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1901年11月21日出生于湖北省监利县毛市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陈登堂双目失明，一家四口人，生活十分艰难。父母只好将陈孝丙过继给家住县城的族人陈登宪做儿子，从此更名陈克昌。陈登宪在县城以教塾馆为业，家境宽裕。陈克昌过继后，随养父课读。他先后念完私塾和县高等小学，1924年7月，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昌荆南中学。

当时，湖北党组织创始人董必武、陈潭秋分别在省立第一师范和武昌荆南中学建立革命基地，传播马列主义，开展革命活动。此时，董必武在武昌荆南中学任教导主任兼国文教员。由于陈克昌学业成绩好，且人品出众，董必武很快认识了他，并经常接近他，指导他学习。陈克昌非常尊敬这位师长，虚心接受良师的谆谆教诲。在董必武的指导下，陈克昌利用课余时间，认真阅读了《新青年》、《向导》、《共产党宣言》、《武汉星期评论》等书刊，逐步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和马列主义理论，初步树立了革命思想。

1925年3月的一天，董必武把陈克昌叫到自己的房间，怀着沉重的心情对陈克昌说：“孙中山先生于3月12日逝世了，我刚才收到一本小册子，其中载有孙先生的遗嘱和致苏联的遗书，你拿去好好看吧!”陈克昌双手接过书本，激动地说：“我一定认真细读!”说着便翻阅起来，当读完孙先生的遗书，感动得流下眼泪，自言自语地说：“写得好，写得好哇!对这样一个伟人，为什么还有人骂他，恨他!”董必武当即启发说：“中国有句老话‘道不同，不相为谋’，‘虎鹿不同行’啊!”停了停又关切地说：“克昌，你要好好了解社会，多参加火热的实际斗争，不断地提高自己!”陈克昌点头说：“学生记下了，决不辜负先生的希望!”

陈克昌遵照董必武的教导，主动约了几位进步同学，利用空余时间和节假日，走街串巷，调查走访工人、市民和知识分子，并虚心向他们学习。通过一段时间接触社会，接触实际，陈克昌不仅对当时社会有所了解，而且对共产党有了认识，并要求加入党的组织。

一天深夜，陈克昌见董必武房间还亮着灯光，就走了进去，对董必武要求说：“董老师，我从实际中认识到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但不知党在哪里，我要参加这个党!”董必武让陈克昌坐下，热情地对他说：“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成立，现在虽然还很弱小，但反封建、反军阀、反帝国主义最坚决，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末了又鼓励说：“克昌，共产党的大门是向你敞开的，你继续努力吧!”陈克昌站起身激动地说：“董老师，我要求加入党，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为革命奋斗终生!”董必武也站起身来拍着陈克昌的肩膀欣慰地说：“好，很好!今天时间不早了，你快回宿舍休息去吧。”说着，将陈克昌送出房门。

陈克昌在董必武的亲切关怀和教育下，迅速成长起来，很快成为荆南中学的一名革命骨干。1926年上半年，陈克昌与同乡同学陈步云、刘崇龙、聂炳文等，联络在汉的监利籍学生，成立了“监利青年协社”。他们表面上以“联络感情，砥砺学业”为宗旨，实际上是在党的领导下，团结进步青年，秘密从事革命活动。陈克昌还把“监利青年协社”创办的革命刊物《容城前哨》寄给家乡亲友，号召监利青年团结起来，反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打倒军阀，造福桑梓。“监利青年协社”的革命行动，不仅对封建势力是一次有力的挑战，而且极大地鼓舞了监利人民的革命斗志，同时也为后来监利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1926年夏，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挺进湖北，陈克昌参加第四军教导团随军北伐，并于军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2月，陈克昌因公回到监利。当时共产党员陈步云、刘崇龙受董必武派遣，先期回到监利组织农民运动，发展党的组织，扩大农民武装。当他们听说陈克昌回到家乡，便急忙登门拜访，要陈克昌留在监利抓武装。陈步云对陈克昌说：“老同学，你回来得好哇!我们这里缺少懂军事的人，你参加了北伐，会打仗，你就留在县里抓枪杆子吧!”经陈步云派人向省党部请示，陈克昌被批准留监利做军事工作。

同年3月，陈克昌任监利县自卫大队大队长。不久，担任以共产党人为主体的国民党监利县党部执行委员兼秘书长。陈克昌出任自卫队长后，发现自卫大队组织不纯，副大队长、中队长和一些班、排长，多是大土豪刘昆壁的亲信，枪杆子掌握在反动派手中。为了尽快把武装抓过来，陈克昌和陈步云商量，采取掺沙子的办法，将一批革命骨干派进县自卫大队任职。反动派对此极为不满，特别是副大队长刘昆震(大土豪刘昆壁之堂兄)和中队长黄奇孝强烈反对，并扬言要铲除“共党”。

为了及时清除顽固分子，陈克昌假借自己过生日之机，在大队部摆了两三桌酒席，请班、排长以上人员聚餐。自卫队大小头目听说大队长过生日，都带来一些生日礼物，前来祝贺。

客厅虽未张灯结彩，但迎进送出气氛热烈。酒席间，宾主频频举杯，有道贺的，有猜拳、行酒令的，欢声笑语，不亦乐乎!陈克昌等轮流为刘昆震和黄奇孝敬酒。陈克昌举杯对刘昆震说：“刘副大队长，愚兄初来乍到，大队之事多多仰仗刘老弟了!”刘昆震得意地说：“好说，好说!”说着头一扬，又一杯酒下肚。陈克昌又大声说：“弟兄们，大家都敬敬刘副大队长一杯!”话音刚落，班、排长们蜂拥而至，都围着刘昆震敬酒去了。陈克昌走到黄奇孝身边说：“来，咱们共饮几杯。”两人一连喝了七八杯。

陈克昌见时机已到，霍地站起身，叫道：“警卫员!”隐蔽在隔壁厢房里的士兵听到暗号，猛地冲进来，将刘、黄二人捆了起来。陈克昌拍着桌子，手指黄、刘二人的脑袋说：“今天，我陈克昌过生日是假，除掉你们两个反动走狗是真!”刘、黄二人顿时吓得呆若木鸡，瘫倒在地。其他班、排长也吓得动弹不得。陈克昌立即公布了刘、黄二人的罪行，命令就地执行枪决。从此，监利县自卫大队200多人枪，真正掌握在共产党手里了。

大革命失败后，监利县的土豪劣绅又猖獗起来。他们勾结反动县长，与全省反动势力遥相呼应，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农协积极分子。陈克昌奉命带领部分自卫队员，离开县城，转移到洪湖西岸的桥市、汴河和白螺一带，开展游击斗争，并任游击队长。

随后，共产党员陈步云、刘崇龙等也转移到洪湖岸边，他们以口为中心，发动农民、渔民，组织游击武装，并和陈克昌一起领导秋收起义。

一天晚上，上车湾“清乡团”团长王维礼，带着十余名团丁在汴河搭台唱戏。陈克昌带领30多名游击队员，身藏短枪、短刀，混进红场，并暗自选好捕杀的目标。当时戏台上敲锣打鼓，正演“打鱼杀家”。陈克昌见时机已到，掏出手枪，朝天“”的一枪，游击队员闻声而动，以二对一扑过去，即一个抱人，一个夺枪。在场群众开始一惊，当发现是游击队在捕杀“清乡团”时，一些群众也主动参加对敌斗争。狡猾的王维礼见势不妙，连忙拔腿就跑，被陈克昌一枪击毙。此次行动，俘敌十人，缴枪16支。紧接着，陈克昌又率领游击队夜袭上车湾，一举捣毁“清乡团”巢穴——“清乡团”团部，又缴枪20余支，子弹400余发。游击队员高兴地赞扬说：“陈队长呀有胆量，巧用计谋抓武装，何愁革命不发展!”

1928年秋，湖北省委派陈克昌到鄂南参加和领导秋收起义。次年2月，中共蒲圻临时县委书记刘迪生等人被捕、叛变，导致省委机关和武昌、汉阳等县党组织遭到破坏。省委及时派陈克昌接任蒲圻临时县委书记。当时蒲圻形势也非常严峻，国民党当局成立了蒲圻县“清乡局”，还有地方武装保安队。国民党军第八旅第一团团长李九泉和机关枪连驻扎在蒲圻县城；第三营驻羊楼洞；第十一连驻赵李桥。湖北省“清乡”督办公署第十二师特别营长朱文超和司令李宜驻蒲圻督阵指挥，共有200余人枪。他们四处“清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制造白色恐怖。蒲圻县农民协会18位正副委员长，就有16人被敌杀害。工农群众迫切希望共产党领导他们革命。

陈克昌出任中共蒲圻临时县委书记后，积极寻找线索，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准备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不久，陈克昌和其他两名县委委员及区乡党员干部90多人先后被捕，使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又遭到严重破坏。

陈克昌被捕后，关押在蒲圻监狱里。开始，敌人提审他：“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来蒲圻干什么?”陈克昌机智地回答说：“我姓郑，名东山。江陵县人。在浦圻做茶叶生意。”陈克昌改名换姓的本意是要出狱后东山再起，革命到底。敌人当然不相信他的话，动刑逼供，残酷地折磨他。而他的回答却始终如一，没有暴露身份。

同年5月，党组织将陈克昌被捕的消息告诉了陈的妻子谢新安。谢新安立即带着三个儿女赶来蒲圻县城，在狱中与陈克昌会了面；并与儿子陈长清常给陈克昌送牢饭。谢新安初来乍到蒲圻，人地生疏，又无固定职业，生活拮据，经常挨饿受冻。不久，未满七岁的大女儿陈寿珍和不满五岁的次女陈银珍相继患病夭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