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大典•天文典•天文分典
《中华大典•天文典•天文分典》全书分“天地总部”、“天象记录总部”、“七曜总部”、“星辰总部”、“天人感应总部”、“天学家总部”等七大部分,从天地的起源和构成到运行于天空中的日月星辰,从各种我们习见而又未加深思的天象到天象与人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历来我国研究这些高深内容的学问家们,本书都均分类涉及。
基本信息
- 书名
中华大典•天文典•天文分典
- 作者
《中华大典》工作委员会 《中华大典》编纂委员会
- 出版社
重庆出版社
- 出版日期
2014年5月1日
- 页数
3572页
基本介绍
内容简介
《天文分典》是《中华大典•天文典》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收录我国古代典籍中有关天文学的材料,对其进行标点并加以科学分类,以类书的形式表现出来。本书从我国丰富的古天文资料中提取出其最精华部分,不致一般读者面对书山,望洋兴叹。若读者欲了解古天文的方方面面,本书将提供十分有益的帮助。
作者简介
本书由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师生编写。交大科学史系是我国天文学史研究的重地和权威。《天文典》总主编江晓原教授、《天文分典》主编钮卫星教授在此知识领域均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和丰富的学术成果。
图书目录
天地总部 天地本原部 天地结构部 域外来华学说部 天象记录总部 日食部 月食部 太阳黑子部 月掩行星部 客星部 彗星部 流星雨部 陨石部 七曜总部 总论部 日部 月部 水星部 金星部 火星部 木星部 土星部 星辰总部 总论部 三垣部 二十八宿 天人感应总部 总论部 阴阳五行部 分野部 灾祥部 人事部 天学家总部 总论部 先秦部 两汉部 魏晋南北朝部 隋唐部 五代两宋部 金辽元部 明清部 引用书目
序言
《中华大典•天文典》总序 江晓原 ……(上略) 古代天学之科学遗产及学术意义 今人常言中国古代天学留下了‘丰富遗产’、‘宝贵遗产’,但这些遗产究竟是何物,到今日还有何用,应如何看待,皆为颇费思量之问题,且很少见前贤正面讨论。 我们可以尝试将中国天学遗产分为三类: 第一类: 可用以解决现代天文学问题之遗产。 第二类: 可用以解决历史年代学问题之遗产。 第三类: 可用以了解古代中国社会之遗产。 此种分类,基本上可以将中国天学遗产全部概括。以下通过具体案例稍论之。 中国古代天学第一类遗产,先前已得到初步收集整理,即收录于《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一书中之天象记录,凡一万馀条。此为中国古代天学遗产中最富科学价值之部分。古人虽出于星占学目的而记录天象,但它们在今日却可为现代天文学所利用——因天体演变在时间尺度上通常极为巨大,虽千万年衹如一瞬,故古代记录即使科学性、准确性稍差,仍然弥足珍贵。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金牛座蟹状星云被天体物理学家证认出系公元一五四年超新星爆发之遗迹,这次爆发在中国古籍中有最为详细之记载。随着射电天文学勃兴,在蟹状星云、公元一五七二年超新星、公元一六四年超新星遗迹中都发现了射电源。天文学家于是形成如下猜想: 超新星爆发后可能会形成射电源。 但超新星爆发极为罕见,如以太阳系所在之银河系为限,两千年间历史记载超新星仅十四颗,公元一六四年以来至今再未出现。故欲验证上述设想,不可能作千百年之等待,衹能求之于历史记载。当时苏联天文学界对此事兴趣浓烈,因西方史料不足,乃求助于中国。 于是席泽宗于一九五五年发表《古新星新表》,充分利用中国古代天象记录完备、持续、准确之巨大优势,考订了从殷商时代到公元一七年间共九十次新星和超新星之爆发记录。《古新星新表》一发表即引起美、苏两国高度重视。两国都先对该文进行报导,随后译出全文。 事实上,随着天体物理学飞速发展,《古新星新表》的重要性远远超出当时想象之外。此后二十多年中,世界各国天文学家在讨论超新星、射电源、脉冲星、中子星、X射线源、γ射线源等最新天文学进展时,引用该文达一千次以上。国际天文学界著名杂志之一《天空与望远镜》上出现评论称:‘对西方科学家而言,可能所有发表在《天文学报》上的论文中最著名的两篇,就是席泽宗在一九五五年和一九六五年关于中国超新星记录的文章。’而美国天文学家斯特鲁维(O.Struve)之名著《二十世纪天文学》中,唯一提到中国天文学家的工作即《古新星新表》。一篇论文受到如此高度重视,且与此后如此众多新进展联系在一起,这在当代堪称盛况。 此即中国古代天学史料被用以解决现代天文学问题之典型例证。 类似例证还有笔者用中国古代星占学史料解决困扰国际天文学界百馀年之‘天狼星颜色问题’,兹不具述。 中国天学留下之第二类遗产,可用以解决历史年代学问题。 因年代久远,史料湮没,某些重要历史事件发生之年代,或重要历史人物之诞辰,至今无法确定。所幸古人有天人感应之说,相信上天与人间事务有着神秘联系,故在叙述重大历史事件发生或重要人物诞生死亡时,往往将当时特殊天象(如日月交食、彗星、客星、行星特殊位置等)虔诚记录下来。有些此类记录得以保存至今。依靠天文学家之介入,此种古代星占学天象记录,竟能化为一份意外遗产——借助现代天文学手段,对这些天象进行回推计算,即可能成为确定历史事件年代之有力证据。 此种应用近年最为成功的例证,即笔者所领导之研究小组,借助国际天文学界当时最先进之星历表软体,推算出武王伐纣确切年代,并成功重现当时一系列重大事件之日程表。结论为:周武王牧野克商之战,发生于公元前一四四年一月九日清晨。 类似例证,还有笔者所领导之研究小组利用日食记录,推算出孔子诞辰之确切日期:公元前五五二年十月九日。 其实解决现代天文学问题,或解决历史年代学问题,仅仅利用了中国天学遗产中之一小部分。中国古代留下大量‘天学秘籍’,以及散布在中国浩如烟海之古籍中的各种零星记载。这部分遗产数量最大,如何看待和利用也最成问题。 这第三类中国天学遗产,可用以了解古代中国社会。 中国古代并无现代意义上之天文学,有的衹是‘天学’——此天学不是一种自然科学,而是深深进入古代中国人精神生活。日食、月食、火星、金星或木星处于特殊位置等等,更不用说一次彗星出现,凡此种种天象,在古代中国人看来都不是科学问题,而是哲学问题,神学问题,或是一个政治问题。 由于天学在中国古代有如此特殊之地位(此一地位,其他学科,比如数学、物理、炼丹、纺织、医学、农学之类,根本无法相比),因此它就成为了解古代中国人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之无可替代的重要途径。古籍中几乎所有与天学有关之文献,皆有此种价值及用途。具体案例,在笔者所着《天学真原》中随处可见,兹不缕述。 中国天学这方面遗产之利用,将随历史研究之深入和拓展,比如社会学方法、文化人类学方法之日益引入,而展开广阔前景。 故《天文典》之编纂,其重要意义之一,即为我们继承、利用上述各类中国古代天学遗产,提供一种集大成之史料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