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内容

犹志举，号禹九。约生于光绪二十余年，亡于抗日战争初年；原系贵州省桐梓县（今属重庆市万盛经开区）犹官坝上坝小地名尚书坪人。犹志举是官坝鹏翼系犹氏入黔第三十二代嗣孙，曾祖父犹光益，祖父犹寿贤，父犹以奎。本人的名讳不如号名显耀，史料中多以犹禹九称之。犹志举行二，早年投笔从戎，行武出身，1924年升黔军任上尉副官（连长）。

周西成统黔时期（1926—1929）年，犹志举入贵州陆军崇武学校学习军事并毕业，旋升国民革命军第25军第二师王家烈部某营营长。

毛光翔主黔时期（1929—1932）年，犹志举荣升国民革命军第25军王家烈（副军长，谦第一师师长）部第三团团长。在此期间，结识贵州毕节著名民主人士周素园，并建立深厚感情，邀聘周素园为军中高级幕僚。

王家烈主政贵州军政大权时期（1932—1935）年，犹志举成为王家烈部重要军事骨干，曾升任国民革命军第25军，第一师第三旅旅长。

在此期间发生过两件大事，第一件事，1932年11月至1933年2月间的“王犹之战”。同为犹氏宗族的犹志举与犹国才系同族兄弟关系，但分属敌对双方。在相关史料上没有兄弟战场上正面兵戎相见记载，原因是两人作战的方向和对手不一样，在“王犹之战”中，犹志举的主要作战方向是贵州黔西的宋醒部。在击溃宋醒部后，又与简文波部合力进攻遵义的蒋在珍部，一度包围了遵义的蒋在珍部。从而错开了从贵州安顺方向进攻贵阳的犹国才部，避开了同宗兄弟之间的杀戮。

第二件事，1935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经贵州，蒋介石以围剿中国工农红军为借口，一方面命令王家烈组织黔军（国民革命军25军）各部围歼之；另一方面借以中国工农红军入住贵州为由，强行调集中央军进驻贵州，以实现统一贵州为目的。但是贵州地方军阀集团、蒋介石中央集团与中国工农红军三方势力，各自都有自己的想法：贵州地方军阀力求自保，“只要中国工农红军不留住贵州”，就让中国工农红军顺利通过贵州，既保存了自己的实力，也不给蒋介石调集中央军入住贵州找到借口；蒋介石中央集团更是以中国工农红军进入贵州为由，借此调集中央军进驻贵州，削弱黔军力量，进一步统一贵州。同时也想一举消灭中国工农红军于贵州境内；中国工农红军在未召开遵义会议前，可以说是没有主意，只在失败中逃命，在史料中曾一度有在遵义周边建立根据地的想法。遵义会议后才统一认识，确立正确的路线，离开遵义北上。从中可以看出贵州地方军阀力和中国工农红军之间想法是相对一致的，只要中国工农红军离开贵州，双方就能协调。只有蒋介石中央集团执行的是“一石二鸟”策略，即一是中央军入住贵州，实现贵州统一；二是在贵州境内消灭中国工农红军。虽然历史发展证明：蒋介石中央集团的策略只实现了前半部分统一了贵州，但并没有在贵州境内消灭中国工农红军。这一历史过程让犹志举以负面角色载入中共党史，作为王家烈的重要军事骨干人物，1935年3月，身为黔军（国民革命军25军）第二师第三旅旅长的犹志举率部在遵义泮水、西安一线阻击中国工农红军进入黔西，其部属周相魁团还在泮水镇西安村与红三军团彭雪枫部发生了接触，虽然战斗并不大，伤亡也不多，但犹志举部打过中国工农红军就成了历史事实。从辩证法观点看，正因为有了这次不大战斗，牵制了驻守仁怀沿线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使中国工农红军能顺利经仁怀进入赤水河流域。毛泽东在赤水河上创造性地指挥了著名的“四渡赤水”的伟大胜利，成为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经典战例，从而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在贵州境内消灭中国工农红军企图。

中国工农红军顺利离开贵州后，蒋介石中央集团“一石二鸟”策略中统一贵州设想终于得也实现，1935年5月，蒋介石以贵州王家烈作战不力，顺利改编了黔军（国民革命军25军），将黔军整编为中央军系列，整编后的黔军为国民革命军第102师（原黔军王家烈部第二师），第103师（原黔军王家烈部第一师），第121师（原黔军犹国才部第三师），其它部队还改合为新编第8师，第140师等。改编后的102师，柏辉章任师长（中将），犹志举任副师长（少将），宋时俊任参谋长（少将），全师9500余人。

早在1933年，犹志举任国民革命军25军第二路司令时，就电告（首都大元帅）蒋介石和（贵阳军长）王家烈请缨抗日。电文曰：“…禹九结发从戎，驰驱四省……暴日侵略满洲之不已，又进占热河，循此以往，内蒙华北蚕食堪虞。……惟区区报国热忱，蓄之方寸已20年，不予发泄之机，将致疯狂之疾。敢乞钧座特许，尽先调赴前线，誓以赤血型挫彼凶锋……”。事隔五年后，犹志举将军终因身体原因未能亲赴抗日前线，但他所缔造和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102师，在师长柏辉章带领下，于1938年开赴抗日前线。历经“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长沙战役”等著名抗日正面主战场，实现了将军生前立志杀敌报国的愿望。

犹志举与贵州历史名人周素园关系密切，周素园曾为犹志举军中高级幕僚，在长期生活实践中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从《周素园文集》中得以充分的证明。《周素园文集》收录了六则有关犹禹九的函片和电文，文中多处流露出钟子伯牙般知音情感，如在《马电》中关于用倚货（鸦片）解决军费问题的策略，不能不说可能出自周的计策。又如在“剿匪后援会”问题上有“培艺三十年不与任氏走同一路线”的表述，如果不是交心的友宜，是不会这样行文处事的。再如1935年《致犹禹九函》中，周犹非同一般的关系就更加明显了，一方面周深知犹是一介武夫，担心他做出黜事。另一方面周从一个智者度角帮助犹分析形势，劝慰犹志举放弃重振“桐梓系”幻想。事实上在蒋介石改编黔军（国民革命军25军）初定时，以犹禹九为首的军官在黔西北重组“新25军”，提出“雪亡省之耻”，“黔人治黔”等口号，拥护王家烈为军长，进行“复兴25军”的运动。从另一角度看出犹志举不但不亲蒋，而且是反蒋派，在他心中只有贵州，只有他心中的“桐梓系”。周素园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了上述《函片》，虽然不知道这通《函片》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犹志举，但后来的事实告诉人们，犹志举并没实现“复兴25军”的愿望。蒋介石在完成对黔军的改编后，可能蒋介石知道了犹志举上述反蒋行为，于1936年秋，撒换了国民革命军部分主要领导成员，犹志举首当其冲被调离国民革命军102师。美其名曰地选入当时的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五期深造，陆军大学特别班学制为三年，行武出身犹志举将军是否赴陆军大学学习不得而知，因为在民国时期陆军大学同学录中并没犹志举记载。犹志举将军被除去兵权后，忧郁地生活了两年，于1938年在贵阳家中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