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少好刑名

商鞅“少好刑名之学”，专研以法治国，受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很大。他见卫国势弱，就到魏国，求事于魏相国公叔痤，并做了公叔痤的家臣。公叔痤见他是个贤才，推举他为中庶子，一有大事，公叔痤总要与商鞅一起谋划，并总是成功，痤很器重他，欲引荐他做更大的官。只可惜痤不久得了重病，但痤还是告诉魏惠王“卫鞅虽然年轻，但他是当世奇才，他若做了相国，比我强十倍。你如果不用他，就把他杀了，千万不要让他出境，以免后患。”公叔痤又对商鞅说：“我先公后私，如果魏王不用你，你赶快逃走，我已建议杀你。”商鞅想，既然魏王不听痤的话用我，那他也不会听痤的话杀我，于是不走。果然，惠王认为商鞅没什么作为，这是公叔痤病重在说糊涂话，因而没有用商鞅，也没有杀他。

投名秦国

公元前362年，秦孝公继位。当时黄河和肴山以东的战国六雄已经形成，淮河、泗水之间有10多个小国。周王室势力衰微，诸侯间用武力相互征伐吞并。秦国地处偏僻的雍州，不参加中原各国诸侯的盟会，被诸侯们疏远，像夷狄一样对待。秦孝公继位后以恢复秦穆公时期的霸业为己任，在国内颁布了著名的求贤令，命国人大臣献富国强兵之策。

商鞅听说秦孝公四下招贤，欲收复秦之失地，于是便携带着李悝的《法经》来到秦国，求见秦孝公，向秦孝公提出了帝道、王道、霸道三种君主之策。孝公第一次见商鞅，认为商鞅高谈阔论、泛泛而语、不着边际，听了一会儿就睡觉了。后来一连三次皆如此。商鞅没有气馁，最后以“伯术”为题展开话题，正中孝公下怀，两人交谈三天三夜，孝公尤不过瘾。孝公大喜，前359年封商鞅为左庶长。于是，商鞅酝酿实施变法。

秦孝公打算进行变法，又害怕国人议论纷纷，所以犹豫不决。秦孝公召开朝会命臣工商议此事，商鞅劝秦孝公说：“行动犹豫不决，就不会搞出名堂，办事犹豫不决就不会成功。况且超出常人的行为，本来就会被世俗非议；有独到见解的人，一定会被一般人嘲笑。愚蠢的人事成之后都弄不明白，聪明的人事先就能预见将要发生的事情。”

商鞅还说：“治理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办法，有利于国家发展就能不仿效过去的法度。商汤、周武王不沿袭过去的法度能够得天下，夏朝、商朝因遵循旧制而灭亡。反对旧法的人不能非议，而沿袭旧礼的人不值得赞扬。”秦孝公十分赞同商鞅的观点。

徙木立信

变法之初，商鞅想测试一下民众对变法的态度，更为了取信于民，以便新法能顺利地贯彻、实施下去。于是，商鞅派人把一根三丈长的木头放在闹市中，下令说：

“谁能把木头搬到北门去，就奖赏十金。”老百姓纷纷来看，但都抱怀疑的态度，无人去搬。商鞅把赏金加到五十金，大家更加猜疑：秦国可是从来没有出这么重的奖赏的。有一人不信邪，心想虽然没有这么多的奖金，但总有一些吧。他扛起木头，搬到北门，跟随的观众很多。商鞅如数地兑现了奖金，大家这才相信：商鞅出令必行！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徙木立信”。

第二天，商鞅颁布新法，并使新法顺利地实施了下去。

商鞅变法

秦孝公三年（周显王十三年、前356年）和秦孝公九年（周显公十九年、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变法。第一次实施变法，一是颁布法津，制定连坐法；二是奖励军功，鼓励秦人作战勇猛；三是重农抑末，发展农业生产，巩固和发展封建生产关系；四是建立郡县制，由国君直接派官吏治理，加强中央集权。

第二次变法，一是废井田，开阡陌（阡陌就是田间的大路）；二是建立县的组织，把市镇和乡村合并起来，组织成县，由国家派官吏直接管理；三是迁都咸阳，为便于向函谷关以东发展，前350年，秦孝公根据商鞅的建议在咸阳营造新都，并于次年将国都从栎阳（今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东南）迁至咸阳。

大规模的改革必然引起激烈的斗争。许多贵族、大臣都反对新法。秦孝公十六年，太傅公子虔复犯法。商鞅对秦孝公说：“国家的法令必须上下一律遵守。要是上头的人不能遵守，下面的人就不信任朝廷了。太子犯法，他的师傅应当受罚。”

结果，商鞅把太子的两个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都办了罪，一个割掉了鼻子，一个在脸上刺上字。这一来，一些贵族、大臣都不敢触犯新法了。

这样过了10年，秦国果然越来越富强，周天子打发使者送祭肉来给秦孝公，封他为“方伯”（一方诸侯的首领），中原的诸侯国也纷纷向秦国道贺。魏国不得不割让河西土地，把国都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