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内容

现实中的哲学

面对一种事物，一个现象如何正视？如何把握？如何透过表面看到其实质？从而有效的深入其中解决问题以立于不败之地，这套思路其实就是哲学思考历程。西方人叫做理智思维，中国人则称之为感悟，只是叫法不同而已，其实二者的目的都一样--解决问题。如果认可了这个前提，那么，“现实中的哲学”这个命题也就得到了支撑。

哲学，不管它用着怎样的技术推理和演泽，客观地说它的基本材料都来自于现实，与现实紧密相连这是毋庸置疑的。

其实我们思考和办事情，都想达到一个完美的境界，而这个过程的发生和终结人们都在自觉的运用着认知观和方法论。后人把这两个东西命名为哲学工具；于是，人类也就有了哲学诞生。

那么，中国人对应的哲学思考又是怎样的呢？他们的认知观和方法论又是怎样服务于现实的呢？

我们都知道，中国特有的地域环境产生了别于西方认知世界的观念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论。权力、人生这些往往是中国人关心的客体；当大的宇宙观确立之后，往往把研究对象都放到具体事物中去了，这就是中国人思路的特点，也是别于西方理智思维的外在表象。

而权力、人生、这二个层次正好为中国特有的“现实中的哲学”铺垫了具体的内涵。

先从权力讲起吧。

从黄帝那时开始中国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理念和方法论不自觉的就与权力捆缚到一起了，先民们对权力的偏好最终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从某个角度上说，中国社会每前进一步都是用权力作为助燃剂的。这个结论是不是有点耸人听闻呢？不妨我们翻开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吧！

在说不清某个上古时代的时候，西部地区有个部落好象就是我们现代人所熟悉的黄帝部族吧，当时可能是部落人口的过剩，也可能是食物的短缺，才造成了这个部落首领黄帝率领其他部落好象是炎帝部落的众人人们开始了向中原地带拓展。那时的中原地带很有可能也有人类居住着，要不然史书上不会记载炎黄二帝大战巨鹿的故事呢。大战的结果黄帝族胜利了，蚩尤被打的不知道逃到哪儿去了。随后，炎帝还做着和他大哥黄帝分中原这杯羹的美梦呢。不知道一山不容二虎的想法怎么跑到了黄帝的脑海里去的，于是，一场大战又开始。这个传说也有可能是后人的瞎编乱造，但是能说明一点，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至少在几千以前，先民们早就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血缘是权力的基础，地域则是权力的延伸。当着黄帝占据了黄河以北地区的时候，华夏众多民族就开始很实际的审慎了这个赖于生存的世界。他们发现所有的生命都是以种群形式来面对自然界这个无法征服的大魔的，于是，从黄帝到黎明百姓都聪慧了：若要生存下去唯一的选择就是有个智者来统一所有众生的行动。这可能是华夏最早的集权思想的雏形吧。

到了大禹时代，伐三苗逐九夷的壮举为“帝”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人们在统一的意识主导之下，接受了代替神行天道的最高统治者的统治；于是，帝权，王权也就驱逐走了神权。

从启时代开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个思想深深的根植于华夏人的脑海之中。为了权力这个有形的具体的事物，人们集中了思维从理论到行动都交织在一个点上--争斗。这种现象的出现在世界上是仅见的，的确令西方人感到匪夷所思。选择了这种思维是华夏先民们智慧的极大统一，也就是说，面对洪水和农耕灌溉的需要，集体的意志往往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个人意志在这片土地上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在这里，我不是替集权思维找理由来开脱，我想一个事物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一定有着最起码的条件来支撑。

周的时代从理论到实践完成了集权思想的刻画工作，为今后华夏走向集权专制铺平了道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是自觉的民族意识，血缘宗法制就象鱼网那样“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华夏的子民们罩在这张鱼网之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一种恬静的田园式的生活。谁还有着精力管他家的瓦上霜呢？现代的学者判定集权意识是农耕时代的产物，我觉得也不尽然，总是感到一定的区域必然要诞生符合那个区域的文化。现在我们都知道集权不好，可是在中国当时的状态之下，疏导江河，组织民力与大自然斗争没有比集权这种统一的结构更好的了。

再来说说人生哲学。

中国人喜欢把人生之路的历程比作哲学感悟，这点好象和西方人不太一样。对世界的看法，我们往往从吾心入手，把客观的主体当成客体来对待，也就是，我即宇宙，宇宙即我。基于这个理念，我们的一套人生哲学都是务实的，也就是将理论具体化、简单化的过程。毛泽东在这方面可称得上是全能的大师。搞社会主义，前人研究了一百多年，这套理论若拿到中国这个现实完全对号入座也只能是机械的教条主义者，陈独秀吃的就是这个亏。然毛泽东通晓中国历史体察民情，在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上，知国情、知自己、知民众。这几个“知”字，正好是兵法上的“知己知彼”原则，针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半封建、半殖民地，敌强我弱）要将无产阶级的理论变成现实，最重要的就是客观的分析敌我双方的客观实际，用自己的长处克制敌人的短处，这样革命才不至于空谈。结合革命理论，具体化到现实生活中的各个细节上，那样，理论也就成了具体的生活常识，谁都能看的懂也会用，于是胜利也就有了起码的先觉条件了。

再说说个人和社会的关系。

个体与社会关系密切的观念莫大于中国民众，这点我们透过个人行为意识就可证明。智者们通过反面的实例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在经历的细节上，过多的认识了自己的优点，忽略了或少看了他人的优点，时间长了也就形成了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以为自己是一盏明灯，总想照亮他人，却忘了我以外的东西闪光的地方很耀眼。这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只知自己，不知他人。我们虽然不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中厮杀，但人生之路也到处充满了火药味，兵法上说，知自己，知对方，才能百战不殆，联系到我们的人生，之所以走到今天的地步，正是不知己，也不知彼的结果。

社会是一个动态环境，其中每个人都在运动之中，所以我们的认识论最基本的要求应该是活的，行为的方法论也应该多样化。拿着真理，最好不要视为“纯金”的，因为我们面前的诸事、诸人都是在变化之中，今天你用“真理”对上号了，那么“真理”就有价值；明天对不上号了，那“真理”也就成了谬误。战争的形式有两种：一是，阵地战；一是，运动战。在征战中究竟用那种形式，最后的胜利者往往取决于根据客观实际，采取最有效的策略。我们的人生大体也是如此：今天的成就，说明“知和行”统一在一条线上了，但不能预示明天的结果，明天是什么样子，还要待以后去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