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内容

高延第(1823-1886)，字子上，号槐西居士，江苏山阳(今淮安市)人。清道光三年生于邑之新城。

父士魁(1792-1866)，字映斗，号紫峰。道光己丑(1829)年进士，1832年以知县补用，携家赴四川，至蜀。代成都府办科试提调事，补官丹棱县，署简州。升任蓬州知州。高士魁为官实心任事，关心民间

疾苦，兴利除弊。亲自管理平粜米粮出纳，防止吏胥侵蚀，捐廉兴学，自为生员讲授，四境风从。辛亥(1851)冬谢病归里，次年二月自阆中登舟，四月二十四日抵淮，住西长街与丁俭卿(晏)相邻。咸丰乙卯(1855)主讲奎文书院，教授生徒，谆谆以治经学为重，晚清淮安著名学者徐嘉列门墙受业，段朝端也常登门问学。徐嘉《宾华丛笔》：“师以奖进人才为己任，扶植善类，煦如阳春，士林咸乐归之。《虚静斋诗草》一卷，风度冲旷，不事矫饰，《南城芦苇歌》俯仰今昔，论者比于顾亭林《淮东诗》，吴梅村《临淮老妓行》。”“师无书不读，学术纯粹，而不以学名，无意为诗而甄录最夥。”(段朝端《椿花阁文存·<明诗钞>书衣题记》)丙寅(1866)八月病卒，终年七十五，祀于奎文书院。

高延第幼承家学，十岁时同兄延恩随父入川，十八岁上，鸦片战争的爆发对他震动很大。他曾想从戎报国，“驰驱疆域，生死非所计也”。是年冬，兄延恩病逝，延第以侍亲无人，遂改变其志。“入塾读书即求实用，不屑屑于帖括章句。凡治乱源流，学术正伪，究心搜讨，无稍模棱。”(邱崧生《高先生行述》)在川从成都人范竹坡先生学，同学有范伟臣、范惕南(二人乃竹坡之子)、李范堂(字延模，丹棱人)、鲍余丰(华阴人)，他们常在一起议论时局，探求救世之道，写了不少针砭时弊的文字。

咸丰元年(1851)春，由于“蜀水程险阻，不得归应郡县试”，高延第由川赴京，“援例(入太学)应京兆试”，不售。“往返万里，所过山川兴亡古迹必流连凭吊而后去。”有诗载于《涌翠山房诗集》。高延第性狷介，都中有位“贵人将有主试之命”，闻延第名，派人“招之至”，但高延第却说：“读书人自有其分，以布衣千谒显者，是越分也。”婉辞不往。

1852年，高士魁解职离川，延第亦随之归里，不久又去北京太学读书，于1858年秋与徐嘉同行回淮。其时太平天国革命烈火，迅速燃遍江南数省，江北捻军活动亦异常活跃，清政府借“剿寇”，穷兵黩武，增加赋税，百姓遭殃，地方颇不安宁。“未见大敌勇，徒然骚里闾”。(《军兴杂咏二首》)他在《续续小娘歌十首》中写道：“闻说将军破贼回，金戈铁马殷晴雷，虽然未缚吴元济，载得河西鹅鸭来。(原注：镇军龚耀伦出师运河西，遍掠鹅鸭而返，时有‘不打长毛打扁毛’之谣。)”其诗形象地刻划出清军官兵借“破贼”为名，行掠抢之实的丑恶行径。

1864年仲冬，应江宁“收复”后乡试，仍不售。

1866年父高士魁病逝，高延第“益深闭不出，锐意著书。家藏书万卷，丹黄甲乙，辨讹订伪。……先生持身涉世，孤行特立，得力于汉儒经术者为多。”由于高延第一心治学，成为远近闻名的饱学之士，地方官员常常登门造访，向他求教。他“遇可言者，尽言之”，而那些无学识的乎庸官吏，不论职位多高，一概拒之门外。漕督吴棠与之交往甚密，吴调任四川总督时，请与随行，“聘入幕，不就”。淮安知府孙云锦请其出山任丽正书院“主讲席”，高曰：“今世多亟功利，学校不兴久矣。居主讲之名，而不能辅世立教，何为也。”仍然力辞不就(邱崧生《高先生行状》)。

1872年，漕督张兆栋延丁晏综理撰修山阳县志事务，分纂吴昆田、高延第、丁寿恒、王琛、杨鼎来、何其杰、鲁蕡、王宾。次年刊行。段朝端《淮著收藏记》有：“……实则高子上(延第)、吴稼轩(昆田)、鲁仲实(蕡)三人为之，余人列名而已。总纂何子贞(名绍基)于修志之事绝不一问，柘唐(丁晏)师年老健忘，亦未尝属笔也。其书体例简洁，叙次雅饬，自较旧志为胜。”

光绪八年(1882)漕督黎培敬、淮扬海道桂嵩庆、淮安知府孙云锦议决修淮安府志，延聘吴昆田、高延第为总纂，段朝端、陈逊之任分纂，于十年刊印行世。段朝端又在《淮著收藏记》中写道：“……予分得数门，以尘冗牵率，稍有编纂，逊之亦仅编就职官一门。时稼翁(吴昆田)老病，余皆子上一手考订。体例视旧志为洁。”

是年高延第又与盱眙王锡元修纂盱眙县志。

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逝世，享年六十四岁。

高延第一生功名科第颇不得意，仅为“监生”。然他的学识为仕宦、学者所钦服，学使黄漱兰(名体芳)侍郎以他的学行上奏朝廷，高延第方得“钦赐翰林院待诏”的虚衔。其著述有《淮安府志》、《山阳县志》、《盱眙县志》、《老子证义》、《广韵重文补注》、《涌翠山房集》八卷、《论文要旨》、《五朝近体诗选》、《山阳耆旧诗选》、《孙吴司马法补注》(未成)。

高延第先生是淮安的著名学者，他编著的《淮安府志》、《山阳县志》遍及海内，笔者就仅见之《涌翠山房集》、《老子证义》，对其著作，作一概略介绍。

高延第一生未得一官半职，然他以诗文名噪乡里，一时为人传诵，即使现在读起来也不乏有现实意义。他经历了清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个朝代，众所周知，这是中国封建社会行将最后崩溃的时刻。清王朝政治腐败，外侮日亟，虽国力匮乏、技术落后，民不聊生，统治者仍在做“东方帝国”的美梦，虚骄自大。英国的大炮轰开了封建帝国的国门，隆隆的炮声却未使他们清醒。面对外族入侵，林则徐辈虽有“攘夷之志”，但受到各方面的掣肘，无力回天。生产力的落后，生产水平的低下，注定了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命运。高延第对此有较深刻的认识：“东南夷祸一发而莫之御，糜烂数省，历年而后定，岂不哀哉!原其始，中国之人狃于承平，耽于骄逸，又习闻华夷贵贱之陋说，虚骄自大，以为区区岛夷，终不能越重洋与我为难；及闻轮舟火器之迅利，又莫之或信，略不讨论敌情虚实，以为备御。……中国之情势，外人了若指掌，彼中领要，此间若无闻见，一二大吏负当世物望，慨然有攘夷之志者又不熟察乎此。以曲为之防，而欲以气凌之，……不知偷安涣散之人心，不足当凶焰；朽钝糟粕之器械，不能敌坚利。”(《记王邑丞语后》)清王朝盲目的乐观，妄自尊大，“偷安涣散之人心”、“朽钝糟粕之器械”，确实是战争失败的关键所在。昏聩的清廷统治者只能以割地赔款“以善其后”，接着高延第痛心地写道：“呜乎!……金币会盟适足以自偷自惰，而非久安之方。观古鉴今，非有深沉奇伟之人，乌能胜其任乎!”《涌翠山房集》文四卷，计六十四篇。高延第的古文上学唐代韩愈、柳宗元，下承清初顾炎武、黄宗羲，“学贵施诸实用”，他抱定“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之志，默默地走完人生旅途。清康乾时，由于主政者的引导与提倡，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埋头训诂，八股文之风渐盛，“学以致用”的风气日趋衰微。高延第“不屑于帖括章句之学”，继承了我国古代“学以致用”的优良传统，是十分可贵的。其文的内容，上有“汉唐之经训，伊洛之名理”，“下至兵农庶政，皆言之洞澈。”其代表作《名实论》、《吏商论》确实是不可多得的传世佳篇。

《名实论》开篇提出“何谓名?曰工也、商也、农也、士也”，“何谓实?曰工必能规矩，执绳墨，运斧斤，制器械宫室；商必能度贵贱，居奇赢，通有无，应趋市者之求；农必能辨土宜，识五种，知早晚，疾耕数耨，早穑而多获；士必能立行谊，通古今，达治体，以任事而立功。”一个人不论从事何种职业，必须“名”与“实”相符合，“事业不同，归于有用”。高延第通过对当时社会的清醒观察，认为从事工、农、商者，“冒滥卤莽于其问者”，“十人中有一、二人”，而读书人却不是如此，一味钻营为官之道，士习糜烂，沈湎于八股文中，一旦求得一官半职，则忙于“网利”，“若夫所谓士者，吾惑焉，问其所业，自应试诗文外……无有也；问其所读，自坊刻《五经》《四书》外……无有也；以言乎立身，义利之不辨，是非之不知，贤不肖之不分。求其言为范而行为则者无有也。”读书人中“冒滥卤莽”者，十人中就有九人。然而世人“见工商农之为伪，则诃而斥之，见士之为伪则优而假之”，此风盛行，必“贻患天下”。

接着高延第论述了中国历史上“名”与“实”不符的现象，阐明自己对“功”与“过”、“邪”与“正”、“贤”与“不肖”的观点，企望能以此改变当时的社会风气。当然，高延第的良好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

高延第的《吏商论》对清王朝官吏的丑恶面目给予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鞭挞。据云；此篇原题为《仕商论》，高去世后，其子承裕请徐宾华先生整理其遗著，刊集行世，昔日友人以此文怕刺痛“在位之人”而引来“祸患”，提出不刊入《集》中，在吴涑(吴昆田之子)的坚持下，改题收入，(见吴涑《抑抑堂札记》)使这篇针砭时弊的佳作得以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