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沿革

金城银行由中国近代金融界知名人士周作民于1917年5月15日创办，其主要股东多为军阀官僚，是中国重要的私人银行之一。金城银行“名曰金城，盖取金城汤池永久坚固之意”，最早总行设于天津，先后在京、沪、汉等地开设分行。由于经营得法，业务发展迅速，1936年金城银行的存款达1.83亿元，一度超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居私营银行首位。1936年总行迁往上海，天津改为分行。1952年12月金城银行参加天津金融业公私合营，与其他银行合并组成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

金城银行创办时实收资本50万元，1927年增至700万元。当时最大的股东为安徽督军倪嗣冲和安武军后路局总办王郅隆，共占创办时实收资本的56%。

民国时期，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被金融界统称为“北四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华北的金融业务。在北四行的资金运用中，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喜欢购买公债和外币债券；大陆银行总经理谈荔孙对购置房地产情有独钟；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则把投资工商业视为“天职”。金城银行曾经明确地指出：银行与工商业本来有着绝对紧密的关系，工商业发达，银行才可能发达。金城银行投资民族工业的做法突出反映了近代银行资本渗透、控制产业资本的趋势，它在扶持近代民族工业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得到了后世的肯定与推崇。

1927年前，北洋军阀官僚及金融权要所占股本额居绝对支配地位，对财政、铁道两部放款较多。先后单独或与同业合作经营通成货栈公司、太平保险公司、诚罕信托公司等。1927年后，向南京国民政府靠拢，得到政府大量财政援助。经营重心逐渐南移。抗战前，该行规模和存款总额，在私营银行中长期居于第二位，资本最高时达700万元。抗战时期，该行总行在上海租界继续营业，指挥沦陷区各地分支行，但银行业务从此发展减慢。1948年，国民党实行金圆券政策，该行被迫出售了过去陆续积累的外汇。新中国成立后，改组为公私合营银行。

创办人

周作民于1884年(清光绪十年)2月12日出生于江苏淮安一个教书先生家庭。周作民自幼随父读书，15岁时转入东文学堂读书，师从著名学者罗振玉。1902年前往广东，进入广东公学，学费由该校教师罗振玉倾力相助。1906年周作民以优异成绩考取广东官费赴日本留学，入京都第三高等学校，两年半后，广东官费因故停发，他只得辍学回国。1908年秋，周作民在南京法政学堂任翻译，并在业余时间自学财经。辛亥革命后，周作民担任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库藏司科长，走上仕途。1912年随临时政府北迁，在财政部继续供职。1913年任库藏司司长。1915年周作民离开财政部，任交通银行总行稽核科科长，后又兼任国库课主任，从此开始了他的银行生涯。

周作民一手创办金城银行，为它倾注了毕生的心血。1917年金城银行成立后，周作民充分利用政治势力，左右逢源，业务得到迅猛发展。仅仅经过3年时间，在华北就获得了与中国、交通、盐业3银行并列的地位，奠定了发展基础。金城银行通过大量购入北洋政府公债、国库券和进行财政性投放等方式，既获得了巨额利润，又为北洋政府渡过财政困难提供了支持。1921年，金城银行与盐业、中南等银行组成联营机构，后来大陆银行也加入。至1927年金城银行资本总额已经增700万元。

北洋政府倒台后，周作民积极向国民党政权靠拢，先后担任国民党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在银行业务上，他逐渐将重心南移，并在广州、香港设立分支机构。1935年，金城银行董事会决定由周作民担任总董兼总经理，集大权于一身。1936年1月，金城银行总行迁至上海。

1935年，在国民党政府亲日外交的推动下，周作民曾和吴鼎昌一起率领经济考察团访问日本。回国后，周作民担任中日贸易协会副会长。抗战爆发后，周作民被任命为农产调整委员会主任委员，但他很少过问。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他一直在成为孤岛的上海租界里指挥着沦陷区金城银行各地分行的业务活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周作民正在香港，日军占领香港后被拘捕。1942年3月，被日军遣送回沪。日方想与他合作，但周作民除了担任金城银行和有关的投资银行职务外，假托身体有病，未出任任何职务。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特务对周作民进行恐吓及敲诈，后经过张群、吴鼎昌等疏通，经蒋介石批准，知照有关军、政、司法机关对他进行保护。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迫使各商业银行出售黄金、外汇，向“中央银行”缴存现金。金城银行也被迫交出原来陆续积累的外汇。当时，蒋经国任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对上海金融界头面人物进行威胁，要周作民交出私人外汇，并规定非经他允许，周作民不准离开上海。但在美国人陈纳德的庇护下，周作民还是安然离开上海前往香港。

1951年6月，在共产党方针政策的感召下，周作民由香港回到北京，他是解放后私营金融业领军人物中第一个回归大陆的。周作民回归后，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和照顾，特邀他任全国政协委员。1951年周作民组织由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及四行储蓄会改组成立的联合信托银行实行五行联营、联管，并出任董事长。1952年12月，60家合营银行和私营银行实行统一的公私合营时，他任联合董事会副董事长。在私营金融业的企业改造中，带动其他同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55年3月8日，周作民因心脏病猝发，在上海逝世，享年71岁。

产业资本

金城银行在1917年创立时，资本额定为200万元，实收50万元。1919年1月收足200万元后，又将额定资本增为500万元，至1922年3月收足。金城银行资本来源中，军阀官僚的投资所占比重很大，创办时占90.4%，收足200万元时还占82.1%。1922年资本收足500万元时，工商业者、金融业者及一般散户的投资大大增加，合计比重由1919年的17.15%上升为32.15%。工商业者投资增多，是由于部分军阀官僚旧股东不能按比例增认，而总经理周作民也有意识地着重吸收一般中小产股东，以便摆脱几个大股东的约束，同时他又处心积虑地以本行资金收购股份充作所谓行股。1923年，该行资本再增为1000万元，至1927年4月实收700万元，此时行股达到89.8万元，占资本总额的12.84%，1935年更占19.24%，而新旧军阀官僚的股份仅占总额的16.88%。全国解放后，金城银行遵令增资为人民币115200万元，其中天津分行2400万元。

业务范围

存款

金城银行创建后，由于资本雄厚和锐意经营，存款业务开展很快。1917年至1920年存款由404万元增至1198万元。其存款来源大多为军阀官僚和机关大户，定期存款的比重也愈来愈大。1917年定、活期存款的比例分别为22.02%、77.98%，至1927年分别为68.26%、31.74%，存款总额也增至3498万元。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侵略，工商业萧条，国民政府增发公债引起银行信用扩大；1933年“废两改元”后，钱业衰落；金城银行巧妙利用以上因素大力扩展业务。1934年和1936年，存款总额分别达到14000万元、18000万元，超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居全国私营银行之首位。抗日战争爆发后，金城银行业务重心转移到南方，其存款业务日渐萎缩。1937年该行存款总额为3亿元，但存款性质已发生了变化，活期存款与定期存款比率分别为70%、30%。至1948年12月，活、定期存款的比率分别为93.08%、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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