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内容

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德国历史学家、政论家，普鲁士学派主要代表之一。生于德累斯顿一高级军官家庭。就读于莱比锡大学和波恩大学。1863—1866年任弗赖堡大学教授。1866—1874年先后在基尔大学和海德堡大学任历史学教授。1874年起任柏林大学教授。1866—1889年任《普鲁士年鉴》杂志编辑。1871—1888年为帝国议会议员。1886年起成为普鲁士王家史官。1895年成为柏林科学院院士。积极支持俾斯麦的内、外政策，坚持以史学研究来推进德意志的统一事业，颂扬普鲁士的武力统一政策;仇视法国大革命，反对社会主义，鼓吹种族主义、沙文主义;力主对外扩张，建立一个能够争夺世界霸权的强大的君主制国家。被列宁称为德国“官僚警察历史学家”。其五卷本《十九世纪德国史》常被德国反动势力用来鼓吹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法西斯德国曾隆重纪念其诞生一百周年。另著有《政治学》、《普鲁士主义的起源》等。

对德意志史或西方史学史有兴趣的书友们，对普鲁士学派大概都不会感到陌生，尤其对于诸如聚贝尔、达尔曼、德罗伊森及这里要简要介绍的特赖奇克的名著，估计都能如数家珍吧。

与兰克一样，这位后半生始终为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利益呐喊、并在生前、生后获得了普鲁士朝野推崇的历史学大师，并不是普鲁士人。相反，海因里希 .哥特哈德.冯.特赖奇克（Heinrich Gotthard von Treitschk）出身于萨克森王国一个显赫的军人世家，他的父、祖皆在萨克森军队中身居高位，且充满着普鲁士王国的敌意。然而，家庭的政治氛围显然没有能够影响到青年时代的特赖奇克的价值观，他逐渐开始痴迷于当时在战胜拿破仑帝国后、日渐浓厚的“德意志民族复兴”的思想浪潮之中。

1866年的特赖奇克

从1850年到1855年，特赖奇克先后在波恩大学、莱比锡大学、图宾根大学、海德堡大学、哥廷根大学求学，其中在波恩大学得到普鲁士学派学者达尔曼的教诲，对他此后的人生“产生了最具决定意义”。特赖奇克后来说：“从我遇上达尔曼的那一天起，我就清楚了自己今后该做些什么，而且我立刻便开始行动了”。1

与众多同时代的史学家相比，特赖奇克是个名副其实的行动派，他精力旺盛、性格乐观、行事风格强悍得近乎暴虐。他笃信导师达尔曼的思想，认为德意志民族的未来，必须建立在普鲁士霍亨索伦家族的崛起上。一开始，特赖奇克想追随聚贝尔的步伐，将从政当作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他开始四处宣传普鲁士学派的政治主张，他高呼“德意志思考得太多了，现在该是它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对于本行——史学研究，特赖奇克曾公开坦诚，他并不喜欢学术研究，除非能从学术研究中得到给予社会和自己的利益。他是为了民族的福祉和个人的政治愿望而去研究历史，他也从不在“沉默中研究”，而是赋予了自己的研究课题以充分的社会现实感，不管是远处的战场厮杀、还是附近的街头冲突，都能在他的课堂上立刻产生反响。

特赖奇克的政治观念对他的学术之影响太过严重，甚至露骨，以致于他被迫放弃了在家乡莱比锡大学的教职，还曾经遭到过以弗莱堡主教为首的天主教会的痛斥。尤其是普奥战争的爆发，使得特赖奇克几乎成了大众的敌人，终于他前往柏林，成了真正的“普鲁士历史学家”，但出于独立人格的潜意识，特赖奇克数次回绝了宰相俾斯麦的招募，最终他还是在基尔大学重上讲台，又做回了他一度不屑于成为的专业学者。

正是在基尔大学，特赖奇克才开始展现自己在历史学上的功力，其中奠定其在整个西方史学史上尊崇地位的，就是那部至今让人仰慕的五卷本巨著《十九世纪德国史》（Deutsche Geschichte im neunzehnten Jahrhundert），这部著作耗时达20年方才完成，特赖奇克为此广泛收集了相关史料，俾斯麦首相曾专门特许他使用了普鲁士外交部的档案。随着撰述的展开、深入，特赖奇克逐渐扩大了叙述的范围，从一开始以普鲁士王国为中心的北德意志联邦，扩大到了十九世纪的整个德意志诸国。整部著作以政治史的演进为主线，特赖奇克在不止一处的地方嘲笑了那些文明史学者的观点，称他们“只看重房间里的电灯或坟地里的破罐子”，而不知国运大势的变迁。在《十九世纪德国史》里，特赖奇克不仅对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符腾堡、萨克森等大国的历史信息进行了细致描述，连德意志境内那些非常小的公国或自由市的历史，也尽可能地予以收纳、论证。通过特赖奇克的如椽之笔，我们可以看到十九世纪德意志各地的生动画面，以及各相关历史人物栩栩如生的飘然而至。（例如，他在维也纳和会篇章中令人叹服的精彩之笔）。

强烈的政治标签和极端的言辞论断，使得当时欧洲史学界中不满特赖奇克的大有人在，他们嘲笑他是“政客外衣下的历史学者”，但是特赖奇克的伟大依然无可置疑，这凭借的不光是他的近乎国葬般的葬礼，更有那部光照后世的名著——《十九世纪德国史》。

老年的特赖奇克

参考资料