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起经过

1900年1月，慈禧太后立端王载漪之子为“大阿哥”，意在废黜光绪。结果上海绅商一千三百余人通电要求收回成命，各国公使也未去道贺。公使们的漠然，使慈禧格外愤恨，于是对排外的义和团采取了宽容态度，华北、东北各省的义和团运动得到了迅速发展，京、津一带义和团势力尤为强盛。

6月26日，就在清廷与各国宣战后的第六天，张之洞、刘坤一派上海道与各国驻沪领事议定“东南互保”条约，规定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各国商民、教士、产业由督宪保护；各国兵轮水手不可登岸，各国派兵轮驶入长江等处，若引起动乱，中国不认赔偿等等。

7月9日，汪康年在其主持的《中外日报》上刊登了《论沪上兴办商团之有益》一文，提出由新党出面组织民兵。文章详细阐发了兴办商团的益处：“一旦创办民练，罗新才以帅之，化戎莽以训练之，则多兵之设正可为弭兵之计，此团练之设首利于内防之固也。”7月12日《中外日报》又发表《固南援北策》一文，呼吁“东南七省士民合力练兵”，“取为保安内外之用”。这些论说反映了当时南方一批士绅迫切希望地方自治，抵御外侮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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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日，在东南互保运动的推动下，中国议会终于在上海宣告成立。数十位知名人士出席了成立大会，叶瀚任大会主席，以无记名投票选出容闳为议长（又称会长），严复为副议长（又称副会长）。7月29日，中国议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任命唐才常、孙多森为会计，叶瀚、汪有龄和邱震为书记，汪康年、唐才常等十人为干事。作为中国议会的主要策划者，汪康年和唐才常考虑到议会是国家议政之所，既要议国家之政，就要汇天下之士，因而没有出任议长职务。这使得中国议会尽可能地联络了一切可以联络的力量，议会的成员几乎囊括了戊戌维新以来的各种求新势力，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中国议会在第一次会议上宣布：一、不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二、联络外交；三、平内乱；四、保全中国自主；五、推广中国未来之文明进化。

中国议会第二次会议公开提出其“宗旨”为：一、保全中国疆土与一切自主之权；二、力图更新日进文明；三、保全中外交涉和平之局；四、入会者专以联邦交、靖匪乱为责任，不承认现在通匪矫传之伪命。会中大多数人抱有以下三点看法：一、尊光绪帝；二、不承认端王、刚毅等；三、力讲明新政法而谋实施之。

章炳麟则与众人不同，主张不准满人入会，救出光绪帝为平民。在迎接光绪帝南下的具体动作上迎銮派意见纷纭：汪康年主张借兵张之洞；文廷式建议借力日、英；唐才常意欲倚重翁同和陈宝箴；狄葆贤则主张密召康有为。

“中国议会”公开宣布的宗旨比较温和，“力图更新日进文明”是相当宽泛的概念，戊戌维新时期的主张都可算作追求文明进化；不承认“伪命”，则是南方官绅的共同见解，伪命仅是少数人伪传，和整个政府无关，并不算反慈禧，亦无法推出推翻现政府的结论。公开宗旨发表的这天，到会者六十余人，重要会员有容闳、严复等。

由于公开宗旨的温和性，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等地方大吏也对中国议会表示默许。据说张之洞还派遣陶森甲加入议会，他认为该会是“考求时事，发为议论，以备当事采择，略仿外国下议院之例耳”。张之洞还希望“国会诸人以及外洋各省游学诸生，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自爱其身，自重其名”。其实中国议会还有为一般会员所不知道的十二条秘密宗旨，并准备将此宗旨通报日美英三国。但议会成员又担心通报以后，传到清政府耳中对自己不利。不过最终还是由容闳起草英文，发电给英、美、日等国。主要内容是：“废除旧政府建立新政府，保全中外利益，使人民进化”等等。秘密宗旨与公开宗旨的最大差异，是明确反对现政府，要求建立新政府。

八月初，日本东亚同文会在上海的井上雅二向东京报告，中国议会成员已增至百余人，长江一带入会的武官也不少。他经常与议长容闳、副议长严复及其下诸人见面。若北京城破，太后、端王远遁，皇帝犹存，应立刻拥护皇帝建立新政府，讲求善后之策；若皇帝驾崩，太后等犹存，则不认其为正当政府，另在南方建立联邦——这已成为该会的“意旨”。8月11日至19日，井上又到南京，以中国议会的名议联络官绅，以自立会的名义联络武将，并决定若两宫西奔，“我等帮助中国议会在南方组织新政府，并应尽力使各国商量善后之策。”

汪康年是知道秘密宗旨的。8月4日，北仓失守的次日，京师岌岌可危。汪康年就提出，议会有两种对策：第一，众人议定政令、法令，一旦大变之后，即推戴一位名人为总统。第二，中国各省自行办理国事。要乘今日民心纷扰之时，派人去各省联络土匪，以造成势力。各地民间均有秘密团体，这些人颇有力量，若能联合驾驭他们，那是很有用的。1

内部矛盾

中国议会是各派的联合体，其所提出的各种宗旨对策，代表了各派的不同政见。道不同，不相谋。唐才常撇开汪康年发展自立军，又以“中国国会”的名义制作了各省关防印章，计划效仿哥老会，用暗号联络，并多次向井上雅二表示准备起事。就在汪康年提出“各省自行分国办理”这“似难却易”的事时，唐才常则豪迈地表示：北京若失守，张之洞和刘坤一就会丧失权力；只要张之洞排外，他立刻出兵夺取武昌。汪康年对自立军的事情并非一无所知，康有为、梁启超与唐才常等人早已将招兵买马闹得沸沸扬扬，中国议会正式开会前，邹代钧就问汪康年：“闻康梁之党，四布于长江上下，果蠢动否？”到了八月，扬州亦在散发标识，聚集人马。汪康年所不知道的，只是唐才常的具体部署。在汪康年看来，唐才常要勤王，要对眼下的清中央政府动手，是思出其位，“有野心”。而唐则认为汪“不可靠”。加之唐才常依靠康有为筹款，而汪康年因在《时务报》时期与康梁发生过冲突，对唐康合作有些不满。

中国国会召开地址 张园的大门

　　议长容闳也与汪康年不合。容闳佩服康有为，认为汪康年自私，议会的事情很少与汪派商量。因而汪派更嫌其偏袒唐才常。作为联合体，中国议会实已徒有其名，与会者互不买账，各行其是。到后来只能分别讨论各派的活动，议会本身有分裂的征兆。当时孙中山也是一股客观存在的势力。汪康年于1898年赴日考察时，曾经面会孙中山，孙中山也表示愿互通消息。唐才常失败后，8月30日，汪康年还和宗方一起到旭日馆拜访29日刚刚抵沪的孙中山。但由于清政府以为孙中山将随康有为相应举事，搜捕非常严密，孙中山不得不在9月1日返回日本。孙中山最终未能与议会合作。

这之后，汪康年联合江浙士绅独立开展各省自行分国办理事务的活动。当时汪康年的一位在扬州的同年负责考察扬州附近的土匪，并与汪单线联系。但8月9日秦力山所部在大通起义失败；8月22日，唐才常也在汉口被捕。形势对中国议会十分不利。随着搜捕议员的行动越来越严厉，汪康年不得不宣告终止活动。他还专门写信给刘坤一，历数自己几个月来所作所为，皆是“归重于朝廷，致望于督抚”，并无“异谋”。由于在自立军败事后汪康年曾到过湖北，康有为便一口咬定汪康年出卖了自立军。而湖北的梁鼎芬等人还认定汪康年是唐才常的羽翼，并说汪康年到湖北，“见事已发，始潜逃”。

汪康年提出的地方自行改革的倡议最终也未能如愿。而清政府则在民众呼声下，于1901被迫宣布变法，实行新政。这年七月，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递上著名的“江楚会奏三疏”，要求改革教育制度、整顿中法、采用西法等。一时间，改革似乎已被中外大臣提上了日程。清政府也确实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除旧布新，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设置了督办政务处，裁去或合并了中央及地方的若干部门，废除八股文，革新考试和教育制度，等等。然而，“中国议会”毕竟在中国产生了影响，从1903年起，民间又逐渐掀起了呼吁立宪的运动。1906年9月1日，清廷颁布《宣示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谕》，表示欲“仿行宪政”。各地绅民的立宪活动风起云涌，上海预备立宪公会、湖北宪政筹备会、湖南宪政公会等民间组织先后诞生，绅商参政的热情日益高涨。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