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关系共8人

人物生平

早年生涯

阮福时生于阮圣祖明命十年（1829）八月二十五日，父为阮福绵宗（后来的阮宪祖阮福暶，即绍治帝），母为范氏姮（后来的仪天章皇后，即慈裕太后）。他即位前的名字为阮福洪任，是阮福绵宗的次子，有异母兄阮福洪保。绍治帝即位后，阮福时出居私邸（善庆堂），绍治三年（1843）正月被册封为福绥公，并迎娶刑部尚书武春谨之女武氏缘。

据后来阮福时所撰的具有自传性质的《谦宫记》碑文记载，他出生时，母亲身体虚弱，卧床数月，而保姆未能妥善照顾自己，虽然自三岁起就由母亲亲自抚养，但从此就体质孱弱。绍治七年（1847）六月，阮福时忽然出痘，生命垂危，直到八月才勉强恢复。由于他“气血弱，身体常瘦”，所以没有生育能力，终其一生，膝下无一儿半女。

阮福时自幼受到母亲范氏的严格教育，挑选师傅教他读书，并要求他一言一行都符合礼度，不许他嬉游，阮福时每天早晨去学习，中午回来，如果遗忘或懈怠，就会遭到范氏的责骂，如果没有熟读所学内容，就会让他熟读为止，否则就算面前有戏剧也不许观看。在范氏的严厉教导下，阮福时对四书五经和诗赋韵律烂熟于胸。相比而言，阮福时的兄弟们有的不爱学习，有的年幼无知，只有阮福时一枝独秀，能在绍治帝面前出口成章，因此得到绍治帝的青睐。不过，阮福时又嫌他的师傅们都只是老秀才，学问不精，“仅堪训蒙而已”，甚至无法回答他提出的问题，于是转而对骑射感兴趣。据说阮福时射箭功夫极佳，“屡能命中”，绍治帝亦对此十分欣赏，常让阮福时侍射，并让他任意挑选御用弓矢。

继位受封

当时，阮朝效仿清朝不立太子，从原则上来说，皇位当归属长子安丰公阮福洪保。洪保不仅年长，而且身体健康、仪表堂堂，并于绍治五年（1845）生下儿子。阮福时（洪任）不仅体质孱弱、无法生育，而且还性格内向，“寡言多羞”，遇到除了至亲以外的宗室或大臣也极少寒暄，作态如同一个命妇，因此在朝中缺乏人脉。不过，阮福时的优势在于其母范氏健在，备受绍治帝宠爱，后又位居贵妃，成为事实上的后宫之主，而洪保早年丧母；此外，阮福时饱读诗书，勤奋好学，也颇得绍治帝的欢心。据记载，绍治二年（1842）绍治帝北巡河内、接受清朝册封之际，本来打算让阮福时留京监国，而这一般认为是储君的信号，因太皇太后（顺天高皇后陈氏珰）的反对而让洪保留京监国，阮福时随自己北巡。绍治五年（1845），洪保生子，绍治帝大喜曰：“五代同堂，天家臻此美福，自古希闻。”命内阁破例支给皇长孙俸禄。不过绍治帝又赞扬清朝乾隆帝禅位于嘉庆帝是“以贤不以次，合尧舜之道而兼禹启之传”，因此他对选择皇储的态度可谓暧昧不定。

绍治七年（1847）八月，绍治帝终于病倒。九月十七日秘密召见重臣张登桂、武文解、阮知方、林维浃，宣布将传位于皇次子福绥公洪任，并且任命这四人为辅政大臣。十天后，绍治帝驾崩，张登桂等宣读遗诏，洪任乃依圣祖明命帝所定制度，选取“时”字作为自己继位后的新名字（此后阮朝讳时为辰），十月三日在太和殿举行登极大典，正式即皇帝位，并改明年为嗣德元年，是为嗣德帝。

嗣德帝继位后，还需要举行“邦交大礼”，即接受清朝册封为“越南国王”。之前阮朝嘉隆、明命、绍治三帝都是前往越南故都河内举行“邦交大礼”。嗣德元年（1848），山兴宣总督阮登楷、河宁总督尊室弼以维护国体、节省经费为由，奏请将“邦交大礼”举行地点移至京师（顺化），嗣德帝采纳其议，向清廷请求在顺化举行册封仪式，得到道光帝恩准。嗣德二年（1849）七月二十二日，在册封使广西按察使劳崇光的主持下，嗣德帝跪受道光帝敕书，获册封为“越南国王”，他也是最后一位接受中国册封的越南君主。

嗣德帝继位后的顾命四大臣中，张登桂号称“顾命良臣”，身兼八衔，权倾朝野。他与阮知方不睦，在嗣德三年（1850）把阮知方支去南圻充当经略大使，而武文解、林维浃又是张登桂的党羽，所以掌权的实际上只有张登桂一人。嗣德五年（1852）十二月，张登桂等三名辅政大臣提出还政，嗣德帝批准其请求，开始独立处理政务，尽管如此，张登桂仍在朝中发挥着无可比拟的影响力，直到嗣德十八年（1865）去世为止。1

嗣德帝以次子继位，“外朝皆以为疑”，甚至举行登极大典之际，有不少官员不肯排班朝拜新君，武臣何文章按剑押班，说：“先帝弥留，预定储副，我等奉诏尊扶，有不奉诏者，自有典宪！”于是众官才排班罗拜。2最不满的当属嗣德帝的长兄阮福洪保，他于嗣德四年（1851）欲叛逃海外，被抓回圈禁。嗣德七年（1854）正月，洪保因再次谋反事泄而自缢。洪保曾企图勾结天主教徒和法国传教士，但传教士不愿卷入其中。尽管如此，嗣德帝认为天主教徒就是洪保的同党，所以加深了对天主教的敌视。从嗣德四年（1851）开始，嗣德帝下达一连串禁教令，升级了对天主教的迫害，诛杀法国传教士多人，从而提供了法国入侵越南的口实。3

法国入侵

嗣德帝治下的越南，国计民生已大不如前。嗣德帝刚继位时，工部左参知张国用就指出“民间财力不及前年十分之五六”。嗣德五年（1852）三月，嗣德帝亦对“钱荒兵缺”的局面忧心忡忡，令诸臣商量对策。加之自然灾害频仍，北圻连年堤溃洪灾，导致民不聊生，变乱四起。嗣德三年（1850），嗣德帝鉴于“频年饥荒，民穷为艰”，下令释放乂安作乱的130余名百姓。嗣德七年（1854），镇守北圻的重臣阮登楷去世，同年，自称后黎朝皇族的黎维秬在失意文人高伯适的辅佐下起兵，骚扰山西、河内、北宁一带，叛乱虽很快被平定，但北圻地区从此陷入了长期的混乱中。在越南国内如此凋敝紊乱的情况下，法国以阮朝迫害天主教为由，纠合同样有传教士死于越南的西班牙，发动了侵略越南的战争。

嗣德十一年（1858）七月二十四日（9月1日），搭乘14艘军舰来到越南沱灢（今岘港）的法西联军3000余人（法军约2500余人，西班牙军约450余人）在越南守军回复最后通牒的期限过后，炮击沱灢，拉开了法越战争及越南近代史的序幕。随后法西联军登陆，占据安海、奠海等多处要塞，越军统帅黎廷理阵亡，顺化岌岌可危。嗣德帝改派阮知方为广南军次总统，领兵抵抗法军，阮知方确立以守为战的战略方针，筑莲池屯要塞，设伏出击，多次取胜，法西联军水土不服，瘟疫流行，因此法军统帅黎峨在嗣德十二年（1859）初率主力部队转进南圻，于正月十六日攻陷南圻重镇嘉定（今胡志明市），定边护督武维宁自杀殉国。当时，英法组成联军入侵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所以占领嘉定不久后，法军主力就调去中国战场，留下800人驻守嘉定附近之右平堡。南圻天主教徒纷纷响应法军，“多有乘势吓扰平民，又或结伙为洋守御及探报者”，法军得以在此立足。

嗣德十二年（1859）六月，法国出于缓兵之计，提出议和，张登桂、潘清简等重臣也主张“战不如和”、“罢兵息民”，于是嗣德帝同意与法国议和。法国提出开港通商和传教自由，不为阮朝所接受，到嗣德十三年（1860）春，和议破裂，越军试图收复嘉定，但未能成功。同年冬，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法军舰30艘、士兵万余人全力进攻南圻。嗣德十四年（1861）正月，法军攻破嘉定大屯及暂省（临时首府），越军统帅阮知方受伤，嗣德帝改任阮伯仪为统帅。三月，定祥失守，五月，阮伯仪与法国议和，法国又提出了割地赔款的要求，嗣德帝反对，于是法军于十一月攻取边和。嗣德帝又起复阮知方来代替阮伯仪，但已无济于事，法军于嗣德十五年（1862）二月攻取永隆，南圻即将全境陷落。与此同时，法国传教士潘勒林怂恿天主教徒谢文奉从香港回到北圻，自称后黎朝皇族黎维奉，纠合数万人造反，法军下士杜瓦尔潜入造反队伍中加以指挥煽动。嗣德帝鉴于后院失火，被迫派潘清简、林维浃同法国议和，嗣德十五年（1862）五月九日（6月5日）与法国、西班牙签订《壬戌和约》（第一次西贡条约），规定越南割让南圻东部三省（嘉定、边和、定祥）及昆仑岛给法国，并向法国、西班牙赔款400万银元，还有开放通商口岸、天主教传教自由、最惠国待遇等条款。从此，越南被迫打开了国门，并走上了殖民地道路。4

内外交困

阮朝与法国缔约后，嗣德帝召还南圻前线的阮知方，又任命他为西北军次总统，让他马不停蹄地奔赴北圻，镇压日益蔓延的谢文奉等“土匪”的叛乱。另一方面，嗣德帝对《壬戌和约》十分不满，尤其是割让土地和承认“邪教”（天主教）更令他痛心疾首，想法设法赎回南圻三省，于是在嗣德十六年（1863）五月派潘清简、范富庶、魏克憻出使法国，直接向法皇拿破仑三世交涉。法国起初答应有条件归还，与潘清简草签新约，然后却又反悔，嗣德十八年（1865）正月正式接管南圻三省，嗣德帝束手无策，只能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