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内容

一般客体：是指犯罪行为所共同侵犯的客体，即我国刑法所保护的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关系。

详细内容

我国刑法典在第2条、第13条中对于刑法所保护的各类社会关系的规定，是犯罪一般客体的主要内容。研究犯罪的一般客体，就是把刑法保护的所有社会关系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揭示一切犯罪的共同属性，进而认识犯罪的阶级实质，认识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了解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社会政治意义。犯罪的一般客体是刑法所保护客体的最高层次，反映了一切犯罪客体的共性，因此是研究一般犯罪特征的依据，也是研究其他层次犯罪客体的基础。

行为、智力成果和人身利益均不能成为物权的客体。物权关系是民事主体之间对物质资料的占有关系，所以，物权的标的是物而不是行为。物权的标的在范围上是十分广泛的，但都必须是特定物。因为如果物没有特定化，权利就无法确定，权利人也无从行使其权利。此外，作为物权客体的物必须是独立物和有体物，而不可能是行为。而债权的标的可因债权的种类不同而各不相同。债权一般直接指向的是行为，而间接涉及物。在债权关系存续期间，债权人一般不直接占有债务人的财产，只有在债务人交付财产以后，债权人才能直接支配物。

通说将犯罪客体与民事、经济、行政等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严格区分，并将之限定为刑法分则规定的社会关系的整体，是不可取的。否定犯罪客体在犯罪认定中的作用，缺乏说服力。以法益等替代犯罪客体中的社会关系，并不可取。犯罪客体具有事实判断与价值评价双重动能。法律关系是犯罪客体的重要内容。正当事由符合特定法律关系，没有侵犯犯罪客体，不能认定为犯罪。

犯罪客体

在我国传统犯罪构成论体系（以下简称“四要件体系”）中，犯罪客体是犯罪构成要件之一。通说认为：“犯罪客体是我国刑法所保护的、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关系。”[1]根据通说，犯罪客体具有两个重要特征：其一，犯罪客体是重要的社会关系。即只有重要的社会关系才能成为犯罪客体，至于相对次要的社会关系则由其他法律部门调整，不能成为犯罪客体。“国家为了有效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根据社会关系的重要性程度，分别运用不同的刑罚规范予以保护。对重要性较为一般的友谊、恋爱、邻里、师生等社会关系，采取道德规范予以保护。对于比较重要的婚姻家庭、经济秩序等社会关系，采取经济法、行政法或民法规范予以保护，其中可能遭受严重侵害的，则由刑法予以保护。对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制度等至为重要的社会关系，则由刑法予以保护。”[1]“作为犯罪客体的社会关系，是为刑法所保护的那一部分重要的社会关系，而一般的社会关系（诸如普通的邻里纠纷、财产关系等），则只能由民事、经济、行政等法律予以调整，保护其中的合法利益。”[2]其二，犯罪客体是刑法分则具体犯罪侵犯的社会关系整体。“从刑法分则各个条文的规定中，尤其可以看到，每一具体犯罪都要直接侵犯一个或几个具体的社会关系，如果将各种具体犯罪所侵犯的各个具体社会关系进行归纳，即成为犯罪所侵犯的社会关系的整体，即犯罪一般客体。”[3]换句话说，犯罪客体具体表现为刑法分则规定的各种犯罪所侵犯的社会关系，不包括其他社会关系。

对通说关于犯罪客体的理解，学界存在不同意见。有的从形式上指出上述表述存在逻辑错误，有的从实质上指出上述表述的矛盾与冲突。批评意见虽有其合理之处，但多数缺乏说服力。在笔者看来，通说对犯罪客体存在曲解，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

首先，通说将犯罪客体与民事、经济、行政等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严格区分，有所不妥。众所周知，我国刑法与民事、经济、行政等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关系。我国刑法对行为入罪，不是根据行为性质，而是根据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这意味着同一性质的行为，往往因为社会危害程度不同，有的构成犯罪，有的只能成为一般违法行为。如诈骗行为与故意杀人行为是性质不同的两种行为，它们各自侵犯的社会关系分别是财产所有权与生命权，两者本质不同。但是，诈骗行为不管社会危害程度如何，如诈骗2元与诈骗2万元，在侵犯财产所有权这一属性上同一的。正是由于同一性质的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相同，使得刑法与民事、经济、行政等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完全有可能是同一的。可见，通说将犯罪客体与民事、经济、行政等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割裂开来，并不合理。

其次，通说将犯罪客体限定为刑法分则规定的社会关系的整体，违背刑法规定。事实上，除了刑法分则规定的十大类社会关系外，刑法总则中也对刑法保护的社会关系作了规定。例如，《刑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在这里，作为刑法任务而需要保护的社会关系是非常广泛的，并不仅仅限于刑法分则规定的具体的社会关系。从理论上讲，如果刑法总则也规定有特定的社会关系，且这种社会关系不能为刑法分则各种具体的社会关系所包含，那么保护这种社会关系也将是刑法的任务。以《刑法》第20条规定的正当防卫为例，其体现某种社会关系是必然的，但这种社会关系在分则中就没有具体规定。如果将犯罪客体认定为刑法分则规定的各种具体的社会关系，就不能保护正当防卫人的合法权益，这是不符合《刑法》第2条规定的。可见，通说将犯罪客体仅仅理解为刑法分则具体犯罪侵犯的社会关系，是不符合刑法规定的。

由上可知，通说根据重要程度对社会关系进行分类，并将犯罪客体认定为相对重要的社会关系，存在认识论上的问题。同时，通说将犯罪客体限定在刑法分则规定的各种具体社会关系上，没有考虑刑法总则需要保护的社会关系，有失偏颇。因此，传统犯罪构成理论对犯罪客体存在曲解是显然的，遭致质疑便在所难免。

客体要件

鉴于通说难以自圆其说，许多学者通过反思质疑犯罪客体要件有无存在必要，进而认为应当将犯罪客体从犯罪构成论体系中剔除出去。“犯罪客体应从犯罪成立条件中去除，这是必然趋势，同时这也是犯罪客体的去魅过程。”[4]根据质疑论者对犯罪客体要件否定的方式不同，可以分为犯罪客体直接否定论与间接否定论。

（一）质疑之一：对犯罪客体要件的直接否定

犯罪客体直接否定论主张直接将犯罪客体排除在犯罪构成要件之外。否定犯罪客体要件的理由多种多样，归纳起来主要有：

其一，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无异，没有必要作为犯罪构成要件。如有学者认为，犯罪客体就是犯罪侵害的对象，没有必要将之作为犯罪构成共同要件；[5]还有学者指出，“在功能上，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具有重合性。由此可见，犯罪客体的存在是不必要的，它不是犯罪构成要件”。[6]

其二，犯罪成立主要由犯罪客观要件、主体要件与主观要件决定，否认犯罪客体不会给犯罪认定带来困难。如有学者认为：“主张犯罪客体不是犯罪构成要件，是否会给犯罪的认定带来困难呢？不会。一个犯罪行为侵犯了什么法益，是由犯罪客观要件、主体要件与主观要件以及符合这些要件的事实综合决定的；……犯罪客体是被反映的对象，而不是犯罪构成要件。”[7]有学者提出：“犯罪构成包括犯罪主体要件、犯罪主观要件和犯罪客观要件三大类别，犯罪客体或所谓的‘犯罪客体要件’不是、不应当视为犯罪构成要件之一。”[8]

其三，犯罪客体是价值判断，作为犯罪构成首要条件会导致价值判断过于前置，不利于保障人权和实现法治。如有学者认为：“通说的刑法理论将客体作为犯罪成立的首要条件，所谓客体是刑法所保护而为犯罪所侵害的社会关系，这就是实质性的价值判断。此判断一旦完成，行为就被定性，被告人无法为自己进行辩护，这是一种过分强调国家权力的做法，它可能会导致一系列危险：（1）一旦发生使人心冲动的案件，感情上便产生处罚的强烈要求；（2）一旦行为人主观恶劣，便不充分调查行为在客观上造成了何种后果就进行处罚；（3）一旦危害结果重大，就不问行为人的主观状态而进行处罚。所以，价值判断过于前置，不利于保障人权和实现法治。”[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