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关系共1人

施承志

好友

施承志（1886年11月5日—1963年8月20日），字调梅，浙江杭州人。厉良玉之婿。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国国民党元老、中华民国开国名将，教育家、国学家、武学家，景星学社社员，对太极拳、易学、中医学、玄学和佛学尤为专精。他是“古今太极代表人物”之一，被誉为“上海太极拳之父”[1][2]。 作为宣统时期具有革命意识的新军代表人物，施承志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推翻封建帝制创建中华民国的一位功臣[2]。鉴于他的卓越贡献，中华民国大总统在民国开国不久后便授予他“一等奖章”。他也是中国首批具有近代科学知识、民主思想的人才中的杰出代表人物[1]。 施承志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曾任新军正二品陆军副都统、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等职，后与朱家骅一同创办对民国警政界产生重要影响的浙江省警官学校（中央警官学校前身）并任首任教育长和第二任校长。晚年归隐林泉，潜心研习武学、国学、中医学与佛学。1963年在台北病逝[1]。 施承志家族及亲族的贡献影响了近现代及当代中国的政治、外交、军事、经济、铁路、科技、医药、教育、电影、音乐、传媒、国际交流等方方面面，受到历届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和重视。陈叔通、马叙伦、沈钧儒、黄炎培等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谭延闿、胡汉民等辛亥元老，都是施承志的至交好友[1]。

全文

人物生平

少年得志

胡汉民生于光绪五年（1879年）12月9日，广东广州府番禺县人，祖籍江西庐陵县延福乡青山村，累世务农，他祖父来粤做官遂落籍番禺（即广州），父亲靠当师爷（县官幕僚）为生。随父亲到过博罗、高州等地，八岁那年，全家迁回广州，在仓边街（今仓边路）附近租屋住下。胡汉民天资聪颖，十一二岁时，就已读过《十三经》《史记》等古籍，且“文俱斐然可观”。十一岁时，其父去世，两年后其母也病逝6。

胡汉民从小能文能诗，十三岁时写下种竹诗：“种竹北窗前，潇潇清香发。本以招凉风，反教蔽明月。”可惜在以后的几年里，一个哥哥及两弟一妹也因疾病无钱就医而早逝。这接连而至的不幸，使年幼的胡汉民倍感忧伤，以致成年后一直体弱多病。这一时期，胡汉民的人生观发生很大变化，“从友爱的家庭中心的人生观，一变而为冷酷的厌世观”。为了维持生计，胡汉民十六岁便开始教书生涯。胡汉民边教书边自修，先后肄业于学海堂、菊坡、越华、粤秀等书院。认识了史坚如、左斗山等青年朋友，对康有为、孙中山有自己的见解，留下“早知康乐非山贼，漫信孙登是水仙”二诗句。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二十岁的胡汉民摒弃了“学而优则仕”的封建知识分子的“正途”，任广州《岭海报》记者，决心投身于改造社会的洪流之中。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好友史坚如的殉难对胡汉民产生了很大的刺激，他以为“非游学，无以与革命党人谋，即个人学业，亦皆不足充所怀之志愿”。这前后，胡汉民的人生观发生了重大转变，从“消极厌世观”变化为“积极的救世观”。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他中了举人，次年与陈融之妹陈淑子结婚，住在德宣东路（今东风东路）太华坊莘桂里1号。是年胡汉民为人“操刀”（替人考试），得到六千多两银子。

东渡日本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胡汉民与吴稚晖等人东渡日本。由于他当时认为“从教育着手，使学界丕变，为达到目的之唯一法门”，于是入东京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不久，吴稚晖因保送自费留学生入成城学校一事与清朝公使闹翻，被日本警察驱逐出境。胡汉民亦愤而退学回国。回国后，胡汉民积极实现其教育救国的初衷，先后担任广西梧州中学总教习及梧州师范讲习所所长和香山隆都地方私立学校校长。但由于地方守旧势力的阻挠，他两次从教育入手进行救国活动的尝试都失败了。

胡汉民

光绪三十年（1904年）冬，他再次东渡日本，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法政科，系统地研读政治学。同行的有汪精卫、朱执信、陈融等广州人。期间，他还结识了廖仲恺。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时，廖仲恺、胡汉民刚好回国度假，得到消息，他们马上赶回日本，胡汉民夫妇和廖仲恺夫妇同租一屋居住。九月一日晚上，孙中山应邀到他们家，胡汉民第一次见到孙中山，他曾说孙中山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领导的第一次广州起义是“空前奇举”。孙中山对自己学说的解释完全征服了他。于是，胡汉民夫妻加上妹妹，与廖仲恺一同加入了中国同盟会6。胡汉民任评议部议员、书记部书记，主持编辑《民报》，批驳保皇和立宪思想。主编《民报》第1至5期，根据孙中山口授写成《<民报>发刊词》，先后在《民报》发表《民报之六大主义》、《告非难民生主义者》等文，与康、梁保皇派展开论战，对孙中山思想多所阐发。

革命救国

胡汉民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追随孙中山，于新加坡、河内遍设革命机关，组织中国同盟会于华南发动的历次起义中担任筹饷、运械等工作。参与黄冈、镇南关起义。三月，孙中山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胡汉民随同孙中山到达越南河内。孙中山化名高达生，胡汉民化名陈同，租用河内甘必达街61号，策划起义。其后，孙中山和黄兴在西南边境发动多次武装起义，胡汉民的主要任务是往返于河内、香港之间，任筹饷运械等工作。云南河口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暂时告一段落。胡汉民又把注意力转向南洋，在华侨中宣传革命思想。在新加坡，胡汉民以《中兴日报》为阵地向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报》展开论战。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至宣统元年（1909年）赴新加坡主持《中兴日报》，在《中兴日报》上发表大批文章继续批驳保皇派。先后任中国同盟会南洋支部长、南方支部长。在此期间，共撰写了20余篇文章斥责保皇派。驳斥保皇党人的“革命召瓜分说”，指出革命后“民族奋兴，中国以振则列强之窥伺为之寝灭，故曰革命可以弭瓜分之祸”。胡还连续写了《驳总汇报论国会之趋势》、《呜呼！满清所谓宪法大纲》等文，揭露清政府立宪的实质为“葆其专制之实”，其结果必然“使吾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热而已”。经过新加坡论战后，革命思想在南洋华侨中迅速传播，中国同盟会组织也得到迅速发展，各埠分会已有20余处，同志达3000余人。为了便于联络，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秋在新加坡设立了同盟会南洋支部，胡任支部长。

宣统元年（1909年）10月，中国同盟会南方支部在香港成立，胡任支部长，与黄兴、赵声等策划在广州新军中发动起义。宣统二年（1909年），还是革命党人的汪精卫暗杀摄政王载沣失败入狱，胡汉民为营救筹资，进了澳门赌博场，结果血本无归。

宣统三年（1911年），广州三二九起义前夕，胡汉民夫妇将女儿胡木兰托付给一位老人照料，考虑到随时有牺牲的可能，在一块布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籍贯，缝在胡木兰的衣服上，表示了置生死于度外的勇气。四月参与黄花岗起义，为统筹部负责人之一。后来筹备广州起义，失败后回香港。11月，广州独立。11月9日，广东独立后三天，胡汉民出任广东军政府大都督。12月，随孙中山至南京，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府秘书长。期间，胡汉民坚决贯彻孙中山历来的革命精神，他制订了低薪制，规定总统府自秘书长以至录事，每人月薪30元，宿食由政府供给，不分官级，一律平等，一扫清政府贵族官僚的腐败习气和等级特权。胡汉民在后勤等方面有很强的管理能力，得到了孙中山的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