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斯诺普斯三部曲”包含了《村子》《小镇》《大宅》三部小说，主要讲述了北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代表人物弗莱姆·斯诺普斯（Flem Snopes）如何利用一系列狡诈、欺骗的手段逐渐从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等方面征服了代表南方文化的村子，即老法国人湾（Frenchman's bend）。弗莱姆于1902年来到杰弗生镇附近的老法国人湾谋生。他先是在代表南方领袖人物的经营的杂货铺里做伙计并逐渐接管了店里的帐目。接下来他又通过放高利贷、开铁匠铺等投机行为成了村里的富户，同时还威逼威尔·凡纳已怀孕的女儿尤拉（Eula）结婚，从而成为村子里的权威人物。小说在结尾处入木三分地描述了弗莱姆怎样把捕来的一群野马假冒驯马卖给当地居民，又把一块荒地伪装成有宝之地，高价卖给村子中的村民，然后离开村子进军杰弗生。后面则描写他在杰弗生镇通过各种狡诈手段逐步成为银行家，通过其妻子尤拉和斯潘的不正当关系赶走了斯潘并当上了市长，后来在其亲友的报复下和逐步走向没落的过程。

人物介绍

弗莱姆·斯诺普斯

弗莱姆是斯诺普斯工商者的“带头人”，他利用自己的“老谋深算”与社区民众进行周旋，伺机攫取金钱。在“老法国人湾”，弗莱姆通过贩卖野马和土地投机等手段大肆骗取民众的钱财，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到了杰弗生镇后，弗莱姆在开饭店、做电厂督办以及担任银行副总和总裁的过程中，也明里暗里损害社区的利益，大发不义之财。

在《村子》围绕着弗莱姆给“老法国人湾”带来的经济转变展开，他的现代经营模式和无限商品化的倾向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村子里的人们。此种变化见微知著地折射出了新南方的社会变革。弗莱姆·斯诺普斯一家初到“老法国人湾”时仅仅是为了当一个谷物分成的穷佃户。但是家中的长子弗莱姆早就意识到种田没有什么出息，尽管他还没有找到别的出路。恰在此时，沃纳的儿子乔迪企图拿亚伯纵火的传言来敲诈他们，这一贪婪的计划被弗莱姆识破并利用，他为自己谋得了一个在沃纳家商店当店员的机会。弗莱姆舍弃田耕而经商的做法，是新南方工业化和商业化的一个缩影。当弗莱姆来到商店后，几个关键的事件更是说明了他给商店带来的变化。首先他开创性地拒绝赊欠，而坚持要求现金付账。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实际上表明了南方经济模式从农业到商业的迅速转变。因为传统南方农业中“南方农民最典型的交易模式就是赊购，年终结账”。抛开赊购的赢利性，这种经营模式内部还蕴含着在固定的商家与客户之间长时间形成的一种人情和信赖。在弗莱姆的改革中，这些都一并被舍弃，金钱成为唯一的沟通方式。这种经营模式的改变更深层次上显示了南方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商人和现代商业经济下的商人的不同经营理念：沃纳经营商店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控制佃农的生活和农业活动，增加土地，进而盈利；但是弗莱姆经营商店就是为了货币的积累。其次，当弗莱姆坚持沃纳从自己家的商店里拿烟草也要付账的时候，说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经济来临了。这进一步说明，传统贸易中的人的因素被全部剔除，只剩下了纯粹的金钱理性。这种非人性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解释为什么村子里的居民会更偏爱犯错的乔迪，而反感极端精确的弗莱姆。当非人的类似于机械的准确替代了人会犯的过错时，村子里的人反而偏爱乔迪的错误，是因为他们在其中体察到了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和联系。

福克纳在《小镇》中将弗莱姆·斯诺普斯描写成卑劣自私，损人利己的恶棍。《小镇》主要考察弗莱姆如何进一步地将自己的“床榻之权”出售牟利，将父女和家族忠诚变成金钱财富这一“赤裸裸的贪婪和欲望”。《小镇》中贯穿始终的是尤拉的故事，她是作为丈夫的弗莱姆对“丈夫之权”的最大利益化。在这部小说里，弗莱姆的处世准则是：做有利可图的事，利用能被利用的人。《小镇》中尤拉有了一个固定的情人，就是显赫的德·斯潘先生。他的同名的先祖在《去吧，摩西》中已经出现过。在《小镇》中，他是当地的行政长官，杰弗生镇银行的行长。最初，小镇居民对身为丈夫的弗莱姆对妻子私通一事漠然置之并不能理解，但是很快就发现，弗莱姆是在拿妻子的肉体和婚外情与德·斯潘做交易，他成了电厂的主管，继而取代斯潘成为银行行长，并且最终将斯潘赶出了小镇，自己住进了斯潘家族的大宅。在此，弗莱姆“将人与人之间最私密的关系变成了自己往上爬的垫脚石”。除此之外，弗莱姆利用养女的无知和好感，骗取了本该属于她的财产。在确保到手的财产之后，弗莱姆竟觉得是到了揭发妻子奸情的最佳时刻。他利用岳父之手和小镇上大众的愤怒，将斯潘驱逐，而后又将妻子逼死。在揭露弗莱姆毫无廉耻地把夫妻关系和妻子的肉体商品化过程中，福克纳抒发了他对为了牟利而践踏人性的行为的憎恶和批判。此外，弗莱姆对自己的族人也毫不手软，任何他觉得不足以辅助他发达的族人都会被他放逐或者消灭。显然，在福克纳心目中，弗莱姆·斯诺普斯道德败坏，用尽了各种卑鄙手段。就像福克纳所说：“……人们总是不喜欢斯诺普斯，反对斯诺普斯这类人……”。弗莱姆卑鄙、自私的形象使得福克纳对其深恶痛绝，甚至必欲将其铲除而后快，声称：“我的意识里有强烈的想要消灭斯诺普斯的愿望……”。

在“斯诺普斯”三部曲的终结篇《大宅》中，“明克、琳达以及各种各样的罪行的受害者回到了杰弗生镇，展开了一次大破坏，为（弗莱姆）反自然的罪行复仇”。《大宅》中的弗莱姆对于体面的迫切需要，时刻梦想着拥有一栋“大宅”，实际上“大宅”象征着善于伪装的弗莱姆本人。它是新贵们想将其所得合法化的一种反映，而这也成了这个赤裸裸的金钱主义者的最大的弱点，并最终导致了弗莱姆自身的毁灭。弗莱姆，这个邪恶家族的头人，群狼中的领头者，最终却倒在了自己族人明克·斯诺普斯的枪口下。这是福克纳对于那些暴发户们的最终命运的预言。明克尽管犯下不可饶恕的杀人罪，而且是两次，但是福克纳仍将他刻画的光彩熠熠，根本的原因是他身上保留着对家族观念的坚定信念，以及为了目标可以在监狱里默默忍耐几十年的耐心。这些正是福克纳推崇的真正体现了人类崇高性的美好品质。

在三部曲中，弗莱姆很多时候被描写为一个沉默的形象，各种和他相关的物品书写是挖掘这一人物形象的重要入口。小说中多处通过借代手法用弗莱姆使用的物品来指代弗莱姆，包括弗莱姆佩戴的领结等；弗莱姆第一次在文本中的出现被置于门窗的背景之中，和早年塑造爱米莉人物形象时用的手法如出一辙；此外，这一人物形象在福克纳笔下一方面寡言少语，但另一方面却有着很多重复的动作，比如吐唾沫、嘴巴不停地在咀嚼、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等。各种占有的物品，包括穿戴的服饰、住房等书写，和弗莱姆的心理身份密切相关。弗莱姆只有在占有这些物品时，才能获得提升自我的感觉，才能“理解自己是谁，让别人知道自己是谁”。

尤拉

小说中另一个让人扼腕叹息的主人公是善良纯洁的尤拉。如果说，福克纳通过塑造弗莱姆展现了西方社会对物质占有的贪婪欲望，那么通过对尤拉的塑造，福克纳则成功地展示了人类原始的性欲的冲动。尤拉是老法国人湾孕育出的一个超凡脱俗的女性，是南方净土上的圣女化身，她代表着自然本身，象征着生命的繁衍。但是尤拉虽然神圣不可侵犯，她的性感却足以引诱人类最原始的欲望，她“既腐败堕落又纯洁无暇，既是童贞处女又是武士和成熟男人之母”，几乎使所有老法国人湾的男人们都为之着迷并试图阻止他们心中的女神在物质世界里的堕落。然而人性最原始的冲动和欲望终究抵挡不了现代工商主义强烈的物质冲撞，尤拉最终还是屈从命运，嫁给了弗莱姆。在现代工业机器轰鸣的社会里，尤拉的结婚马车迷失了方向，越驶越远，最终成为弗莱姆进军杰弗生镇的一个有利的跳板。马车时代的结束，“仿佛已经成了……尘世的回返、欢乐激情、所有本能冲动放纵的结束”。福克纳塑造的尤拉这个角色实际上代表了南方最原始的文明，虽然貌似高贵，但是在现代工业的冲击下，骨子里已经透露出腐朽的迹象，无可药救。

尽管福克纳在不同场合对笔下的尤拉做了一些解释，然而西方评论界对于尤拉安静被动的身份特征仍然众说纷纭。值得一提的是，在分析尤拉身份特征和自杀动机时，西方评论界主要关注文本中针对尤拉的一些细节描写，如尤拉的外表“行为对话等，很多尤拉使用的日常物品却没有受到足够关注，这些被忽视的细节，如果借助当代西方近年来兴起的物质文化批评视角来考察的话，都可能隐藏着关于尤拉身份特征的重要秘密，将物质文化和文学研究结合起来的大多数学者都达成了这样的共识。

有学者认为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左拉笔下的娜娜、凯特·肖邦笔下的埃德拉、安德森笔下的凯特·斯威夫特是尤拉的原型，但毫无疑问，福克纳笔下的尤拉形象别具魅力，从尤拉物化身份的早期塑形和成年后物化身份的施魅，到尤拉商品化女性身份的悲剧结局，尤拉物化身份的不同层面的多维展示体现了福克纳对于南方变革中女性身份特征的独特把握，而尤拉的悲剧结局既是尤拉物化身份的最好注解，也是福克纳本人对于美国南方男权体系中无法摆脱物化身份的女性献上的一曲挽歌。

拉特利夫

福克纳对自耕农理想的执着也体现在三部曲中。三部曲通过塑造拉特利夫这位自耕农措模，继承并弘扬了独立自主、勤劳检朴和社区意识等传统美德，呼应了拉尼尔、哈里斯、格拉斯哥、“纳什维尔重农派”等南方作家笔下的自耕农形象。拉特利夫是南方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中的小生意人，他体现了自耕农的价值观念，认同自耕农的生活方式。他自食其力，依靠经年累月的辛勤劳作过上了温饱的生活；他生活简朴，常常穿着自己缝制的一件褪了色的蓝衬衫。拉特利夫经营小生意的重要目的是为了满足社区的切实需要，他从不为多赚钱而不择手段。虽然每年只能售出三台缝纫机，但他也知足常乐。考虑到农村顾客的经济状况，拉特利夫还坚持采取赔账、易货交易这些带有人情味的古老经营方式。因此，拉特利夫虽然不以种田为业，但他体现出的自立、勤检、自足、助人等美德同样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自耕农阶层的一员。

琳达

在美国南方，种族主义由白人男权体制主导形成和极力维护，是一种长期居于统治地位、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就连一些黑人都内化了种族主义，自认为低人一等。琳达却迎难而上，力图改变杰弗生镇的种族压迫现状。为了达到这一崇高目的，她决心首先从改善杰弗生镇的黑人教育入手，消除黑人的迷信和无知，打破教育领域的种族隔离。于是她深入镇里的黑人学校旁听课程，并诚恳地向教师提出教学方面的建议。她还向学校的黑人校长献计献策，主张在该校搞周竞赛，并让每周选拔出来的优秀学生到自己筹建中的学院培训一周。她甚至建议这所黑人学校聘请白人教师来校任教。这些举措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种族主义正甚嚣尘上的杰弗生镇实属惊世骇俗，自然也遭到该镇白人镇民的极力反对，甚至黑人学校的管理者也奉劝琳达少管闲事，对她的计划横加阻挠。在这种情况下，琳达未能如愿推行她的教改方案，但她依然不言放弃，每到周日都坚持在教堂里给一个班的黑人小孩讲故事。琳达的不懈努力也赢得了镇里乃至全县不少黑人的由衷赞许，可以说她是南方黑人民权运动的一位播种者。二战全面爆发后，她又到一家为苏联生产船只的兵工厂从事繁重而危险的铆工工作，时间长达四年之久，为人类的正义事业竭尽了全力。

写作背景

在美国新南方向现代南方过渡的转型期变革首先在斯诺普斯三部曲的文本表层的各种物质细节书写中留下了印记，而各种物质细节不但表现了20世纪上半叶美国南方农业文明和工商业文明的相遇和冲撞时的物质文化，也折射了作家对于南方社会变革接受和排斥兼具的矛盾态度。斯诺普斯三部曲文本中出现了很多和南方历史转型期相关的物品书写，既有再现美国南方工业化进程中遭到破坏的环境的书写、地理景观物品书写，还有现代工业文明影响下的技术物品书写。这些在文本中反复出现的不同层面的物品成为20世纪上半叶美国南方历史文化的物质表达，呈现了南方城市化进程中社会转型期的变迁图景和文化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