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内容

会议采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总结"大跃进"以来甘肃的各项工作。这次会议是在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决定1958年生产10万吨钢，30万吨铁，1959年生产50万吨钢，70万吨铁；粮食产量在1957年85亿斤的基础上增加115亿斤，达到200亿斤，1959年的总产量要在200亿斤的基础上再翻一番。还规定了一批如发明创造、技术革新、基建项目、工农业生产等方面的高指标。由于这些指标过份夸大了主观能动性，严重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不但根本达不到，而且给经济建设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这次代表大会进行了换届选举，选出甘肃省第二届人民委员会委员37名和省长、副省长，以及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和平凉、天水、定西、张掖4个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选举出甘肃省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名。

1959年12月17日至25日，甘肃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兰州举行。会议应到代表336人，实到代表245人。大会主席团由王秉祥等35人组成，王秉祥为常务主席，邓宝珊、李培福、马青年（回族）、马鸿宾、黄正清（藏族）、黄罗斌、蒙定军为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沈求我为大会秘书长，李生华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培福为提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张鹏图到会作《更高的举起总路线的红旗，力争一九六○年更好更全面的大跃进》的报告，副省长马青年作《把反右倾斗争进行到底，彻底肃清以霍维德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影响》的报告。会议错误地将副省长霍维德等人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会议补选王秉祥为副省长。

1961年12月，为更好的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省人民委员会于26日至30日在兰州举行了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大会应到代表359人，实到代表263人。大会主席团由邓宝珊等39人组成，邓宝珊、王秉祥、黄正清（藏族）、黄罗斌、李培福、葛士英、王孝慈、韩练成、任谦、何成湘、蒙定军等11人为常务主席。何成湘为大会秘书长。蒙定军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培福为提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大会听取和讨论了省长邓宝珊作的《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和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周鸣作的《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在总结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失误时，邓宝珊在《报告》中指出："主要是在各项建设事业的安排上，没有很好地按照农、轻、重的发展次序办事，把工业战线、基本建设战线、文教战线拉的过长，不分主次，齐头并进，指标过高，任务过大，力量分散，指挥紊乱，......严重的平调，侵犯了人民公社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和社员的个人所有制，......加上生产上的瞎指挥，挫伤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造成了人民生活一度极为贫困。会议增选任谦、何成湘、王孝慈、韩练成为副省长，选出了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和庆阳、平凉、武都、定西、临洮、武威、张掖、酒泉等8个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会后，在全省进行了整风整社，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适当放宽农村经济政策，解决了农民的自留地和牧民的自留畜问题。划小了地、县的组织规模，加强农业战线的领导。压缩城镇人口，停建、缓建一大批在建项目。

全省上下认真贯彻了这次会议提出的"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力争农业丰收"的中心任务。经过几年的努力，农业生产有了较快的恢复，人民生活的贫困状态有了缓解。

1963年4月22日至29日，甘肃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兰州举行。会议应到代表344人，实到代表251人。大会主席团由邓宝珊等45人组成，孙剑峰为大会秘书长，王孝慈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培福为提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会议讨论通过省人委《关于甘肃省1963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会议增选胡继宗为副省长。1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