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
2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Feminist IR),又译女权主义国际关系学,女性主义学者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介入国际关系研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迁及与其它学科的交流对话,逐渐形成国际关系学科中的一种特殊研究途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主要是由国际关系理论与其它学科中的女性主义观点共同孕育发展而成,主张社会性别(gender)是国际关系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构成要素。1
基本信息
- 中文名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
- 外文名
Femin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简称
Feminist IR
- 提出时间
20世纪60年代
- 适用范围
社会学科
- 定义
构建国际关系学与理论的性别因素
发展阶段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大致上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批判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揭露现实主义背后所隐藏的男性特质如何造就了性别化的国际关系认识,并将妇女与妇女问题引入国际关系研究,提醒应注意占全球一半人口的妇女角色(经验论)。换句话说,此阶段仅是将女性经验加入到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框架内来研究。1
第二阶段更多地尝试从社会性别而非单一性别的角度来理解国际关系,并建构具有自己特色的研究方法学。在本体论上以个人取代国家,从社会结构层面和个人日常生活实践来建构理论;在认识论上是反对实证主义的主/客二元论与价值中立的宣称;而方法论则是在性别的视角下,采用交叉学科的多元研究方法(立场论)。同时,不再将女性视为铁板一块,而是重视西方/第三世界以及白领/蓝领妇女处境的差异性,并且体认到性别是与其它形式(如阶级和种族)的认同(后现代、后殖民主义观点)交错在一起的。1
学科发展历程
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现实主义长期以来一直居于统治地位。在其他社会科学门类已经给女性主义提供机会参与本学科的研究和建设以后,女性主义一直未在国际关系领域进行拓展。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才作为国际关系的分支学科,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几乎同时发展起来。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为国际关系的研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1988年6月,伦敦经济学院的《千禧年》杂志举行了一个主题特别的会议——“妇女与国际关系”学术讨论会。同年,该院刊物《千禧年:国际研究杂志》(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冬季号发表相关会议文章,这一事件通常被认定为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正式确立的标志。
以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的正式确立为节点,其发展可以分为前期的酝酿和萌芽阶段以及学科正式确立后的发展阶段。2
酝酿和萌芽阶段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妇女运动的发展,掀起了妇女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女性主义学术应运而生,并深入到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各个领域。女性主义的研究也开始出现了涉及战争与冲突等传统观念中的“高级政治”的内容,指出传统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中的男性偏见。在这些早期的著作中,较为经典的有:1981年,简·爱尔希坦的《公共的男子和私人的妇女》[1]出版;1987年,她的另一著作《妇女与战争》[2]面世;1984年,汉娜·皮特金出版《命运之神是一位妇女:社会性别与尼科洛·马基雅维利思想中的政治》[3];1987年,澳大利亚社会学家康奈尔的《社会性别与权力》[4]出版。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西方和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学者探讨第三世界国家与妇女地位问题的著作。例如,西方后殖民理论思潮的代表人物斯皮瓦克的《他者世界:文化政治文集》(1987年)[5];斯里兰卡女性主义学者库马里·贾亚瓦迪那的《女性主义和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1986年)[7]。1970年,丹麦女经济学家埃斯特尔·博瑟鲁普的《经济发展中的妇女角色》[7]出版,此书以其严谨的学术性得到广泛关注,联合国以及国际援助机构因此开始注意到,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给两性带来的影响和变化是不同的。有关第三世界经济发展、女性的贫困问题和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影响的著作还有吉塔·森与卡伦·格朗合著的《发展、危机和可替代的愿景:第三世界妇女的视角》(1987年)[8]等,对全球经济和一国经济的宏观发展与妇女状况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以上涉及女性问题的著作较为零散,有的作者也并不是长期或专门关注女性问题的专家,因此,这一阶段可以看成是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酝酿和萌芽时期。2
确立和发展阶段
使女性主义思想在国际关系领域得以扎根并成长的标志是三次研讨会:1988年在伦敦经济学院举行的《千禧年:国际研究杂志》研讨会,1989年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讨会和1990年韦尔斯利大学的研讨会。1988年伦敦会后,《千禧年》在其冬季号刊中收录了此次会议的论文。其中包括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的开创者安·蒂克纳的《汉斯·摩根索的政治现实主义原则:一种女权主义的重新阐释》,该文是批判汉斯·摩根索著名的现实主义六原则的文章,还有弗雷德·哈利迪的《隐藏在国际关系背后:妇女和国际竞技场》等。1989和1990年年会后,加利福尼亚大学研讨会的组织者彼得森在1992年出版了韦尔斯利大学研讨会的论文集——《性别化的国家》。
学科创立后,大量以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主题的出版物涌现出来,包括文集、专著和学术刊物上的论文。其中代表性的有:1991年,由丽贝卡·格兰特和凯瑟琳·纽兰主编,英国开放大学出版社和《千禧年:国际研究杂志》联合编辑出版的论文集——《社会性别与国际关系》。此书是1988年《千禧年:国际研究杂志》专刊的续本,共收录了十篇文章,分别就国际关系领域不同的主题进行了研究。内容涉及分析国际关系中性别歧视的根源和表现,披露在第三世界发展进程中女性所处劣势地位和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从国别的角度分析探讨女性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并研究了国际关系的变化对女性的影响。近 年来,后殖民女性主义学术开始关注种族、性别和阶级在国际政治中的互动关系,如2002年乔杜里和奈尔共同编辑出版的《权力,后殖民主义与国际关系:种族、性别与阶级解读》[9],为国际关系研究作出了恰逢其时的贡献,受到了普遍赞赏。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专著也逐渐增多。例如:1989年,辛西娅·安罗出版《香蕉、海滩和基地:对国际关系的女权主义理解》[10],此书将研究对象选择为被传统国际关系忽视了的女性,如外交官夫人们、军事基地和第三世界国家旅游区的女性、好莱坞拉美女演员等,对这些女性的活动进行分析,揭示国际关系中的女性活动是如何一贯被忽视的以及国际关系在何种程度上受到社会性别的影响。1992年,安·蒂克纳又出版了《国际关系中的社会性别:实现全球安全中的女性主义观点》[11]一书,书中用社会性别分析论述了女性主义对国际关系、国家安全、全球经济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的观点,展示了不同女性主义派别对全球安全的不同看法。1993年,辛西娅·安罗出版了《逝去的清晨:冷战结束的性政治》[12]。1994年,在《后现代时期的女性主义理论》[13]一书中,作者从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视角追溯了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理论发展史上的三次理论争论以及女性和女性主义理论对争论的参与和影响,指出在这些争论中,有关社会性别方面的内容存在严重缺失。1995年,《国际政治中的妇女》[14]一书出版,此书的研究对象是可以对国际关系产生影响、具有一定权力的女性,如女总统、女总理、女政治家、女社会活动家。通过对国际政坛上的女性领导者进行分析,揭示了女性与国际关系之间的相互影响。1996年,《有女人的世界:女性主义国际政治》[15]则试图通过女性主义对国际关系的重新建构,使人们突破传统的对国际关系的理解,拓宽国际关系研究的视域。该著作把女性、社会性别关系和女性主义学术融入到国际关系研究中,分析了政治认同问题,探讨了国际风云的变化如何在一国国内的政治认同中发挥作用,国家认同、公民认同、殖民关系认同中的社会性别因素以及女性的经历在上述认同政治中发挥的作用。作者还集中讨论了战争与和平问题,论述了男性与战争、女性与和平的关系。该书还就国际化的劳动性别分工,发展、环境与人口问题中的性别政治等进行了分析。1998年以后,更多的女性主义研究专著面世。例如《民族主义的社会性别反讽:民族的性别化》[16]、《你变了吗?:使妇女生活军事化的国际政治》[17]、《社会性别的全球建构》[18]以及关于1981年来自西方多个国家的妇女在英国格林汉姆·康芒军事基地外进行和平示威的《格林汉姆的女权主义酷儿:普通的妇女,不普通的行动》[19]等。2001年,奥佩尔的《男性气质、国际关系与性别政治》[20]出版,集中讨论了国际政治中的社会性别认同和社会性别主观性的问题。
同时,西方国家更多的学术刊物将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这一新议题纳入视野。由于部分刊物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学术影响力,它们对女性主义学术的接纳可以看作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已经被主流学术界所关注,再加上有国际关系研究的知名学者对其进行评论,使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得以同“主流”进行一定程度的沟通和对话,这是女性主义研究在此领域继续前行的重要动力。
专门的女性主义刊物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国际关系方面的著述。如1988年《妇女与国际关系》专刊之后,多期《千禧年》杂志都有涉及这一领域的文章。在女性主义杂志《征兆》(Signs)、《女性主义研究》(Feminist Studies)以及《妇女研究国际论坛》(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上也都陆续登载了相关的文章。1998年,为纪念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创建十周年,伦敦经济学院出版了《千禧年:国际研究杂志》纪念专刊:《用社会性别研究“国际问题”》。同年3月,桑德拉·惠特沃思的《女性主义与国际关系》一文在《女性主义法律研究》[21]上发表。文章在综述学科发展状况的同时,重点分析了国际计划生育委员会(IPPF)和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政策受到社会性别影响等方面的问题。
在非女性主义的刊物中,女性主义学者的成果也逐渐被接受。美国重要的国际关系期刊《外交事务》、《外交政策》、《国际研究季刊》等都先后采纳了女性主义研究的成果。《国际研究季刊》1997年冬季号刊登了安·蒂克纳的文章——《你们只是不理解:在女性主义者和国际关系理论家之间令人烦恼的婚约》。该刊还于1998年3月首次进行了关于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对话与交流。1998年10月的《外交事务》杂志刊登了弗朗西斯·福山的《妇女和世界政治的演变》一文,1999年2月号接着刊登了有关此文的讨论。《外交政策》也于1997年秋季号上发表了有关女性主义的文章。从1999年11月起,《国际女性主义政治杂志》(International Feminist Journal of Politics)开始出版。到2001年4月,该杂志已有3卷7期面世,内容涉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处于冲突中和致力于冲突后重建的国家、地区以及苏联东欧各国家的妇女儿童状况,也包括对女性特征、男性特征、认同政治、民族主义、全球化等问题的探讨。
上述近些年西方出版的国际关系理论著作、论文集和期刊论文,虽然从数量上来看,在国际关系学界所占的比例仍然很小,影响依然有限,但女性主义学者的努力已经为国际关系的研究奉献了出色的才智,作出了独特的贡献。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