）[5]。父亲卡尔·莫利兹·冯·博克（Karl Moritz von Bock，1828年1月15日–1897年4月16日）是普法战争时的一位军官，后被晋升为少将，并曾任托尔高的指挥官[5]。卡尔曾在圣昆丁战役中指挥第44步兵团，后在身受重伤的情况下继续指挥，使第44步兵团最终得以于法耶一地重挫法军[6]。因卡尔对普军的胜利有功，受集团军司令奥古斯都·卡尔·冯·哥埃本（August Karl von Goeben）推荐获颁功绩勋章，但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决定以加封头衔代替奖励[5]，因此在1873年1月19日，卡尔被加封为贵族[6]。

博克的母亲为奥尔加·海涅·福朗西斯卡·冯·法金汉（Olga Helene Fransziska Freifrau von Falkenhayn，1851年3月4日–1919年12月14日），她是俄罗斯和德国出身的贵族，具有女爵头衔[7]，同时也是未来德国参谋总长—埃里希·冯·法金汉的姊姊[5]。卡尔与欧尔卡于1873年10月19日结婚，育有两个儿子—博克与他的兄长费多尔·法朗兹·卡尔（Fedor Franz Karl，1876年2月6日–1943年12月3日）[8]，由于博克的家族与俄罗斯贵族关系密切，因此依照传统地被赋予了俄罗斯名字—“费多尔”（德语：Fedor、俄语：Фёдор）[9]。日后博克之兄成了德军第3集团军的参谋将军，并与博克一样，获得了功绩勋章

在博克出生前10年，德意志帝国完成了统一，当时国内军国主义相当兴盛，故博克在8岁的时候就被送到柏林大光野（Groß-Lichterfelde）的普鲁士军官军校（Preußische Hauptkadettenanstalt）就读，与后来德军将领君特·冯·克鲁格与武装党卫队将军保罗·豪塞尔为同班同学[10]，由于博克亲切的性格，同学们都以“小博克”（Böckchen）称呼他[5]。博克的课业成绩相当突出，包括现代语言、数学和历史都相当优异，并能说流利的俄语、法语与英语[11]。由于家庭与学校的影响，忠于国家和以军职奉献一生的思想深深稳固在博克心里，这在往后二战其指挥风格中不时地显现出来[11]。博克于1897年成为了驻坡兹坦帝国步兵警团候补军官[12]，1898年3月15日起正式任官[13]，阶级少尉[12]，于驻柏林斯潘道的第5徒步近卫团中服役[13][14]。博克的军事教育平顺，于1903年10月1日时进入了军事高级中学；1904年3月1日起成为了军务的辅助指导官；同年7月12日起，博克成为了第5徒步近卫团第1营的行政参谋官[13]。1905年，博克与年轻的普鲁士贵族玛莉·冯·莱欣贝可勒尔（Mally von Reichenbach）结婚，并在波兹坦驻军处举行传统的军事婚礼[15]，两年后，他们有了一个女儿[16]，但1910年博克的妻子即因病而逝[17]。

1906年1月28日，博克晋升为团上行政参谋官[13]，后进入了柏林普鲁士战争学院（Preußische Kriegsakademie）就读[18]。博克也在这时期加入了“陆军爱国联盟”，与日后在二战担任要职的德国军官—弗朗兹·哈尔德、瓦尔特·冯·布劳希奇和格特·冯·伦德斯特结识[17][14][4]。1908年9月10日，博克晋升中尉。1910年至1912年，博克并未继续就读战争学院，反被派往总参谋部进行参谋业务的培训[14]。1912年3月22日，博克晋升上尉[14]。1913年10月1日起，博克转调至近卫军总参谋部的军需处（Ib）服务[13]。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隶属于巴伐利亚皇储鲁普雷希特的第6集团军，同年5月又调至第11集团军参谋处[13]。但另有资料指出博克在此时期任职为近卫军参谋部的代理作战处长（近卫军隶属于第2集团军），之后于1915年1月26日晋升为近卫军作战处长[13]。

在各部服役期间，博克曾参与过那慕尔、圣昆丁、伊普尔等地的作战制定[14]。然而由于博克对参谋工作感到厌烦，同时也想要前线指挥的资历[19]，因此他谒见鲁普雷希特，表示欲另调他职并获准，博克因而成为了第4徒步近卫步兵团下的一个营长，而此调任时间点各方资料不一，有的写为1916年1月28日[13][20]，也有表示1917年者[17][9]。1916年12月30日，博克晋升少校[13]。

博克曾参与过索姆河战役和康布雷战役[17][19]，他的单位伤亡惨重，康布雷战役令他损失70％的人员[21]，因此他的营还被戏称作“自杀营”[9]。之后，博克转调到南德的后备部队——第200步兵师，担任参谋[19]（有资料指出博克于1916年8月6日转调到第200步兵师[13][20]，但当时康布雷战役并未开始，与上述资料有所矛盾），博克在第200步兵师中几乎受到全部参谋军官的厌恶[19]。1917年4月11日至，博克转任皇太子威廉指挥的“德国皇太子集团军群”（Heeresgruppe Deutscher Kronprinz）参谋部担任军需处长，同年7月27日起则任集团军群作战处长[13]。在此期间，博克与威廉培养出了深切的友谊，后者曾在回忆录《我的德国战斗英雄之回忆》（Meine Erinnerung aus Deutschlands Heldenkampf）中如此描述博克：“凭著无穷无尽的精力，即使在最艰困和最严苛的情势下，这位天赋异禀的军官对我和我参谋长的支援从未动摇过。[22]”

1918年4月，博克因索姆河和康布雷的英勇表现而获得了德国军事奖励中级别最高的勋章——功绩勋章[19]。在德国停战之前2天，博克曾晋见人在比利时斯帕的德皇威廉二世，他请求德皇返回柏林并下令基尔的叛军，但并未成功[16]。在德国政府投降、国内暴动的时候，博克指挥军队协助镇压左翼份子的行动，虽然他对右翼势力企图恢复君主制国家的“卡普政变”感到同情，但也拒绝加入[22]，他也对在这段期间内诞生的魏玛共和国强烈的蔑视。

魏玛共和期间

一次大战结束、魏玛防卫军成立后，博克成为《凡尔赛条约》规定德军10万兵力的人员之一，在共和政府成立前四年，博克一直关注著东疆可能来自波兰的攻击[16]。1920年12月18日，博克晋升中校。1922年，魏玛政府与新生的苏联签订了《拉帕洛合约》，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双方也急需重整军事力量，博克与库尔特·冯·施莱谢尔、尤根·奥特（Eugen Ott）、库尔特·冯·哈默斯坦-埃垮特等人被汉斯·冯·塞克特所挑选，成为“特殊R部门”的一员，负责规避《凡尔赛条约》的限武条例[23]，包括前往苏联境内组织与训练往后为德国大肆扩军的人事基础，还有包括坦克与飞机等武器的开发和战术运用，博克中校为其中的一名活跃份子[21]。

R部门的联络官为恩斯特·布钦鲁克少校（Ernst Buchrucker），他领导了一支名叫“工作指挥部”（Arbeits-Kommandos）的部门，表面上是支援民间建设的官方机关，实际上是暗中培养数量超过《凡尔赛条约》规定的德军兵员，这些人员被称作“黑色国防军”，它们亦依据其“秘密法庭”机关（Femegerichte）的命令，将为盟军管制委员会工作的左翼线民谋杀，以保护德国的军事机密、维持遵守条约的表象[24]。博克在这些谋杀行动中涉入颇深[25]，其中一次的谋杀案中，德国记者卡尔·冯·奥西茨基写道：“舒尔兹中尉（Schulz，被指控为杀害线民的“黑色国防军”成员）什么都没做，但执行了命令，无疑地，冯·博克上校、可能（涉入）的冯·施莱谢尔与塞克特将军，应该要坐在被告席该人（指舒尔兹）旁边。[26]”博克则在法庭上做过数次伪证，表示防卫军并未和“黑色国防军”有所关联，也没有做过谋杀一类的事[26]。1923年9月27日，布钦鲁克动员4,500名“黑色国防军”成员聚集于柏林外，准备发起政变，推翻共和政府、建立专制国家（此事件被称为“库斯春政变”），博克对于布钦鲁克未得到防卫军的允许就擅自行动一事十分愤怒，此事件中，博克曾表示希望没有防卫军成员涉入该政变，说道：“如果冯·塞克特知道你在这里，他一定会调弄他的单片眼镜，然后说：‘去找他！’。[27]”虽然博克当机立断，马上下达复员令，但布钦鲁克也提早于9月30日就发动了政变，最终行动彻底失败[27]。

1924年初，博克成为了驻科沃布热格的第4步兵团第2营营长[28]。在1925至1926年期间又成为国防部的参谋军官[28]。在1928年后期，博克被任命为驻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的第1骑兵师师长[28]。1930年再被任命为驻东普鲁士的第1步兵师师长。1931至1935年期间，博克还担任了德国在斯德丁的第二军区司令。他的晋升相当顺利，1925年5月20日，博克晋升为上校、1929年2月6日为少将（一说2月1日[29]）、1931年2月7日为中将[28]（一说2月1日[29]）。1935年，当希特勒上台宣布征兵后不久，博克被任命为德累斯顿的第3集团军群司令[21]，并在同年3月1日晋升步兵上将，就在这个时期，他结识了空军的阿尔贝特·凯塞林将军，未来博克将与后者在各大军事行动中携手合作。1936年10月20日，博克与威海尔敏·歌德莱贝·杰尼·冯·波登（Wilhelmine Gottliebe Jenny von Boddien）再婚[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