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关系共1人

毕际有

儿子

毕际有（1623-1693），字载积，号存吾，明末户部尚书毕自严的仲子，其长兄名际壮，早逝；三弟名际孚，没有入仕。毕际有，生于明天启三年（1623）。清顺治二年（1645），毕际有考中拔贡，顺治十三年（1656）任山西稷山知县。稷山位于汾水河畔，因河水侵蚀，实际地亩少于粮赋之数。毕际有到任之后，据实上报请减免空头粮赋，并形成条文固定下来。又置二薄，将本县各业之人分别造册，由县衙统计备案；对无固定职业者以法约束其从事正当职业。两年后，晋升为江南通州知州。治内有一重镇，由柳同春将军镇守。时毕氏与柳同春同天赴任。任期内，两人互相协助，为此商人士兵和老百姓和睦相处。通州有一沙洲，产鳓鱼，按例进贡朝廷99条，毕际有上疏请求免除进贡一事。康熙二年（1663），毕际有因为“通州所千总解运漕粮，积年挂欠，变产赔补不及额”，被免职。毕离职回乡时，扬州名流林茂之等人送至江边。有人还画了《江干系马图》送他，以示挽留。毕际有著有《存吾草》、《淄乘徵》等流传于世，他还参与编修济南府志和淄川县志。 康熙十八年，蒲松龄一到毕家，就写了三首七言律诗《次韵毕刺史归田》，赞赏毕际有罢官家居后闲适自在的退隐生活。诗题中的“刺史”，也称太守，相当于明清时的知府。清朝知州分两种，一是直隶州知州，地位略低于知府；一是散州知州，地位等同于知县。毕际有任职的通州为江南直隶州，因此蒲松龄尊称他为刺史。诗其一云：“烟霞深处伴渔樵，鸥鹭依依认旧僚。碎击玉壶风雨夜，醉横铁槊月明宵。栽花南国人无恙，载酒东山兴末遥。犹有柴桑松菊在，薜萝何必让金貂。”诗一二句中的“伴渔樵”、友“鸥鹭”，是说毕际有遭罢官后回家过隐居生活。诗三四句以王敦“碎击玉壶”、曹操“醉横铁槊”两个典故，表明毕际有虽然罢官，但壮心不已，仍希望为国出力。诗第五句以潘岳比毕际有，说毕氏在江南多有惠政。诗第六句以谢安比毕际有，说毕氏罢官后有隐居之乐。诗第七句以陶渊明比毕际有，说毕氏谢绝达官贵人来访。诗第八句用屈原《楚辞》中的诗句说明退隐并不次于作高官。诗其二中的最后两句“落落情怀谁得似？开觞遥酬古逸民”，说毕际有豁达开朗的情怀和古代隐士相同，与他们心灵相通。诗其三的最后两句“武陵天地非尘境，不必巢由更买山”，以尧时隐士巢父、许由比毕际有，劝说毕氏不必买山而隐，石隐园即非尘世。这两首诗同第一首诗一样，都是称赞毕际有回乡隐居。 毕际有喜欢附庸风雅，广泛结交诗人墨客；蒲松龄学识丰厚，文章一流。于是，毕家贺吊往来的应酬文字，便由蒲松龄捉刀代笔。蒲松龄一生中留下来的文章，有不少是代毕际有写作的。此外，蒲松龄还对毕际有的《晋游日记略稿》进行了批点。康熙十八年，江南名士孙维菘举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曾来信向毕际有致词问候，蒲松龄为毕际有代拟《答陈翰林书》。信中追述了两人当时的交往情况：“忆昔握手狼山之下，同舟邗水之间，我未暍阴，君犹茂齿，纵饮雄谈，欢呼彻曙，直欲挥白日使停晷，止参斗使不坠。每一文成，叠肩击节，追随晨夕，使人乐而忘疲。”接着对陈维崧入翰林表示祝贺：“客岁偶阅邸抄，乃知弁冕词林，此中欣慰，如获异宝。虽犹是于热闹场中作冷淡生活，然读书稽古，庶知苍苍者不相背负耳。私心窃拟申贺，不图高雅先施，致音书于穷谷，盥手蔷薇，喜泪交并！……遂因鸿便，聊附尺帛，土物戋戈，少当远音。临颖神驰，不尽欲言。” 毕际有居家期间，社交活动仍然比较频繁，缙绅名流来访、当地官员拜会，由谈吐风雅的蒲松龄参与，可以让他省去一些俗务。有时，蒲松龄还会受毕家之托，到县衙里说项、打点。与蒲松龄一起在毕家做西宾的王宪侯，被淄川知县张嵋（字石年）任命为乡约，王宪侯不愿履职，请求毕际有出面说合。毕际有就委托蒲松龄以自己的名义，向张嵋知县写了一封信，替王氏推却职务。信中写道：“乡约王宪侯者，其设帐于治弟之家已三年矣，实恐救乡邻之斗而误童蒙之求，祈老父台分推屋乌，准与豁免，则衔恩者不止王生也。”毕际有请求张嵋知县看在自己的面子上，对于王宪侯任乡约之事，“准与豁免”。 除此之外，蒲松龄还代馆东毕际有办理了不少家务事。康熙三十年（1691）九月，蒲松龄到济南府驻地济南的东流水为毕际有物色菊花佳种。东流水，在济南城内抚院西北、鹊华桥南。这里有一户人家的菊花十分有名，蒲松龄按照毕际有的吩咐，带着毕家的菊花种子，来到这里与其交换。觅得佳种后，蒲松龄为了表达对主人的谢意，特意写了两首七言律诗赠给他，诗的题目是《辛未九月至济南，游东流水，即为毕刺史物色菊种》。蒲松龄在诗的小引中赞扬了菊种主人的高贵品格和居住地的优雅环境：“扉临隘巷，每多长者之车；槛袅垂杨，时系达官之马。只因爱菊陶令，羡绿野之风流；遂使看竹子猷，通黄花之声气。”在第二首诗中，蒲松龄借用王戎不卖李种、陶渊明不吝菊花的典故，感谢菊种主人慷慨出让佳种。诗云：“曾有安丰私玉李，不闻靖节吝黄花。携来佳种容相易，金谷重寻太尉家。”

全文

人物简介

毕自严（1569～1638年），字景曾，号白阳，明末大臣， 王村镇 西铺村人。1588年（明万历十六年）中举，1592年中进士。历任松江推官、刑部主事、工部员外郎、河东副使、洮岷兵备参政、榆林西路 按察使、右布政使。1620年（泰昌元年），升为太仆寺卿。后任右佥都御史兼天津巡抚，专饬 海防，修战船、治兵器、建水军，曾镇压河北、山东的 白莲教起义。1628年（ 明崇祯元年）任户部尚书时，军事频繁，国库空虚，他提出节支建议24项，并到九个边疆督扶镇所清查兵马数，堵塞漏洞。因功被晋封为 太子太保，后举为 吏部尚书，但未就任。1632年（明崇祯五年）秋，刑部按惯例特请皇帝下诏，任毕自严为主笔。他以公正仁义为准，执法不徇私。总理太监 张彝宪受宰相 温体仁之命事事与毕为难，他连写十几份辞呈，均未获准。后被免职回乡，一年后官复原职。1638年（明崇祯十一年）去世。著有《石隐园诗文藏稿》8卷、《抚津督饷抚留宪留计共疏草》19卷、《度支奏议堂稿》20卷及其他著述9 8卷，均刻印流传于世。还有《选定古文尚友编》100卷、《古今四时绝名》100卷。[1]

人物大事年表

天启元年（1621年）

清兵打下辽阳，关内告急。朝廷令毕自严担任天津巡抚，整备海防。 熊廷弼经略 辽东，建“三方布置”之策，天津为其中重要一方，毕自严兼领京东防卫，与登莱巡抚 袁可立策应，互成 犄角之势。他用 戚继光遗法，设置水军，修造战舰，沿海设置 炮台，亲自主持水军练习陆战，使天津武备大大增强，成为辽东前线的可靠后方、北京坚固的屏障。不久，天津督饷侍郎出缺，朝廷进毕自严 右都御史、户部 左侍郎，催督 辽饷并兼领天津巡抚，直到天启五年。这几年，毕自严保证辽饷供应，守卫京师大门，做出了巨大贡献。 天启五年（1625年）

毕自严调任南京 都察院右都御史，次年改任 户部尚书。他为人公正廉直，识大体、顾大局。天启年间，正是 魏忠贤专权乱政的时候， 东林党人受打击，朝中党派之争一直没有停止。毕自严深为国家前途担忧，在党争之中，他取中立态度，但思想倾向东林党，魏忠贤很是恨他。天启六年，毕自 严刚做户部尚书，魏忠贤提出卖掉南 太仆寺牧马草场，以助宫内三殿修饰工程。如果草场卖掉，南太仆寺养马将被迫停止，直接影响军马和役马的供应，毕自严坚决不同意。魏忠贤借皇帝之口将毕自严大骂一顿，草场照样卖掉，毕自严愤而称病返里。 崇祯元年（1628年）

魏忠贤集团被清除，毕自严被召拜户部尚书。毕自严平生所长在于理财，他在户部尚书任上 殚心竭虑、 兴利除弊、多有建树。崇祯前期的财政稍有好转，不能不说是毕自严呕心沥血的结果。

毕自严到任时，明朝国库早被魏忠贤侵吞挥霍一空，国家每年赤字达130余万两白银。财政崩溃，政府只得向人民大肆科敛。 三饷加派使人民困苦到了极点。毕自严从抓节源开流着手，首先提出裁汰冗兵、兴复屯田，地方官吏以 经济发展速度来考核。毕的建议得到 崇祯皇帝的称赞。其后，他广泛征求朝廷老臣的意见，系统地提出了12条解决财政困难的措施。包括增加 盐引，令商人运 粟实边，裁汰冗兵冗役，检查军饷虚冒，开发京东水田，清查天下 隐田，兴办军屯等项，皆得允行。为了杜绝地方官侵吞赋税银两，他亲自主持编订了赋役清册，颁行天下，严格监督审核，使贪污现象受到控制。原来的官屯地亩因年代久远皆被势家豪族侵占，赋税收不上来，毕自严不畏困难，亲自主持核查清丈了官屯地亩，明令按亩起科，增加了收入。在他的精心谋划下，冗兵冗费减下来了，虚报冒领、贪污侵吞大大减少，国家赋税收入增加了，明代财政出现了复苏的迹象，毕自严因此深得崇祯皇帝倚任。 崇祯二年冬（1629年）

清兵入关，包围了京师。天下勤王兵马40万云集京师四周，粮草军饷供应成了严重的问题。毕自严连续月余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昼夜不停地手批口答处理后勤供应事务。在他的精心筹划下，粮饷供应及时，为挫败清军围城立了大功。清兵退走后，毕自严累得头脸肿得像斗一样大，口吐鲜血不止。 崇祯帝非常感动，晋升他为太子太保。然而，随着明王朝内忧外患日益加重，明朝财政状况也不可逆转地日益恶化。毕自严虽竭尽全力也难挽 狂澜。崇祯四年， 兵部尚书 梁廷栋请增天下田赋，在旧增520万两之外，再增新饷165万，崇祯帝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予以批准。又把全国百姓往 死亡线上推了一步。在这种情况下，毕自严条上10事，提出补救措施，请崇祯注意百姓已到了家家 悬釜的境地，请酌减天下赋税，以使小民有升斗之蓄。当然，他的意见崇祯皇帝无法接受。 崇祯六年（1633年）

毕自严因为袒护离任时没有完成税收任务的青浦知县郑友元而被弹劾。崇祯帝很是恼怒，问毕自严怎么回事。毕自严回说郑友元离任时已完成了七成。崇祯皇帝不信，派人查帐，结果发现一两未交，遂将毕自严逮下牢狱。经朝中大臣多方论救，半年后始出狱罢官。崇祯八年，恢复故职，致仕。崇祯十一年（1638年），毕自严殁于淄川。

毕自严一生为官清正干练，颇具经济之才，为明代后期大臣中的佼佼者，当时就有“干才”之誉。他死后留下许多著作，较为重要的有 《石隐园藏稿》八卷、《留计疏草》、《督饷奏稿》、《四库总目》等，保留了大量珍贵史料，是研究明代经济史、制度史的必读资料。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