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论语

该书的最大特点是另辟蹊径，以秦汉文章讲《论语》，打破了传统的条条框框和根深蒂固的概念的拘囿，又融合了前人的思想。一方面全面系统地将《论语》的重点字词进行了解释，另一方面又选出先秦和汉代以前的例句加以佐证。并且对一些常用字和关键字的用法，双关和复句的用法进行了说明。该书的成就在于它扇去了落在《论语》上的尘土，使晦蒙于《论语》之上的千年之固，一朝荡涤。使《论语》以新的面容展现在世人的面前。这本语论对《论语》502章中的189章作了新译，有三百多句的注释和以前的版本不同，并且有详细的释义来阐述每句的含义，独到之处也在其章节旁以“语论新解”加以论述。该书还第一次完整地将《论语》的原文和译文之间进行了通译，解决了《论语》成书以来所谓的“衍文”和“错版”的疑问，并且作了论据详实的补缺和辨证。也摒弃了以前在《论语》的注释上，译文放不进原文，或者用附加的文字来说明的现象。该书的出现，使《论语》不再有“不可以文晓，而可以意达”的现象存在，为《论语》有朝一日重新成为普遍的语文教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论语语论》的出版，标志着中国传统典籍的注释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自汉代以来以“字”注释《论语》等国学典籍的现象，将被以“文字”注释所取代，一大批国学经典将会以新的面目出现在世人的面前。

破译封建之谜

2009年进入国学研究的象牙之塔，研究“封建”。突破了两千多年来“封建”研究的难点，第一次准确地定义了“封建”的含义，推翻了一直被人称为的“封邦建国”之说，将封建与国家的政治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封建是指从商开始，在王朝之下建立了一级一级的政权。

当前的“封建”研究存在着四大问题：一是“封建”一词的词性没有确定；二是“封建”的语义没有明确的概念；三是“封建”的属性随意扩大和缩小；四是“封建”的起源没有考据。范植桓以此为突破口，以史籍为依据对“封建”进行了全新的阐释，突破了历史上“封建”研究的颈口，取得了革命性的成果，将“封建”赋予了新的生机。

“封建”一词与大多由“封”字组成的语词一样，为偏正结构。

“封建”一词的语义是：最早地进行一层一层的分布。

“封建”原指“汤武革命”，后成为一种以等级分列政权的阶级制度，是谓“封建制度”。

殷商是“封建”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商周时代的“封建制度”，因为一级一级有人当政，可以说其为：君主权力下列的“封建”。这是原始的，也是完整的封建制度。秦以降，封建制度变法，有政而未封，封建阶级的阶层开始无序，时现时亡，时强时弱，反复无常，体制已不完备，相对来说是：君主权力集中的“封建”。这是过渡的，也是残缺的“封建制度”。由于清末以前的“封建制度”，始终是以君主为代表的贵族阶级当政，我们可以笼统地称之为“君主封建”。所以我们现在习惯上称谓的“封建”在其内含上也保持了古代的“封建”义，也就是君主专政。

封建制度的建立，标志着政治治国的观念的形成，在过去单一的治民体制上增加了治官的体制，封建的本质是治官。“天命降监、下民有严。不僭不滥、不敢怠遑。命于下国、封建厥福。”（《诗经·颂·商颂·殷武》）”正所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革》）”

确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原点是封建

封建是政治的根基，也就是文化的原点，这是界定中国传统文化原点的理论依据。中国文学的原点在哪里?我们有很多的东西能够追溯到原始宗教那里去。但是任何一种文体，它的言说的体式和惯例都是在西周或者春秋这个时代确立的。我们的词也好诗也好，论、赋也好，都是在这样一个礼乐政坛言说氛围中形成的。这就决定了那些文体是因为政治，而不是因为人们表达情感而产生，它是用于政治的各种场合。后来我们的文体在发展的过程之中，虽然也有我们所说的一些变异，但是它的变异不足以改变它的原有的那种主要的基因。这一点是我们必须注意的。

中国的封建与文化是同时出现在最早的有据可查的文字记载之中的，封建与文化运动是紧密相连并一同周而复始的。封建的变异，就是政体的变异；政体的变异，必然会带来文化的变异。不仅如此，中国历代的君王、历代的文豪是必议“封建”的，“封建”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太史”。统治者历来心系于封建的根本原因，就是封建制度下的商周社会能够延续千年之久而不为人所病垢，封建永远是明主的理想王国；而让学者耿耿于怀封建的是找不到其间有何值得留恋的地方，不知有多少文人、大师功成名就之后在此议题上折戟沉沙。李慎之在与友人书中说道：“我常想，什么时候应该有人写一篇《封建论》，不但可以在历史学和文化学领域中澄清多年的混乱，而且更重要的是使中国人能明辨是非，知道今天该破该立的是什么。其结果也许不但对世道人心，而且对国脉民命都是关系重大的。”

“汤武革命”带来的封建制度，不仅奠定了中国的政治基础，同时也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而得以世代传承，华夏文明也是在这个时候有了以完整的文字作为依据的历史记载。

创立汉语语词本义学科

中国的文字是有原形的，字也就有冠了定义。但是中国的语词是没有冠以定义的。文言文过渡到白话文的时候，产生了语词，它基本上是对“文”的复述。所以语词也有多义性，它现在已经成为沟通文言文和白话文的障碍，比较明显的是在语词的泛义和狭义之间游移不定，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范植桓研究发现，中国的语词是可以定义的，而这种定义放在任何语境下都适用。因此，在中国语文界必须创立一个新的学科：语词定义学。

在现实中，有些关键的词语，人们即使是耳熟能详，尔或是运用自如，也不过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易之为《易》：“百姓日用而不知”，这里的“知”是作没有人去理会的意思。因为迄今为止，词典是不以语根来给语词定义的，比如文化、封建、卫生、艺术、历史等等，从现有的解释中，你看不到它们的原有字义，这不能不说是语词学的滞后。还有一些语词因其本身在某一方面不为人所识或没有共识，其语义已经偏离了正轨或被滥用，比如封建、阶级、自由、民主等等，使用者往往是取其一面而忽视了另一面，有的已经是面目全非。举“民主”一词为例，其本义是“多数人的集中体现”，而在现实中却变成“多数人中采纳”，是以出现了所谓“先民主，后集中”这样的说法，这说明民主一词的关键一面被忽略了。不仅如此，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来说，运用“民主”一词的时候必须清楚，民主是以牺牲少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的，所以当我们喊出这样的口号的时候，并不要以为是理直气壮的。当然，我在这里并不否定民主是我们当前的目标，只是说它不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目的，我们应该知道“共和”还在向我们呼唤。

至今为止，范植桓先生所作的词语本义探源都是随机抽取的，不可思议的是所得的定义全部是不为人所知的，其表现在我以一个词组的语根所作出来的定义，与词典中的现有定义是大相径庭的，有些竟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由此范植桓萌生了给汉语词语作定义的想法，因为现在汉语中字是有定义的，而词语是没有定义的。在给这些词语进行定义的时候，曾经遇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即词语的泛义和狭义问题，最开始总是游离其间，难以抉择，以致经常费力地解说这是泛义或这是狭义，可想而知，读者更是不明就里。当研究进行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发现了一条规律，语词在文言文中的语义是泛义的，而在白话文中的语义是狭义的。有些词语是经过中日西对接，从古籍中提炼而成的。如：哲学、科学、艺术、物理、民族（秦汉以降出现）等。这种词语在近代中国的生成，实际上是文言文转向白话文、口语词的变革，有整词的用来对应，无整词的就近组合，不能组合的，加上几个固定的“表示方法”的字，可以称之为词缀组合，如：学、术、道、理。比如“民族”是就近组合，“哲学”是词缀组合。我以为这些词语在文言文中是作不定代词使用的。由于日本语中大量的古汉语西译，使一批留学日本的学者几乎在不会说话的时候（我们今天离开了日语“外来词”，几乎就无法说话），推出了白话文的口语词，而突如其来的白话文运动的兴起，使人对接踵而至的新语词囫囵吞枣，一直徘徊在似与不似之间，当回头再想认识他们时候，斯人已作古，斯文已作古，一些词语就无法准确地定义了。这样的结果就是上面所说的文言文中“望文生义、以文言文”的泛义词语在今天成为了狭义的词语。而这种狭义又是词语以外的社会因素造成的，以致很少有人能将它的泛义融入到狭义之中，通俗地说就是看不到其原始的本义在词语中有所体现，因此我们现在给一些词语下的定义，看不到这些词语的语根，而是游离于本质之外的模糊的语言，总是让人似懂非懂，其中遇到的最大的障碍就是它与历史说记载的词语是不符的，这就是泛义和狭义不辨的结果。因此我们必须研究汉语词语的本义，有了这样的基础，再对这些“外来语”进行修辞，就会有一个符合于泛义的准确定义了，人们再看到这样的词语后，就会博古通今。白话文的产生，实现了汉语言的文言文中的词语向口语方式的转变，一些书面的词语逐步地出现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口语中。比如我们给中国、中华、华夏定义其本义后，我们就可以准确地运用这些近义词。中国是针对国家而言的；中华是针对民族而言的；华夏是针对文明而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