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关系共1人

伊丽莎白·芭蕾特·布朗宁

妻子

伊丽莎白·芭蕾特·布朗宁（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1806年3月6日-1861年6月29日），又称勃朗宁夫人或白朗宁夫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女诗人[1]。 伊丽莎白·芭蕾特·布朗宁在12岁的时候，已经写出了由押韵对句的4本书所组成的“叙事诗”。15岁时，她因不幸骑马跌损了脊椎，之后下肢瘫痪达24年。其代表作有《葡萄牙人十四行诗集》《葡萄牙女子赠十四行诗集》《请再说一遍我爱你》等[2]。其诗歌表达了她拥有爱情之后的欢喜、激动、担心等种种情绪[3]。她的作品涉及广泛的议题和思想，对艾米丽·狄金森，艾伦·坡等人都有影响。1861年6月29日，伊丽莎白·芭蕾特·布朗宁去世[4]。 伊丽莎白·芭蕾特·布朗宁的丈夫为诗人罗伯特·勃朗宁[1]。

全文

人物生平

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1812-1889），维多利亚时期代表诗人之一。主要作品有《戏剧抒情诗》、《剧中人物》、《指环与书》等。与丁尼生齐名，是维多利亚时代两大诗人之一。他以精细入微的心理探索而独步诗坛，对英美20世纪诗歌产生了重要影响。

勃朗宁出生于伦敦郊外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颇有艺术修养的银行职员，母亲是德国血统的苏格兰人。勃朗宁青少年时代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而是依靠父亲的藏书自学成才。他兴趣广泛，博览群书，培养了诗歌、绘画和音乐等多方面的艺术才能。1833年他匿名发表自传性质的长诗《波琳》，被批评为“有强烈的病态的自我意识。”此后他在诗歌创作中便力求以客观描写取代直抒胸臆。1835—1845年间勃朗宁连续发表八部诗剧和诗集《戏剧抒情诗》（1842）、《戏剧浪漫诗及抒情诗》（1845）。在后两部诗集中，诗人创造了别具一格的、以心理分析为主旨的戏剧独白诗。1845年，勃朗宁和著名诗人伊丽莎白·巴莱特相识，构成了英国文学史上最饶趣味的恋爱佳话。第二年他们秘密结婚，迁居意大利，直到1860年伊丽莎白去世，勃朗宁才返回英国。这期间他的作品多以意大利以背景，收入两卷本诗集《男男女女》（1855）。1864年诗集《剧中人物》的出版使勃朗宁加入了英国诗坛明星的行列。在这部诗集中，诗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他的“戏剧独白诗”。勃朗宁晚年的代表作是《指环与书》（1868—1869），该诗叙述一个老夫杀死少妻的故事。全诗由十二组戏剧独白组成，每一独白都有主要人物叙述案情，每人的叙述相互矛盾，但从错综复杂的头绪中最后露出这起谋杀案的真相。诗歌长达2万余行，虽有冗长之嫌，但在“戏剧独白”方面达到了最高成就。

文学成就

勃朗宁对英国诗歌的最大贡献，是发展和完善了戏剧独白诗（Dramatic monologue）这样一种独特的诗歌形式，并且用它鲜明而生动地塑造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物性格，深刻而复杂地展示了人的内在心理。在他之前，不少别的诗人也写过戏剧独白诗，如丁尼生的《梯托诺斯》就是同名主人公在一定剧情背景上的独白。但两者具有明显的差虽。在以前诗人（包括丁尼生）的戏剧独白诗中，独白者不是在“自言自语”，就是在向读者坦露心迹，因此实质上仍是一种抒情独白，只不过抒情主人公是剧中人而已；况且剧中的抒情主人公还有与作者认同的明显倾向。而勃朗宁的独白者所面对的不是读者，而是剧中人，他的独白是剧中人对剧中人所说的一段话，称之为“独白”只是由于诗未把独白对象的话写出来。但从独白中我们能感受到对话者的存在。这样，独白者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戏剧人物，成了独立于作者的典型形象。因此，勃朗宁的戏剧独白诗是一种客观的、戏剧性的形式，其目的不在抒情而在为人物造像（勃朗宁曾把诗人称为“造像者”makersee）。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勃朗宁的戏剧独白诗的独白往往是片断的，一切戏剧的要素，包括戏剧背景、事件和行动等，都只能从一段掐头去尾的独白台词折射出来。对此，勃朗宁这样写道：

“叫这一个说话，按照他的习惯，

而把我自己排除在视界以外。

至于其余的呢，就让你替他说。”

在这里，“这一个”指的是独白者，“我”是指作者，而“你”就是读者。正因为留下了大量需要填补的“空白”，所以勃朗宁的诗往往显得晦涩难懂，但同时也给读者留下极大的想象余地，具有了极强的耐读性。

《我的前公爵夫人》是勃朗宁早期戏剧独白诗中最著名的一首。诗中的独白者是一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公爵。与勃朗宁所有其他独白诗一样，这首诗的独白也处于一个诗人不作明确交待，而让读者自己体察地特定的戏剧情境之中：公爵因前妻不做他的循规蹈矩的所有物，而把她除掉了；他预备再度结婚，对象是一位伯爵小姐；为了确定嫁妆的数量，伯爵派了一位使进来谈判；公爵领着这使者观看他的艺术收藏，中间有他的已故夫人画像。本诗就是公爵在他已故夫人的画像前对伯爵使者的一段“独白”。在独白中，公爵对画像表现了一个艺术鉴赏家和收藏家的夸耀和自豪，面对前公爵夫人其人却大加指责。勃朗宁正是通过公爵指责塑造了表面高尚雅量，实则冷酷残暴、等级观念和占有欲极强的公爵，以及热情开朗、平等待人的前公爵夫人形象。

《圣普拉西德教堂的主教吩咐后事》也是勃朗宁著名的作品之一。诗歌写一位16世纪的意大利主教在临终时吩咐他的几个私生子为他建立一座豪华富丽的坟墓。人之将死，其声亦真，这段临终“独白”，把主教贪婪伪善、爱慕虚荣、好胜逞强、多疑善妒的性格暴露无遗。而通过主教这个典型形象，诗人又为我们栩栩如生地再现了文艺复兴时代的双重面貌：在人性解放的冲击下，基督教来世观念和禁欲主义已经土崩瓦解；但同时庸俗的享乐主义和贪婪纵欲的社会风气也泛滥成灾；而对艺术的热爱和追求之中又夹杂着附庸风雅的因素。与勃朗宁同时代的著名批评家罗斯金在谈到这首诗时说：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诗或文章能像这首诗那样，告诉我们这么多文艺复兴精神——文艺复兴的世俗性、矛盾、自满、伪善、对本身的无知，以及对艺术、对奢华和对精通拉丁文的酷爱。

《凯利班谈论塞提柏斯》形式上比较特殊，它虽然也是一首戏剧独白诗，但不像前面两首那样有独白的对象（听者），而只是独白者在特定戏剧情境中的自言自语。独白者凯利班是莎士比亚名剧《暴风雨》中的怪物，而他所谈论的塞提柏斯则是他母亲崇拜的大神。凯利班凭借自己的生活经验，把塞提柏斯理解为一个残酷蛮横、多疑善妒、滥用权力、欺压弱者而又性格乖戾、不可捉摸的东西。诗歌通过“一个有哈姆莱特的内省力和新教教士的神学的野蛮人”（肖伯纳语）的可笑而又合乎逻辑的思考推理过程，向人们阐述了这样一个哲理：人们事实上是以自己的经历，按自己的形象来理解或设想上帝的。因此上帝的残暴乃人性残暴的镜子。各个时代都有形形色色的凯利班们，他们把自己的残暴性质加在上帝身上，像凯利班所做的那样。至于勃朗宁心目中的上帝是怎样的，诗中并未涉及，但他曾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过：“我决不敢把那些在人身上是属于非正义的东西加给上帝——绝对不敢，并认为他能惩罚他自己作为动力产生出来的东西。”由此可见，勃朗宁相信上帝是慈爱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他认为上帝必须是慈爱的，而凯利班之流的上帝恰好是勃朗宁的上帝的反面。

此诗主题原本是很枯燥的，但作者却能把它写得十分风趣，使我们享受到喜剧的轻松和幽默，这种功夫的确是勃朗宁的一绝。此外，与丁尼生式的优雅相反，勃朗宁的独白诗好用口语俚语，跳跃性大而句法不完整，并以此塑造有血有肉、带着野性的人，这也是他诗风的重要特色。

勃朗宁还写过一些抒情色采浓郁的独白诗，在这类诗中，独白者虽与诗人本人有明显的认同倾向，但仍包含有虚构的情景和环境，不同于传统的抒情诗，因此可以答作抒情性的戏剧独白诗或戏剧独白式的抒情诗。《失去的恋人》和《荒郊情侣》都属于这样的诗作。

爱情家庭

罗伯特·勃朗宁和著名女诗人伊丽莎白·巴莱特的爱情故事，是英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最美的爱情佳话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