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史学会会长

侯绍庄 男，1934年出生，贵州省 清镇市人，贵州史学会会长。1959年7月毕业于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贵阳市警备司令部参谋处、 清镇县人民政府税务局、秘书室见习参谋、工作员，贵州大学历史系任教，后晋升讲师，1984年调贵州民族学院任历史系主任。兼任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封建经济史专业兼职博士生副导师。该同志长期从事中国 古代史、西南民族史和贵州地方史的教学和研究，对中国古代 土地关系和 社会经济形态尤有心得。他一贯主张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作指导，透过错综复杂的历史表象，揭示社会历史本质。读书期间，就在《光明日报•史学》上发表了《试论我国封建主义时期自耕农与国家佃农的区别》一文，受到国内好评，引起学术界重视。到目前为止，该同志已在省内外报刊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其中如发表在 《历史研究》上的《怎样理解郭沫若同志的古代史分期学说》，发表在 《社会科学》上的《‘自田’考释》等文章，都在国内引起一定的反响。此外，他还参与了国家重点课题《布衣族简史》、 《水族简史》、《仡佬族简史》的编写，并合作出版了《贵州 古代民族关系史》、《 中国封建社会结构研究》，最近又独著出版了 《中国古代土地关系史》、《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研究》两本专著。目前他正参与贵州省政府组织的大型地方史《贵州通史》的编写。现正在整理撰写《夜郎研究》专著。

侯绍庄出生在一个旧式的书香门第。侯绍庄少年聪慈过人，记忆力好，十岁左右，已经懂得很多生僻词语，读了许多 演义小说和文史资料，初中时即能用浅显文言撰写文章，其《梅花园花说》的论说体作文曾受到国文老师吴兆熊的赏识。1949年初，侯绍庄升入清镇中学高中部，10月因临近解放，学校停办，他辍学在家，于是就钻进了四书五经里，靠了他较好的古文根底和悟性，小小年纪就受了一次中国古老传统文化和 伦理道德的洗礼。

1950年底，侯绍庄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贵阳军分区政治训练队学习，半年后，分在贵阳市警备司令部参谋处军训科任见习参谋。1953年初，其家庭被划为地主成分，大哥侯绍康又去了台湾，他在部队就很不适宜了。于是19岁的侯绍庄被安排转业，回清镇工作。

1955年夏，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国务院号召在职干部报考高等院校。经本人申请和组织批准，侯绍庄以高一的 同等学历报考了历史专业，结果被云南大学历史系录取，从此踏上了他问津中国历史的最初起点。

1957年1月3日，刚跨入大学二年级的侯绍庄，在 《光明日报》的“史学”副刊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重要的史学论文：《试论我国封建主义时期自耕农与国家佃农的区别——和 胡如雷先生商榷》。此文一发，立刻引起了中国史学界的关注。该文成为中国 封建土地所有制研究中的四大代表作之一，在史学界产生了强烈影响。侯绍庄立即成为与著名史学家 侯外庐、 李埏、胡如雷等齐名的四大史学派别的代表人物之一，成为五十年代 云贵高原学术上的一只 报春燕子。1957年夏，侯绍庄被做为当时昆明高校学生中走“ 白专道路”的典型遭公开批判，还被内定为“中右分子”。

1959年，侯绍庄毕业时，李埏教授很想把他留下来作自己的助手，但遭到了学校的否定。于是，侯绍庄以贵州人回家乡的名义，被分配到了贵州大学历史系。

1961年9月，中国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编辑出版了《敦煌资料》第一辑，共内容主要是唐代在敦煌地区实行 均田制的授田登记册。不久厦门大学 韩国磐教授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专文，对残卷中不少户受田四至中出现的“自田”性质，考订为该户国家授地间彼此挨邻、相互反映的关系，侯绍庄通过对《敦煌资料》中各户的情况认真深入核算并结合其它文献进行研究后，又坐不住了，他撰写了《“自田”考释》一文，针对韩先生意见，提出“自田”反映的不是国家授地之间彼此反映的关系，而是夹在国家投地中的归私人所有的私田，并计算了当时公私土地在全国耕地中的比重。文章投往《历史研究》后，编辑部同意发表。 贵大历史系知悉，即向编辑部提出“此人文章，不宜发表”。编辑部遂以另有同类文章为由，将原件退回。（此文压了近20年，直到1981年才在陕西省社科院主办刊物《社会科学》第二期《敦煌学研究》专栏中原文刊出。此文一发表，武汉大学敦煌、 吐鲁番文书研究中心即收入该中心论文集中。）自此至文革结束，侯绍庄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由于人为的封杀和控制，他在学术上的潜力根本无法发挥。

1973年春，侯绍庄所住的一中宿舍被邻居一 精神病患者纵火，烧得一片精光，书籍更全部损毁，灾后衣服、被子由国家救济，数年之中家庭经济十分困难。面对政治上的压抑和经济上的拮据，侯绍庄没有 灰心丧气。他应邀参加了省 民族研究所承担的国家课题 《布依族简史》、《水族简史》、《仡佬族简史》古代部分的编写工作。在编写 水族简史中，通过认真研究，侯绍庄将水族先民迁入贵州的时间，从过去只能追述到唐宋，上溯到了秦代，使 贵州民族研究取得了一个突破。

1976年夏，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之时，侯绍庄为了躲避派性活动，又应省博物馆邀请，到安顺宁谷参加考古发掘，直到毛主席逝世，才回到单位。不久，四人帮垮台，侯绍庄才从政治上喘了一口气。

从1957年以后到文革前的十年间，整整20年，侯绍庄是在坎坷和压抑中度过的。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侯绍庄穷且亦坚，不坠青云之志，仍然坚持了他独立不依的学术猜神、学术品格和人格精神。这段时间，他杂念排空，心无旁鹜，潜心研读马列经典著作和名家著述，追踪科研前沿，潜心 历史哲学，对贵州民族史、经济史、地方志也广泛关注和悉心研究。坎坷压抑的20年，成为他积累奋搏的20年。20年内，他没有多少可见成果，但丰富的学识，已把他悄悄地推到一个即将 喷薄而出的境地。

他正在等待一个恰当的时机，一个恰当的突破口。

这个时机很快就到来了。它来得那么突然，让人毫无准备，又好像是专门奔着准备已久的侯绍庄而来。

1978年6月郭沫若逝世不久，东北 吉林师大老教授 金景芳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中国古代分期商榷》一文，对郭沫若的古代史分期观点，从理论指导、史料应用到具体论证，全面进行否定，甚至说其研究历史如胡适，把历史当成 百依百顺的女孩子，任其 梳妆打扮。这不但关系学术研究的是非，也关系到对郭沫若一生的评价。侯绍庄针对该文提出的问题，在《历史研究》1979年第8期上发表了《怎样理解郭沫若同志的古代史分期学说——兼评金景芳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分期商榷〉》，文章发表后，由于其观点准确、全面、公正，受到国内好评。

《新华月报》1979年11期摘发其中要点。因此文，侯绍庄1983年受 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赴北京参加由 李一氓主持，有全国著名史学家、文学家、考古学家参与的“郭沫若学术研究讨论会”。该文还获贵州省1978～1985年 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从此，侯绍庄开始了他后来被人们称为“商榷专家”的一系列史学 论文写作的旺盛期。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段时期，极左思想路线和思潮的影响没有受到彻底冲击和扫荡，前苏联学术上的 教条主义影响也严重地存在着，它们在思想界、学术界都还有很大的影响，人们还自觉不自觉地习惯于过去的思维模式和 思维习惯，并在一系列学术问题上表现出来，这几乎是当时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如何 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使学术研究和学术批评回归到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正确轨道上来，便成为当时学术界、思想文化界的一项重要任务。无论侯绍庄当时意识到这一点没有，但他自此以后的一系列文章和行动，都说明了他对时代要求的正确回应。

比如，自50年代以来，史学界对汉民族的形成问题就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甚至否定汉民族是真正的民族。1982年，侯绍庄在 《民族学研究》上发表了他的《民族是怎样形成的——读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的体会》一文，他根据马克思的论述，从理论上论证了民族形成于 阶级社会之初，不过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在构成民族要素的程度上有所不同，即有着不同的时代特点和内涵，因而可以分为古代民族、资产阶级民族、 社会主义民族等类型，从而澄清了长期来不少学者根据斯大林对资产阶级民族所作的界定去看待中国历史，从而怀疑此前是否有民族存在的狭隘观念，对澄清前苏联学术界这类教条主义的错误观点，起到正本清源作用。

80年代初期，前苏联莫斯科外文出版局和前苏联学者洛森塔尔和 尤金合著的 《简明哲学辞典》中，对恩格斯名著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说的两种生产——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繁衍的注释中，认为“种的繁衍”是指“人口数量的增加”。因而公开指责恩格斯的论述是“不确切的”，甚至说恩格斯“犯了一个错误”，引起了对恩格斯关于两种生产理论的错误理解。1984年，侯绍庄发表了《怎样理解恩格斯关于两种生产的学说》一文，引经据典，从理论上批评了前苏联专家和前苏联出版物中的错误解释，指出：恩格斯在具体论述中，说明了这一命题中所讲的两种生产，实际是指的社会 生产方式的变化和家庭婚姻形态的演进。正确地解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纠正了前苏联学术界的某些教条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