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绍

内容简介

《逆淘汰:中国历史上的毁人游戏》由古至今，穿越历史时空，挖掘埋葬人才之暗道，冷析毁人游戏的规则成因，解剖中国古代选才体制怪胎，起底光怪陆离的用人迷局，从而为广大读者奉献一部醍醐灌顶之“醒才”篇章。

作者简介

程万军，北京夏活传媒负责人、中国新闻导刊(网)总编辑。 1968年出生于内蒙古库伦旗， 1991年毕业于吉林大学日语系。2000年开始涉足传媒，历任《华夏时报》评论员、《记者观察》杂志社主编。 新浪专栏作家，博客入列名家日志。著有《血性：时代缺失的隐痛》、《破解中国历史十大死结》，均为卓越上榜图书。作品“用通俗语言表达不俗思想，为无解之题探索有解答案”。 北京晨报专访程万军：中国人才是怎么被毁掉的 ………… ▲ 中国历史就是人才流失史 “我对‘逆淘汰’有切肤之痛，有种不吐不快的感觉。”几年来，程万军写了两本书，但总觉得没写到“点”上。 2008年，在电视上看到美籍华人钱永健获取诺贝尔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钱永健表示：“我是美国科学家，这一点很确定。我不是中国科学家。血统出身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身分。”这段话让程万军感慨万千。 “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为什么这一现象频频发生？我们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美国教育更发达，培养的人才更多，可现实却是，人才资源相对缺乏的中国，大量人才反而流向美国。即使留下来的人才，也往往不能做到人尽其用，随着时间推移，他们要么能力下降，要么干脆被“废掉”。 “中国的历史，就是人才流失史。”程万军抛开了手中的《二十四史》，开始大声疾呼：“再不重视人才流失的问题，再不改善人才的生存环境，我们将付出更惨重的代价。” ▲ 人才退化令人忧 ——程万军如是说 晨报：您为何特别关注人才的话题？ 程万军：我大学毕业后在国有单位工作，当时单位中有很多年轻人，他们无处施展，终日只能养尊处优，几年下来，能力不仅没提升，反而下降，这促使我去思考：人才究竟应放在什么环境中才能增长本事？为什么许多人才几年后不仅没进步，反而退化了？ 晨报：为什么呢？ 程万军：因为我们的用人体制有问题，在传统“大锅饭”体制下，企业与个人利益不统一，领导考虑更多的是自己能得到什么好处，而非企业如何。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人唯亲成了常态，人才反而是多余的。当一个企业的资源都被领导占据时，那么，在这个企业中的人才就没有了施展的空间，逐渐退化，而当一个社会的资源都被少数人占据时，那么，这个社会中人才就经常被废掉。 晨报：从那时起，您就开始研究“逆淘汰”了吗？ 程万军：那时只是有一些感受，思考并不深入，几年后，我又回到了这样的氛围中，发现情况和10年至20年前完全一样，没什么改变，有想法的年轻人在这种环境下很痛苦。按说那样一本杂志，对质量要求低，工作量并不大，可那么多人居然完不成。我去以后，一个人承担一半以上的工作，可我只用忙半个月，剩下的半个月基本在休息。 程万军：公务员热点背后是危机 ▲个人才华可能被埋没 晨报：从何时起，您觉得应该把自己的思考写出来？ 程万军：2009年，两件事给我的震动特别大，一是钱永健先生获奖，另一个是公务员报考热。媒体报道，竞争最激烈的职位，甚至达到了4000多比1，这种年轻人集体奔仕途的现象，真是好事吗？大家都在往体制里挤，不知道他们想过没有，在现有体制诸多问题没有解决的前提下，对于个人生活来说，那里可能是福地，但对他们的才华而言，那里可能是坟地。种种原因，促使我下决心，把这么多年的思考写出来。 ▲为什么人才会流失？ 晨报：人才流失增加，是否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副产品？ 程万军：不是这样的，人才流失在中国一直存在，并非今天才出现，比较著名的例子有范文程，正是他献了“反间计”，诱使崇祯杀掉袁崇焕，在消灭明朝的战争中，范文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范文程是汉人，你可以说他是汉奸，但你不能说他不是人才。 晨报：为什么范文程要去帮别人呢? 程万军：因为他在官场中得不到重用，即使勉强被人用了，他的才华也会很快别体制废掉。因为传统的政治体制是基于血缘建立起来的，通过血缘政治，既得利益者可以把已得的利益固化。皇帝的儿子天然就是皇帝，宰相的后代，必然是身居要职，而老百姓的孩子，机会寥寥。血缘政治的根本是任人唯亲的，远离公平，只要奴才，不要人才。在这样的背景下，没什么硬关系的范文程当然要投靠别人了。你可以看到，中国历史上三国、战国等战乱时代，反而人才辈出，而和平年代，才人调零。为什么？因为战乱打破了血缘政治格局，平民有了施展才华的舞台，而在和平时期，在血缘政治的压迫下，有的能力退化，成了庸才。 晨报：你的意思是，如果没有明朝灭亡，范文程仍无发挥的空间？ 程万军：是的，这是传统政治体制所决定的，可怕的是，这种体制超稳定，非战乱很难打破。 ▲可怕的文化败血症 晨报：是不是可以这样看，范文程这样的人才，反而会期望战乱的格局？ 程万军：是的，当社会固化时，越是下层的人才，会越希望乱，因为只有乱他们才有翻上来的机会，于是，周期性的战乱不可避免。但问题是。虽然战乱打破了传统的政治格局，却没能从根本上改变血缘政治的格局。 晨报：为什么呢？ 程万军：因为血缘政治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文化中，传统中国人有家无国，他们愿意为家庭牺牲，却不愿意为国捐躯，这就形成了私民社会，而非公民社会。不仅皇帝在搞家天下，每个官员也都是围绕家族来分配资源的，普通人也如此，变来变去，还是血缘政治那一套，较难建立起一套公平的用人机制，这就是“文化败血症”。 ▲没有治愈的恶疾 晨报：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文化败血症”是否已经彻底治愈了呢？ 程万军：你到今天各大书店看看，到处在热卖“厚黑学”、“潜规则”，相反，政治经济学这样的“显规则”的书却没人看，当一个社会中的人们都热衷于“潜规则”时，你能说“文化败血症”已经治愈了吗？ 晨报：为何得不到根治？ 程万军：在私民社会，在缺乏整体公平的背景下，家是真实而生动的。人们从中反而找到了乐趣。所以，大家不想付出牺牲去撞破那张大网，他们退而求其次，只希望在网的缝隙中能穿梭自如，并乐在其中。随着经济的发展，私民社会的空间相对增大。所以人们会更安于现状。 ▲官处上级还不如考试 晨报：那么，如何才能彻底改变人才被毁的情况呢？ 程万军：根本在于改革用人机制。我们现有的人才选拔机制应更多采取考试制，减少推荐制。事实上，考试制度至少在形式上是公平的，比单一的推荐制更好一些，只要官出上级的状态不变，“逆淘汰”就不可避免。 晨报：官出上级的弊端在哪里？ 程万军：官出考试，人们只需要考出一名合格的负责人就可以了，搭班子是他的事。而官出上级，就是要平衡各方利益，结果班子中往往聚合了多种政治势力，表面上似乎照顾了内部民主，可事实上，导致了许多单位正职和副职之间在窝里斗，这种情况在古代就很普遍，正职不能免副职，这种用人体制太落后，造成内耗。 ▲应建立独立的考试院 晨报：我们国家目前不是也有公务员考试吗？ 程万军：但问题是，考试的权力究竟在谁手里？目前公务员考试方式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出现了一些怪题、偏题，我的建议是，应把考试权更加集中，考试权过于分散，管理不便，不利于选拔出真正的人才。我认为应成立独立的国家考试院，这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 晨报：可考试院在国外并不普遍？ 程万军：这要考虑到中国的具体国情，西方文官体制比较成熟，有没有独立的考试院并不重要，中国大环境还存在缺陷，考试院可以营造一个相对公平的小环境，这也可以有效避免“逆淘汰”，更好地保护人才。 陈辉\文 节选自《北京晨报》2010年1月18日B05版、2010年1月19日BO6版

文摘

逆淘汰4 让鸭子去爬树 中国皇帝接班人的选拔制，扑朔迷离，充满变数，最后胜出的往往是“捡漏者”，这些“捡漏者”庸才居多，他们并没有做好接班的准备。而他们之所以胜出，常常是由于伯乐看走了眼。譬如向太后，以一个奶妈的眼力决定了北宋最高领导人人选。她力举赵佶出任接班人，让画家从政，无异于让猴子去游泳，让鸭子去爬树…… 1.仕途伪伯乐 后人都看得明白，画家赵佶不是个当皇帝的料，问题是，他的“伯乐”并不这么认为。 谁把画家推上政坛？“伯乐”名唤“向太后”，她是宋神宗的伴侣，宋哲宗的奶妈（嫡母），也相当于赵佶的后妈。这个最关键的皇帝接班人举荐者，认准赵佶是匹好马。 众所周知，赵佶并非无才，然而他的才，非政治之才，而是美术之才。一个画家去干政治家的活儿，一者要说画家缺少自知之明，二者要说伯乐有眼无珠。 提及自知之明，须知欲望与能力不是一个珠联璧合的整体。自己适不适合做与自己愿不愿做有时完全是两码事。这世上人，并非有了自知之明便不去做自己不适合做的事，面对着万能的“芝麻开门”皇帝宝座，即便知道自己不能胜任，一旦落到身旁，谁都不会当仁不让吧。 对赵佶来说，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确是意外收获。父亲（宋神宗）已逝，同父异母哥哥赵煦继位（宋哲宗）。虽然这个皇帝哥哥命短，25岁便驾鹤西去，但那顶天子之冕，似乎怎么轮也不会轮到他的头上。 帝政时代的皇位继承原则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如亡故皇帝无皇子，则论血缘关系亲疏，立同母弟；或以长幼为序，立年长者。而作为宋神宗第十一子的赵佶，既非嫡又非长，在通常情况下，继位的希望相当渺茫。哲宗有皇弟13人，其中8人已死，5人尚在，即申王赵佖、端王赵佶、莘王赵俣、简王赵似、越王赵偲。5人之中，申王赵佖年纪最大，但有目疾；简王赵似是哲宗的同母弟。按照“传统游戏规则”，申王赵佖、简王赵似无疑都是比赵佶更有资格的皇帝接班人热门人选。 不言而喻，赵佶的皇位是“捡”来的。他是个“捡漏皇帝”。无论哪个“规则”来裁，都应该判不了他获胜。但如果是“选举委员会”的关键人物看中了他，他的胜出机会就陡然上升，转成最大。 由此，必须提及封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接班人选拔“通道”，它比北京的胡同还要狭窄。封建国家选拔官员采取科举取士，毕竟有着从乡试到殿试几种公开考试的选拔形式，而推举皇帝接班人，自古以来就那么几张嘴可以言语： 其一是前任皇帝；其二为后宫执牛耳者，主要是太后头或太监头；其三就是朝堂上的权臣。 这三类“选皇人”的眼光，除了前任皇帝（先帝），另两类人大都藏有自己的小算盘。在前任皇帝猝死、来不及指定接班人的情况下，后两类人选拔的接班人，不是傀儡小儿，就是藕断丝连的一家亲。 比较历代选拔皇帝接班人的程序，具有朝议制度的北宋还是相对民主的。但皇权制度的本质不可能摆脱专制独裁政治，其中的自由民主因素，范围狭小，程度有限。 向太后把持的那次选拔皇帝接班人“常委会”，民主因素更小到极点。在哲宗夭亡，后党一手遮天的情况下，这种相对民主的朝议也变调为一人之声，众人附和。 “朝议”的经过，当事人曾布在《曾公遗录》卷九中记载较细。 向太后坐帘下，微出声发哭：“皇帝已弃天下，未有皇子，当如何？” 宰相章惇首先发言：“依礼典律令，简王乃母弟之亲，当立。” 章惇所言虽然并未违背皇位继承原则，但向太后立刻痛加批驳：“申王以下，俱神宗之子，莫难更分别。” 她不愿再听不同意见，迅疾行使其最终决定权：“申王病眼，次当立端王。” 向太后如此果断指定接班人，为章惇所始料不及。但他仍要陈述自己的反对理由：“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章惇不知，赵佶虽然“轻佻”，可对向太后却极为恭敬。自从父亲神宗死后，赵佶每天都到向太后的居所嘘寒问暖。因此，向太后把赵佶看作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当哲宗意外驾崩时，老太太第一个想到的皇位继承人当然就是赵佶。 知道赵佶与向太后这层关系“内情”的大臣们，遂随声附和向太后。“听太后处分”，“在皇太后圣旨。”章惇“色沮”。于是，皇位由端王赵佶继承成为决议。年届18岁的端王被推上皇帝宝座，史称宋徽宗。 一言九鼎者总是从一己私利出发，视集体为玩偶，将民主当儿戏。皇权“临时代办”向太后更是如此。史称：“皇太后决策立端王”，记述应准确无误。立端王为皇帝，向太后自始至终，充当了具有“指定千里马”特权的唯一伯乐。 千里马也好，鸭子猴子也罢，是没有自知之明且禁不住诱惑的，但伯乐之有眼无珠，就实在说不过去了。“让猴子去游泳、让鸭子去爬树”是伪伯乐的典型做法，向太后力挺赵佶做皇帝的理由，至今看来都是令人摇头的误读：“先帝（宋神宗）尝言，端王有福寿，且仁孝，不同诸王。” 有德有貌成为向太后力挺赵佶的主要理由，但这里唯独没有举出政治家的最重要才华：雄才大略。 向太后的推荐理由成为确定赵佶为皇帝接班人的决议。这里，最耐人寻味的是，选拔国家最高领导人接班人，是选德，选貌，还是选才？ 赵佶的胜出，恰恰验证了貌与德成为决定因素，而才能却最被忽视及“误读”。 接班前的赵佶，刚刚成人（18岁）。在他18年的生涯中，没留下任何“英雄出少年”的痕迹，最显眼的“成绩”就是书画作品。 赵佶的人生导师是著名书画家王诜。那是个风流倜傥的艺术家。王诜其人有三大突出之处：一是善画，二是豪侈，三是好色。王诜“不矜细行”，生活相当浪荡。他除有妾八人而外，宅第之中歌儿舞女不计其数，并不时外出寻花问柳。这样的品行对于艺术家，并不致命。然而一旦转到政治家头上，就必然是坏事。 王诜对青少年时的徽宗影响极大，他二人实可称为一对风流才子。在王诜这个导师影响下成长的赵佶，活脱脱是个浪漫的艺术家的角色。 大凡浪漫艺术家，意在长廊沉醉，并无兼济天下之志。 封建中国，相学比科学发达。不管是丈母娘选婿还是上司选官，最讲究面相。正所谓“薄命之人，不足以成功名”。而“天庭饱满”之人，则“福禄双全”。向太后眼力，没有伯乐的高度，大约凭着一个妇人对几个大男孩的印象。她独欣赏端王，在私心杂念、个人感情之外，不排除是对一个青年艺术家面相与气质的好感。当赵佶还是大男孩时，向太后就送侍女伺候，偏爱之情，常常溢于言表。 就美术领域而言，赵佶是匹好马——马是好马，只不过是在宣纸上飞奔的好马。到了国道上，“好”字就要置换为“驽”，是为“驽马”；伯乐欣赏艺术家没有错，但把艺术家从画坛推上政坛，就大错特错。所以伯乐是伯乐，但不是千里马的伯乐，而是驽马的伯乐。 画家从政，毁了国家；伯乐荐之，也毁了画家。 马基雅维里还说，那些全凭个人实力夺得帝位的人,在得到帝位时会很难,但在守天下的时候就很容易了。而那些凭借运气得轻易得到帝位的人，在保守帝位时会很困难。 诚哉斯言！凭运气得到皇位的赵佶，刚开始很惬意，而后却越来越艰难……最后终于“受不住”了。 金国灭北宋，赵佶不仅成了亡国之君，而且还做了敌国的俘虏。这对于余生再不能画的赵佶而言，是一种灾难，是才华的巨大毁灭与浪费。在北国期间，这个画家被扔进地窖，受尽凌辱，哪还有条件再拿起画笔、钻研他的“瘦金体”与“花鸟画”呢？ 成为战俘的赵佶，一定悔恨交加，除了埋怨大臣误己，他应该唤醒根本性的悔悟：如果他像他的师傅王诜一样专心当个画家，让德才兼备的人去当皇帝，也许能够安稳度过幸福的“艺术人生”。怎会沦落到生不如死的绝境呢？ 惬意地在皇宫里涂抹了前半生的宋徽宗，从天堂跌倒地狱，在短暂的后半辈子时光里再无“艺术人生”。 他和儿子被金人押往北大荒时，金人要求他们“穿民服，露上体，披羊裘”，堂堂艺术家皇帝，穿上了金人百姓的衣服，还不得不光着上身，披上羊皮。这种强加的“行为艺术”，让画家羞愧交加，一度想悬梁自尽，虽被儿子死死抱住没有死成，但不久还是忧愤成疾，“疮疾满腹”，含恨而去。 画家皇帝死后也没得安生。据《宣和遗事》记载，宋徽宗死后，没有被“厚葬”，而是被金人“废物利用”，碎尸焚之。“直至一石坑前，架尸于其旁，用茶肭及野蔓焚之。焦烂及半，复以水灭，以木杖贯其尸，曳弃坑中。” 金人把赵佶尸体扔到土坑上，架上火烧，还不是火葬，只烧一半，再用棍打烂，用水浇，然后扔进坑里。他们并没有把这个皇帝当作艺术家安葬，这种葬法唯一的用处是：可以将坑里的水做油点灯用！ 画家皇帝被“废物利用”到了极致，受辱到死。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赵画家在天之灵，可知一切咎由伪伯乐！ 2.鸭子爬树，后果很严重 向太后选择赵佶，加速大宋亡国；流亡宋臣推举赵构继位，注定大宋不能复国，只能做小朝廷。 比之赵佶，赵构被推上皇帝接班人宝座，更是捡漏的结果。金人掳走父兄后，宋朝变成了“楚国”，皇室改姓为“张”。然而“大楚”皇帝张邦昌甚至连做儿皇帝的野心都没有，朝廷原来的大臣和士子于是都集中到赵构的身边，要求他宣布做宋朝的皇帝。赵构白捡了金椅，马上宣布登位。大宋有了新朝廷，流亡的官员就有了归属，新朝廷很快被无主臣民接受。 推举赵构做流亡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这是逃亡的宋臣们慌不择路的选择。他们无法认定赵构是不是人杰，而只认准赵构的血统。这里的历史潜台词是：在绝对“血统论”下，还有其他选择吗？ 金人南下，先帝（宋徽宗）的儿子，都做了俘虏，而九子康王赵构，是唯一漏网之鱼。 漏网之鱼，捡漏之帝。赵构被选出来，一不因德，二不因才，完全是“血统”制胜。因为血统“正根”而做了国家最高领导人，这是封建政治制度的主旨特点——世袭。至于那“血统”是混是明、是庸是杰，全凭造化、听天由命。 事实证明，这一次，流亡宋臣的选择，重演“让鸭子去爬树”一幕，且后果很严重。“鸭子”赵构上台的最大恶果，是自毁长城，将天下人才的雄心壮志废掉。 世人皆知发生在赵构手里的岳飞悲剧。作为“百战名将”，岳飞当然是个千古奇才。但是他为什么没有看出赵构是个扶不起来的庸主？他的精忠报国，直接把国家与赵氏紧密联系到一起。可是赵氏当时就没一个像样的明主。抛头颅洒热血，奇才保庸才，不管二圣是否能被迎回，都不会有好结果。 不错，纵观徽钦二帝在靖康年的窝囊表现，即便岳飞迎回这“二圣”，也不会比赵构强多少。都是一个圏中的产物，难以出现不同的物种。宋徽宗一窝，悉数具备苟安的孱头特色。当年金军兵临东京城下，本来可以殊死一搏。但是徽钦这二位皇帝，城未破，竟先后到金营下跪乞降。最后宁可跪着死翘翘，也不站着活一刻。血性之不存，到了何等地步！如此窝囊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即便被解救，又能领导国民干什么？ 天下最痛苦的事，就是奇才保庸才，英雄保庸君。除非奇才造反取而代之，否则不会有好果。岳飞保赵构，最根本的不是利益的冲突，而是生存哲学的冲突。奇才岳飞以山河一统为最大人生抱负，这个抱负超越了他的主子，注定不会被主子包容。庸人赵构只想得过且过，偏安偏得。庸人的理想与奇才的抱负注定产生矛盾，道不同不相为谋。即便那“二圣”归来，从精神实质上也与赵构大同小异，岳飞的窝囊结局早早注定。那是奇才与庸才的人生哲学的矛盾，也是英雄与窝囊废的水火不容！ 赵构杀岳飞，看似主和派杀主战派，实则是庸才杀奇才，孱头杀英雄。南宋偏安小朝廷，已经容不下奇才英雄的存在。这是它日后必然灭亡的根本原因。当北宋灭亡之际，赵构已经被金兵赶到海上，宋之不存岌岌可危，但是靠岳飞等中兴四将，赵家终保半壁江山。岳飞四将何许人？那可是宋为数不多的武将人才，没有这几个武将奇才，赵构怎么可能会拥有“宋高宗”的明天？短兵相接，靠文人士大夫行吗？赵构靠岳飞武将人才把金兵赶回长江以北，然后又杀武将奇才换得和谈偏安。岳飞在时，宋与金可以相对峙；岳飞不在，南宋虽趁金志得意满苟延残喘，但最后，当蒙古铁骑袭来，南宋根本无可用之军事奇才。推举捡漏者毁人，而捡漏者本身更误国毁人，赵构庸才杀奇才的毁人游戏，为南宋朝廷贴上了永久的“小”字标。 这里尤耐人寻味的，是赵构与岳飞人生哲学的巨大反差。一个皇帝的抱负竟要比属下战将的抱负渺小很多。赵构因何庸？岳飞因何英？ 庸才与英才，首先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不同。岳飞从小得教于一个有志气的母亲，岳母刺字，赐的是抱负和本事，一个“才”与加一个“英”是精忠报国的灵魂所在。而赵构从小看的是艺术家父亲的脸色，加上怨妇母亲的愁容。于父于母，都得不到雄才大略高瞻远瞩的丝毫影响，长大后亦为孱头怨夫。 书画之家，难生政治之能。赵构一生唯一闪光点是出使金营时的从容（当然那“气定神闲”的描写不排除他成为“高宗”后、当世史官对他的美化），但是偶尔的一次勇敢却不能带进一生。在烈火的考验中，得到生的希望后，露出的又是一番艺术家父亲的缩影。 岳飞时刻想的是千古留名,而赵构时刻想的是一隅偏安足矣。欲千古留名者雄才大略，百战百胜；欲偏安一隅者鼠目寸光，杯弓蛇影；如此天壤之别的人生理想与抱负，如此泾渭分明的才华对比，岂有戮力同心的君臣一拍即合的基础？！ 道不同，不相为谋。岳飞与赵构，完全是两股道上的车，根本不在一个轨上。 当历史的扳道工令他们并轨而行时，只会导致相撞翻车。 赵构那辆车，承载着国家机器，尽管开车者是庸才，但其重量还是孤列岳家军所无法抗衡，故此被撞翻的是岳飞的那辆车。“天理昭昭”长啸过后，“劣胜优汰”的逆淘汰游戏大行其是，再生英才的土壤庶几难存，如画江山再无“满江红”！ 3.清代三代领导人都选对了 鸭子爬树与猴子游泳，这样的选择与安排毕现“逆淘汰游戏”。然而，鸭子与猴子都是各有所长的，如果让鸭子去游泳，让猴子去爬树，结果又如何呢？ 清朝的历史告诉我们，如果把合适的人安排到合适的位置，尤其连续三次选对最高领导人，那么足可以促成一个民族的飞跃。 众所周知，清朝在兴盛之前，只是个处于北方“极寒蛮荒”之地的少数民族部落。 当时，即使在吞并了相对富饶的南满之后，“后金”所有成年男丁不过十万出头，其中满洲男丁只有六万二千多人，满洲兵只有四万一千多人，这就是多尔衮入关时的全部人马数字（据《中国通史》第十卷《中古时代清时期》），真正是“地瘠民少兵寡”；而当时大明的总人口是五千万左右，“抗清兵将二三百万”。然而，交战的结果却是清朝把大明灭个干净——严重超乎想象力的以少胜多。 以少胜多的缘由，众说不一。但我以为，最不可或缺的，则在于领导人的杰出。满洲族历经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连续三位卓越领导人，在他们卓越才华的发挥下，才得以短短四十多年就建立了对全中国的统治。 为什么清朝能够确保三代领导人个个都是人杰呢？是命中注定的结果吗？ 审视努尔哈赤之后的皇太极、多尔衮这两代清代最高领导人，竟发现他们并非“命中注定”的接班人。按照中国封建社会的“组织程序”，他们几乎没有机会问鼎最高权力宝座。但是他们不仅问鼎了，且出色地完成了使命。这在中原王朝中，几乎没有这种可能。 为什么在中原汉族王朝，选择一个合格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接班人反倒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呢？ 除了僵化执行嫡长制之外，最致命的是根本缺乏一个公开、公平的“选贤”过程。接班人是要么由皇帝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的，要么由当权者越俎代庖指定。“贤能”与否取决于他们的眼光。他们并不是总以“社稷”为重，他们常常只凭个人需要和喜好，决定皇帝接班人。 固定的嫡长继承顺序可能带来一个不合格的君主，而君权不能顺利继承则可能带来动乱乃至战争。在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情况下，君主们即把王室的团结、王朝的稳定放在了第一位。中国最杰出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就此做出了概括性的总结：立储一事，最要紧的是要使臣民知晓，“太子之位不可经营而得”。 在稳定的大旗下，命中注定的庸君越聚越多。“皇帝接班人”问题遂成为中原历朝最痛的一件事。如何确保接班人既是“合法继承人”又是个“杰出人物”，几乎成为无解之题。 从封建体制的“合法性”来讲，“立长”是中国历朝“共鸣”的接班人制度，但史实证明，这种接班人制度产生杰出政治家的概率不到一成。 譬如执“立长继承制”最坚决、最彻底的明朝，坚决贯彻“嫡长制”，但收获的大都是苦果。那些嫡长继承人，不是暴君，就是病夫，悉数令人失望。除去在位几个月的明光宗朱常洛不提，其他十六位皇帝有八位属于“草包恶棍型”，其恶行世所罕见。明朝276年的统治，这八位“草包恶棍”的统治就占了173年，近一大半的时间。尤其糟糕的是，从明武宗朱厚照开始，连续出现六位“昏暴结合之君”，统治中国达百余年直至明亡。 出现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奇怪。 “嫡长制”保障的是所谓皇位的“合法性”，确保的是封建统治的有序而不乱。即便是弄个稻草人或患者放在那里，也在所不惜。因为那是“命里注定”的。至于那位“命里注定”的君主是不是“婴幼病弱、低能白痴、昏聩糊涂、暴戾狂狷、神经变态”，会不会“荼毒天下，为祸至巨”，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然而，大明最高领导继承人之患，这个无解之题，却被边陲少数民族部落一度化解。 话说回来。清朝出现三代杰出领导人，这要得益于他们的“旗内民主选举”。这是一种“贵族民主选举制”，由八旗贵族内部主要成员推举皇帝继承人。虽然它不是举国普选最高领导人，但比较僵化的封建世袭，还是具有相当的优越性。 它的优越性有二：一是当选者一般是既有实力、又有才能威望的人，能够胜任领导者的工作；二是直接产生最高领导人，略去了太子这个过程，避免了贵族内部的斗争。实践证明，经这种方式产生的两位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皇太极、多尔衮，堪称当时满洲乃至全国最杰出的人物。 从努尔哈赤驾崩，到皇太极暴毙，清朝的最高权力三易其主，但这三次易主均“旗内民主选举”交接。皇太极能力超群，却非国君顺理成章的接班人，他不是大太子，而只不过是候补王储中的一个人选而已。但努尔哈赤一死，旗内一番“民主选举”，皇太极即位，优胜劣汰，自然是一种“进化”的硕果。 等到皇太极暴毙，皇太极虽留有长子豪格，但经过“旗内民主选举”，幼子福临（顺治）胜出。从表面看，这似乎不是优胜劣汰的结果，而似乎是劣胜优汰了。但实际上，通过这场“选举”，骁勇善战的多尔衮亲王成为“不是皇帝的皇帝”，他是“旗内民主选举”最大的赢家，所以终归是优胜劣汰的硕果。 而反观大明国，坚持僵化的“嫡长制”，“帝室富贵，生习骄恣，岂能成贤”！最后，延续出患有严重精神分裂症的崇祯皇帝，“勤快”地埋葬了朱家王朝。 由此不难看出，清朝的最高权力虽三易其主，“淘汰赛”连连，但基本是“旗内民主选举”的正向淘汰，强者胜出，执掌最高政治权柄，所以只能愈争愈强，清朝焉有不兴之理？！ 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才者居之，庸者止步。不是清朝三代领导人个个杰出，而是“旗内民主选举”把杰出的人推上了皇位！ 衡量一国之政治水平，一个重要指标是看最高权力能否高质量地继承。高质量，指最高权力必须移交到能胜任治理国家重任的人手里。清朝一度做到了这一点，行“优胜劣汰”之“正向淘汰”法，故大起大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